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学规

白鹿洞书院学规

宋朱熹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

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作者介绍]：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侨寓福建建阳。高宗绍兴年间进士，历仕高、孝、光、宁四朝，累官转运副使、秘阁修撰、宝文阁待制。卒谥文，赠太师，徽国公。熹主抗金，但强调准备，韩口胄等目为“伪学”，执教五十年余年，于经、史、文、乐及自然科学所著述。他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之大成，主灭私欲，从“天理”。明清两代，程朱理学奉为儒学正宗。著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学习导读

从学规文本之后的解释可以看出，朱熹讲学或教人为学的目的，不是要人们学到杂乱的知识，写得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为了要人们按儒家经典，读书穷理，修己治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他规定了封建社会“大学”教育内容的核心，是讲明道德的所以然，这既是教育内容，也是教育目的，把世界观、政治要求、教育目的与学习修养的途径融而为一。这种教育理论，以及由它引申出来的一些实际教学措施，对巩固封建秩序能起很大的作用。它出现之后，很快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也是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并影响到各级各类官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办学的准则。明代大教育学王阳明亦对这个学规给予了高度评价：“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阳明全书·紫阳书院集序》）。原文翻译

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恩义，夫妇之间有差别，长幼之间有顺序，朋友之间有诚信。

以上是“五教”之目。尧舜命契担任司徒，认真施布的“五教”，即是指此而言。所谓学，就是学这“五教”。学习有先后顺序，也分为五个方面，分别是：

广博地学习，详尽地询问，慎重地思考，清楚地辨别，切实地实行。

以上是学习的顺序。学、问、思、辨这四个环节，是穷理的过程。

至于笃行这个环节，则从修身直到处事接物，又各有要领，分别是：言论忠诚信实，做事勤勉认真，惩戒忿愤，抑制情欲，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以上是修身的要领。

使正义得以伸张，不谋求利益；使真理得以彰明，不计较功劳。

以上是处事的要领。

自己所厌恶的事，不施加于他人；行为达不到预期目的，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以上是接物的要领。

在我个人看来，古代圣贤用以教导人学习的这些方法，其意图无非在于要人们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再推及旁人，并不仅仅是要人们强识博览撰写诗文，以钓取声名利禄。现今求学的人们，却都违背了古代圣贤的这一意图。然而，圣贤用以教育人的方法，都包括在经典之中，有志之士，本就应当熟读深思并加以问辨。假使能知道明理修身是当为

之事，并自我严格要求，那么，哪里还用得着别人创设规矩禁令，而自己去遵循呢？当今，就学有规则，对待求学的人来说，这已属浅薄了，而这些方式又未必合于圣贤之意。所以，不再把这些东西用于这所学堂，而是专门选取圣贤用以教人学习的大原则，条列于此，揭示于门楣。诸君如果能相互讨论共同遵守，身体力行，那么，当思想、言语、行为发生时，能使人小心谨慎并感到畏惧的，必定有更加严厉于所揭示内容的。

如果有人不这样做，或者做了出违背的事情，那么这个揭示作为规则，就定能对他发生作用，因而是不能忽略的。诸君还是要认真思考啊！

学规揭示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最初没有明文规定，直至朱熹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条文也比较抽象概括。以后历代陆续补充，有的订得比较详细，有具体的细则，尤其是对生徒品德修养和生活起居方面的要求，规定得十分明确。在白鹿洞书院的历史上，除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外，还有《胡居仁规训》，《布衣章演为学次第》，《参议葛寅亮课语》，《主洞汤来贺学规》，《蔡宗充洞规说》，《主洞李应升洞规》，以及《督学王练戒勉》等等，不下二卜五六个之多，它们虽然都体现出忠于封建纲常的总精神，但又各有各的特色。

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一方面是受到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古代教育经验的继承。周予同先生《中国学校制度》一书考证，佛教最盛行之时，每个寺庙就是一个佛学院，为了向佛徒传经布道，订有“清规”。唐代怀海禅师的《一百丈清规》，就是一部成文的禅林法规。

这个规约，既有上课，考试的纪律，还有课外言行的规范；既有如何对待书院内事的规定，还有如何对待社会问题的规范；既有正面教育的要求，还有教育处罚的办法。

至于为学校专门制定的守则，我国古已有之，管子的《弟子职》就是一例。这个守则，不一定为管子手定，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根据当时官、私讲学经验写成的。它规定了学生应该遵守的学习和生活纪律，内容庞杂，不易记诵，朱熹为之写了注说（见《朱文公文集读管氏弟子职》），并认为它只是“言童子人学受业事师之法”（《礼仪经传通解学礼》），即是一个小学生守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