苏轼的诗词人生 一、进京赶考及凤翔任职

一、进京赶考及凤翔任职

这里简单地介绍了苏洵携二子往见张方平张氏，张方平和苏洵都是强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这对苏轼后来的政治立场和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介绍了苏轼兄弟出川进京赶考的过程，以及初官凤翔一些琐事。时间在英宗赵曙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以前。其中有十四首诗词，另有其弟苏辙的三首诗。

(一)苏轼的大事年表

苏轼，生于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01.08)，卒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08.24)，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1080)，又号铁冠道人(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海上道人，世称苏东坡、苏仙。眉州眉山(四川眉山)人，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祖籍河北栾城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

他不仅在初入仕时就向皇帝“进策”二十五篇，阐述了自己变革朝政的策略谋识，尽述富民强兵的政治理想，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身体力行，谨守臣道，忠贞不二，不畏权势，耿直敢言，既不“唯荆(王安石)是师”，又不“唯温(司马光)是随”。即使受谤遭贬，甚至身陷讼狱，远贬南荒也无怨无悔。在宋代就受到上至皇帝下至仕人百姓的广泛颂扬。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称“公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

仁宗赵祯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母丧，服孝(1057.04～1059.06)；

仁宗赵祯嘉祐四年(1059)，举家前往京都；

仁宗赵祯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应中制科考试，即“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英宗赵曙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还朝任史馆；

英宗赵曙治平三年(1066)四月，父丧，服孝(1066.04～1068.07)；

英宗赵曙治平四年(1067)一月，神宗继位，召王安石进京任职，变法(1068～1077)拉开了序幕；

神宗赵顼熙宁元年(1068)，娶王弗堂妹王闰之；

神宗赵顼熙宁二年(1069)二月，服丧期满返到京，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

神宗赵顼熙宁四年(1071)六月，自请外调，七月到任通判杭州；

神宗赵顼熙宁六年(1073)，去密州前，收留歌妓王朝云；

神宗赵顼熙宁七年(1074)九月，十二月到密州(山东诸城)；

神宗赵顼熙宁十年(1077)二月，四月二十一日到知徐州；变法失败，改制开始(1078～1085)；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三月，知湖州(浙江吴兴)；

神宗赵顼元丰三年(1080)，以“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湖北黄冈)，二月到任；纳王朝云；神宗赵顼元丰七年(1084)六月，贬汝州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

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十月，复为朝奉郎知登州，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再被招回朝；

哲宗赵煦元祐元年(1086)九月，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哲宗赵煦元祐四年(1089)，七月到任知杭州；

哲宗赵煦元祐六年(1091)三月，召回朝任吏部尚书，但不久又因政见不合；

哲宗赵煦元祐六年(1091)八月，调往颍州(安徽阜阳)；

哲宗赵煦元祐七年(1092)二月，任扬州知州；

哲宗赵煦元祐八年(1093)九月，任定州知州(河北定县)，接着远贬英州(广州英德)；

哲宗赵煦元祐八年(1093)，妻王闰之丧，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

哲宗赵煦绍圣元年(也是元祐九年，1094)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使，再次被远贬至惠州(广东惠阳，王朝云随往)，从此没有再回朝廷了；

哲宗赵煦绍圣四年(1097)四月，再贬儋州(海南儋县)；

哲宗赵煦元符三年(1100)，徽宗立，赦还，卒于常州。南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文忠”。

北宋文学家“苏门四学士”是黄庭坚(字鲁直)、秦观(字太虚、又字少游)、晁补之(字无咎)和张耒(lěi，字文潜)的并称。“苏门后四学士”是李恪非、廖正一、李禧和董荣。

苏轼一贯秉持的“尊主泽民”思想和屈原的美政思想。手足分离和私情，比起廷忧边患的国势来说，毕竟属于次要的伦理。

(二)进京赶考

仁宗赵祯至和元年(1054)七月，张方平(1007～1091)以户部侍郎知益州，驻节成都。次年，苏洵(1009～1066，字明允)听闻张方平的大名，携二子往见张氏，与其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和，甚为相得。张方平见苏氏兄弟，惊为天人，以为人间骐骥。苏洵与张方平商量，想让苏轼兄弟先在蜀中应乡试，张方平却认为，这是“乘骐骥(千里马)而驰闾巷(小的街道)”，大材小用，力劝苏洵让二子直接赴京应举。但想要赴京应举，没有人推荐是不行的。苏洵便想请张方平作为两兄弟的推荐人。张方平说：“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欧阳修，字永叔)乎？”(北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并不顾自己与欧阳修原有嫌隙，毅然写信向已还朝担任翰林学士兼史馆编修的欧阳修推荐苏氏父子，并资助盘缠。自此以后，苏氏父子与张方平开始了漫长而亲密的交往，苏轼也与比他年长30岁的张方平结成了忘年之交。可以说，张方平对于三苏父子，有知遇之恩。

张方平和苏洵交往谈古论今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议论评价王安石，他们都是强烈反对变法的，这对苏轼后来的政治立场和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仁宗赵祯嘉祐元年(亦至和三年，1056)3月，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朝廷的科举考试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论述古代君王在奖惩赏罚方面都是本着宽大为怀的原则)，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1007～1072)，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1002～1060)及范镇(1007～1088)。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1019～1083)所作，为避嫌，取为第二名(即科举考了第二名)。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三次)，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直到苏轼前来谒谢主考，并以书启谢欧阳修及梅尧臣，范镇等。欧阳修方问及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然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不由感慨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成语“出人头地”就是从欧阳修这句话中提炼出来的。

仁宗赵祯嘉祐三年(1058)，三十八岁的王安石上给仁宗皇帝一篇《言事书》，也就是所谓的《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未被采纳，司马光说他提出了“三大不足”论断，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梁启超说他是“三代下唯一完人”，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苏轼在试策中则认为，应该以渐变的方式较妥，并且说：“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他认为变法是必要的，可是过分强调法而忽略用人的适当，结果是不对的。要变法，就要考虑成熟；既变，就要坚持到底，不要有始无终，之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