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历史与历史的边缘

边缘的历史与历史的边缘

——读奈保尔的《河湾》

“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这就是《河湾》的开头。这就是V.S.奈保尔——一个如此率直、如此深沉地绝望的人。

在当今社会里，任何忠实于自己所见而特立独行的人，都注定要为非议所包围，奈保尔亦不能免。但正如历史一次次向我们昭示的，非议不会埋没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对于奈保尔的获奖，人们可以说是因为近20年来诺贝尔奖的边缘化取向，也可以说是因为他对西方中心的迎合，但任何真正热爱文学的人，任何真正读得懂文学的人，都不会否认，他受之无愧。奈保尔不是“前殖民地的背叛者”，在他的小说中，绝没有对“第三世界”的西方式的屈尊俯就，也绝没有对殖民主义的眷恋怀旧之情，有的只是冷静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的确，无论是对于祖先之邦的印度，对于成长之地的特立尼达岛，还是对于穆斯林世界和非洲，奈保尔都有过几近刻薄的批评言辞，但在这些言辞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是对于“被压迫者”命运的历史关切，和一位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相较之下，更值得我们信赖的是奈保尔，而不是那些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对他说三道四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们。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河湾》出版后不久，美国著名批评家欧文·豪就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说，“单就天赋才华而论，在世作家现鲜有超过V.S.奈保尔者。”另一位评论家伊丽莎白·哈德维克也说过，“在我看来，奈保尔想像之宽广，以及表达这种想像的非凡的叙事框架，在今天无与伦比。”如果说奈保尔的才华世所公认的话，他的成就也同样毋庸置疑，许多次的获奖，以及在20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中独占两部（《河湾》和《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都足以为证。不过，奈保尔的成就并非仅仅出自其才华，它还来自于他对文学的严肃态度。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是先锋派的实验的文学。奈保尔独立于潮流之外，他追随的仍然是狄更斯和果戈理的传统。对他来说，有生命力的作品所必备的品质是思想的“清晰”和风格的“犀利”。他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紧凑的情节、平实的文风、犀利的观察和冷静的思考——思想和风格的统一，思想流贯在叙事之中，成为小说的元素之一。这也正是诺贝尔奖对他所做的表彰：“将逼真的叙事艺术和严正的观察能力结合于作品之中，驱使我们去认识那被掩盖了的历史存在。”

像奈保尔的多数小说一样，《河湾》里的叙事者萨林姆也是一个孤独的、远离家乡的印度人，这种“外来者”身份既是奈保尔本人生活经历的写照，也给了他的叙事一种特有的力量。作为局外人的道德义务是耐心等待，并避免妄下断语，这是作为作家的奈保尔的态度，也是作为叙事者的萨林姆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河湾》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被一种出自绝望的愤怒与焦虑所噬啮，马赫士夫妇、蕾蒙德夫妇、因达尔、费尔迪南，甚至仆人墨迪，无不如此，惟有萨林姆自始至终冷静地、几乎是冷漠地目睹着并讲述着在这个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却又不能到达现代文明之福祉的河湾国家里所发生的一切。《河湾》里那种有着喜剧色彩的悲剧并不仅仅在这个河湾国家里上演，但惟有在《河湾》里，惟有通过萨林姆那有着巨大陌生化力量的叙述，我们才如此撼心动魄地意识到发生在边缘世界里的遽变与创伤，才如此深刻地体认到革命与解放的肤浅，鲜血的廉价，以及文明的脆弱与虚妄。而那些生长于边缘世界本土的作家们，缺少的正是这份局外人的清醒和这种同现实之间的距离。也许正因为如此，奈保尔才会说：“我的作品只有在一个自由文明的西方社会里才有可能。在未开化的社会里它是不可能的。”

萨林姆在河湾的经历最终被证明是一场从毁灭到毁灭的旅行。他最初所见到的河湾小镇是动乱之后留下的一片形同鬼城的废墟：欧式的郊区被夷为平地，殖民时代的雕像与纪念碑被摧毁，到处是断壁残垣，只有角落里还有人居住。然后是商业的复苏和新总统的出现，高楼大厦在“新领地”拔地而起，年轻人被送去上大学。这个国家似乎正在大步跨进现代文明的门槛。然而就像总统对欧洲王室风范的刻意模仿和他所掀起的对自己母亲的圣母崇拜一样，这一切都不过是边缘世界里所特有的一种现代伪装，是“黑人僭用白人的谎言”。在谎言和伪装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丛林法则和愚民政治，是那种“像森林里的暗火”一样随时会爆发的毁灭性的愤怒。最后，随着总统的“激进化政策”，以及“解放军”的出现，本来就没有任何凝聚力的河湾社会再度走向分崩离析，恐怖与毁灭又像黑暗的丛林一样遮蔽了一切。这就是边缘世界的历史宿命：从毁灭到毁灭。奈保尔曾经在谈到阿根廷时说过，“他们每天都对自己撒谎，试图创造一种喜剧神话……灭绝就是他们的历史。”这句话用在他笔下的河湾社会上也是再真切不过的。

小说中的雷蒙德永远也写不出关于这个国家的那部历史巨著，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历史，它充其量只是存在于历史的边缘，就像那条亘古如斯地奔流在丛林边缘的大河一样。扎贝思以及无数像她一样的村民就是这种边缘状态的象征。在和平时期，她们会撑着独木舟，搭一段顺风船，到河湾小镇上做些小买卖；而一旦动荡来临，她们就会钻进那些秘密的河汊，回到丛林中她们隐蔽的村庄。扎贝思甚至每次到小镇上的时候，都会涂上散发出难闻气味的防护油，以驱赶外部世界的人。然而外部世界是不可逃避、不可抗拒的，就像被称为“河上的新东西”的水葫芦：“……水葫芦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从南方漂过来，一路走一路撒播新的种子”，“旧的毁掉了，新的又长出来，根本来不及消灭”。水葫芦最终会堵塞河道，外部世界的文明已经给河湾小镇带来了毁灭。问题是，它只能带来毁灭吗？奈保尔曾经说过，“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灾难？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也许在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河湾的居民们注定要在文化的冲突与文明的创伤中历尽磨难？

奈保尔没有给予我们希望，《河湾》的结尾呈现给我们的仍然是黑暗中毁灭的景象。作为一个作家，他这样做有着足够的理由，甚至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因为“罪恶被书写这一事实，书写它们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正义的行为——或者说让人确信正义的存在，让人确信罪恶不只是会被掩埋”。而作为读者的我们，总是不甘心于彻底的绝望。但希望何在？小说的末尾，费尔迪南说，“大家都在干等着，在等死，大家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在被人谋杀。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狂热。大家都想捞一把就走。但是往哪里走呢？这就是令人绝望的原因所在。大家都知道自己失去了可以回的地方。……我开始希望我能回归到孩童时光，忘了书，忘了和书相关的一切。”这是绝望中的呐喊，也是绝望中的反思。而当这种反思出现在“新领地”所培养出来的青年费尔迪南身上时，我们就有理由看到希望，因为黑格尔教导我们，理性自有它的狡黠。（李瑞华）

（V.S.奈保尔，《河湾》，译林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