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梁漱溟（1893-1988）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之家，梁漱溟的童年始终是在欢快自由的氛围中度过的，其父虽任职清廷，但他的发蒙教育却是当时最开放的中西小学堂，进入中学后，其倔强、顽强的个性日渐形成。中学毕业后，他到当时的《民国报》当记者，痛恨私有财产，相信社会主义，对现存的一切都坚持强烈的批判精神。在

此前后，他也经历了早年人生的三大危机，即从如何救治社会流弊、如何安立人生，到最后如何“住世”的问题；其结果则是从谋求自杀到最后形成坚持一生的“茹素”习惯。而在这几个阶段中，梁漱溟都始终坚持着切己的思考与真实的践行精神。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其研究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受到蔡元培先生的关注，随即被聘为北京大学专讲印度哲学的特约讲师，由此进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

按照梁漱溟的个性，他讲印度哲学就是要“替释迦说个明白”，但由于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因而“趋新”、“趋西”以及“全盘反传统”是当时的主流思潮；而胡适、陈独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巨擘也都聚首于北大，这就不能不使他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也不能不有一种沉重的“压迫”感。不过，由于其从少年时代就形成的倔强性格，因而这种压力非但没有压垮他反而激发了他强烈的逆反心理与抗衡意识。所以，他转而将自己“替释迦说个明白”的初衷及时调整为“替孔子说个明白”。于是，就有了与胡适的对台戏，也就有了专门抗衡于西化之说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系列讲演。关于其讲演的心态，他在该书出版时的《自序》中有非常具体的说明：“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显然，这一剖白既是梁漱溟放弃佛家而“做孔家生活的缘故”，同时也是其发起“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系列讲演的具体因由。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虽然是一部应急之作，但以梁漱溟的个性及其重视切己与践行的学风，其书中所持倡的绝非一般所谓的抗俗、矫激主张，而是充满着对中西印三方文化的切己思考与真切的体认。在该书中，他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他由此解释何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欲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住世”观念发达。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梁漱溟关于中、西、印文化三路向的说法虽然只是一种直觉，但在当时却起到了“震撼”的作用，尤其是他对中、西、印不同文化路向的分析与说明，一下子避开了“全盘反传统”的锋芒，“使中国知识界感到迷惑，不知道应该怎样作出反应”（《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而对于一贯坚持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新儒学来说，这种不同路向的分析与说明却起到了唤醒的作用――唤醒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民族特色的注意。所以，熊十力以“中流砥柱”来赞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牟宗三也赞叹《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一部“深造自得之作”；而美国学者艾恺则认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不仅“引起了东西文化的争论，并为1923年的科玄论战准备了前提”（《最后一个儒家》第79页）。

此书原系梁漱溟为抗衡当时西化之说而开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系列讲演稿。本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由此解释何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欲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住世”观念发达。作者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在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梁漱溟与刘咸火斤是分别处于中心和边缘的两位学者。两人拥有截然不同的家世生平和思想资源,而且即使是两人相近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也因为进化史观与道家史观的歧异而呈现出反传统与传统的不同取向。刘咸火斤的中西文化思想一方面深受梁漱溟具有范式意义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这一思想是对梁书的创造性诠释,并对梁漱溟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影响。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的第一部系统的、自成一家之言的论著。书中提出了人类生活样式的三种路向。并以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为代表，对西、中、印三方的哲学作了比较，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不是历史阶段的差异。而是其生活路向和人生态度不同。西方的哲学已走向末路．而中国的文化将要复兴，将要成为世界的文化．人类将要走中国所代表的路向。但由于梁漱溟以佛家的唯识论为其理论工具。把意欲作为文化的根源．企图以此来解释人类生活和文化发展的不同进程，而忽视其他的原因。因此不免又有主观、简单、模糊之弊．以致未能使其整个文化和哲学观点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上。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个整体，他们从两个相悖的源头出发（地域部落和血缘部落，这个放在后面说），形成了两种相悖的文化。东方文明想要西化就不能偏于一隅而需全盘改动，这样一来，传统的东方文明——包括他的艺术也会随之死去。这个曾经的噩梦如今已变成残酷的现实。羽帆搞了一个现代诗的沙龙，我在那曾和朋友说过：现代诗，也就是西化过的中文诗，写的好像大多是种意识流，这或许与个人主义有关。中国传统诗表达的东西似乎是道（或说自然），我说不清，但一定与现代诗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之间是没有多少延续性的。传统文化的中断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梁首先阐明了一个很经典的论断：欧人征服自然，而东方人提倡与自然相融合。至于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说法各异，许多人试图从地理的角度去解释。他们说希腊土地硗瘠食物不丰，形成了人们与自然抗争的文化。但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自然条件也未必优越。它是所有古文明中唯一产生于温带的文明，加之又处黄河流域，水患连年，但很显然中国人并没有选择希腊那条路线。再者，征服自然本就是一切文明的通性，东西方在征服自然上只是程度之差。并且，希腊的古科学——人们后来发现，他是非功利的，是种纯粹的学术，与人类生活并不太相关（甚至由此有人说：科学之发生源于求知而不源于应用）。虽然这种说法还存在着那么多争议，但我们不妨以此为基点，来考虑一个新的问题：

假使西方化不与我们接触，那么东方文明继续走下去，他有可能产生飞机轮船，产生自由民主，产生共和或立宪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东方不是在和西方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由于走得慢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