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绛义利之辨的现实意义

“义利之辨”的现实意义

——陈绛教授在第三届敬老崇文论坛上的演讲

发布者：正北时间：2012-10-20 07:09:29 来源：解放牛网解放日报【收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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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传

陈绛字墨孙，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29年生于福州。194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50年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提前毕业，分配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工作，1957年起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曾任上海市经济史学会会长。1977年回复旦任教，1995年受聘入上海市文史馆。作为美国富布莱特资深学者，1983年曾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访问讲学。合著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译有《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李鸿章评传：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起始》，编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轮船招商局》、《中国家谱资料选编·经济卷》及有关论文。

幼承庭训点滴

母亲以传统的诗词给我美的启蒙教育，陶冶我幼年的情操；父亲要我诵读儒家经典，就是要用它培养我的道德观、价值观。东西方文化尽管有许多差异，但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是相通的。我在哈佛大学校内的哈佛燕京学社看到陈宝琛题写的对联——“新旧文明能相益，东西心理本自同”，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本届论坛的主题——传统文化与道德建设，是个很大的题目。不论传统文化，还是道德建设，都可以单独作为一个专题，撰写一部专著。今天我只能就幼年所受的家庭教育及其对我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影响，谈谈我对儒家“义利之辨”的肤浅体会。

我在识字之前，晚上入睡前，母亲常常教我念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西鄙人《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之类文辞优美、音调悦耳的诗歌。母亲以传统的诗词给我美的启蒙教育，陶冶我幼年的情操，却从来不教我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类宣扬读书做官、毒害儿童心灵的诗。母亲的诗教，以及她每天晚上哄我入睡时给我讲孟母三迁、孔融让梨、王祥卧冰等中华传统美德的故事，则是她给我道德的启蒙教育。我小时虽然不像《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那个六朝人，把钱叫做“阿堵”，可是母亲却从不让我接触钱，我身边没有零花钱，想要什么文具小玩意儿，都是母亲替我买，我自己没有钱，也不用钱。即使新年有压岁钱，收到后，也要交给大人。一直到读小学六年级快毕业时，母亲才给我几枚铜板，自己可以自主到文具店买喜欢的文具了。

父亲是以儒家思想灌输我。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长期支配中国社会生活，四书五经是儒家思想的元典。我读小学和中学，每遇假期，父亲总是抽时间教我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教给我文化历史知识，而在于教我立身、待人、做事的根本道理。他告诉我，我们这一辈兄弟命名，都是取“纟”旁部首，如陈总（字岱孙）、陈薭（字矩孙）。下一辈应当怎样取名，请示大伯祖父陈宝琛。那时正是民国初年，社会混乱，军阀混战，在陈宝琛眼中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以他说，现在做人最要紧，取名就取单人旁吧。父亲很有同感。所以我的子侄辈名字多是单人旁，如陈任、陈传。

父亲要我诵读儒家经典，就是要用它培养我的道德观、价值观。在小学五六年级时，有一天中午放学，正遇上突然下阵雨，我回家告诉父母亲，一个我平素不喜欢、看不惯的同学

没有带雨伞，我幸灾乐祸看他淋着雨回家，而不愿意叫他和我共打一把伞。父亲听到后很不以为然，他立即引《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教训我。他就是这样不失时机地用儒家的道德准则来要求和规范我的日常生活。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一直谨记在心。父亲对我和善地循循善诱，我从小从未受过父母亲一次责骂，更没有挨过打。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房东夫人在早餐桌上谈起这则故事。她是基督徒，立刻告诉我，《圣经·马太福音》上说，你要人家怎样对待你，你便应该怎样对待人家。一正一反，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可见东西方文化尽管有许多差异，但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是相通的。我在哈佛大学校内的哈佛燕京学社看到陈宝琛题写的对联——“新旧文明能相益，东西心理本自同”，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义利之辨”释义

仁义道德是中华传统道德的基本内容。“义利之辨”，就是正确处理道德伦理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儒家并不讳言利，但反对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或集团的私利，反对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践踏道德伦理的底线。谋取利益的时候，要首先考虑道德的准则“义”，这是儒家教导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是孔子对学生子贡提问的回答。子贡问他：“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回答说：“那大概就是‘恕’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对‘恕’字的诠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恕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对自己要严格要求，待人家要宽厚，否则就离开恕字远了。记得陈家祖训有“常存厚道以培家运”句，螺洲祖屋第一进大厅左右两侧柱上悬有楹联“谦朴六爻皆吉，恕字终身可行”，两者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母亲待人宽厚仁慈，深受邻里的尊敬和赞扬。自我记事时起，我从没有见过她对佣人（不论男仆还是女佣）疾言厉色、叱喝呵责。

父亲教我读《四书》，不是按大、中、论、孟的次序，而是先读《孟子》。我最近读到王国维的女儿回忆王国维的文章，谈到王国维教子女也是先读《孟子》，然后才读《论语》。《孟子》第一章《梁惠王上》的主题是“义利之辨”。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给我什么利呢？”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有了仁义就可以了。”孟子接着说：“如果全国上上下下都追逐利，那么，国家便完蛋了。”如果说“仁”是《论语》的核心价值观，那么，“义”可以说是《孟子》全书的一个重要主题。仁义道德是中华传统道德的基本内容。宋儒程子说：“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出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义利之辨”是《孟子》一书提出的第一个论题。孔子和孟子都多次谈到义。在儒家看来，“义者宜也”（《中庸》），义就是做事要适宜，待人要公正。孔子说，义是最可贵的，它是做人的根本（“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孟子说，人性中羞耻的心，是义的开始（“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一丝一毫也不会给别人，也不会从别人那里拿取一丝一毫（“非其义者，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官吏违背义理，百姓触犯刑律，国家还能存在，那是太侥幸了（“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义与利，通俗地说，就是道德与利益。“义利之辨”，就是正确处理道德伦理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儒家并不讳言利。“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也就是说，道德和利益是人所兼有的。王充在《论衡·刺孟》中分析：“夫利有二：有货财之利，有安吉之利。”前者指国家的财政收入，后者指百姓的安定富足的生活。林则徐有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国家的崇高利益，不应趋福避祸，即使贡献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儒家不是一般地反对利，儒家反对的是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或集团的私利，儒家反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