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历史教训筑牢斗争意志

吸取历史教训，筑牢斗争意志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

临行前，毛主席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出个好成绩。为什么要提李自成，是因为一本书——《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是1944年出的，说的就是1644年的事情。

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这一年，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杀，明朝一统政权覆灭。李自成号称“闯王”，纵横17年率领农民起义军打下江山，建立“大顺”政权。但进京42天后就逃出北京，一年后就兵败身亡，真的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李自成溃败的如此迅速又彻底？

初进北京城，李自成还是很重视纪律。但一天天过去，军纪日渐松弛，为后来的败局埋下隐患。这里面有两个必然的原因。

第一个是起义的动机问题。李自成起兵时对老百姓说“迎闯王、不纳粮”，来争取人心，对手下人说“打江山、取富贵”，来刺激身边官兵为他打仗。他在反对统治阶级时，只想自己取而代之。这种思想主导下的队伍，可以共患难，但是难以同富贵。官兵长年忍受的征战疾苦，在攻入都城时便成为放纵贪欲的催化剂。

第二个是治国思想的问题。李自成当时提出要“均田免粮”，这个思想是很好，但是在当时不具有可行性。国家要运转，要养兵，但是不收税，没钱，怎么办？只能向官员和富商“追赃”“助饷”，也

就是大刑拷打强索财物。据说李自成手下头号大将刘宗敏干得最厉害，进北京后制作了5000副夹具，贪欲滔天，滥用刑罚。

大顺军在北京大肆劫掠，腰包早已鼓起。曾经的长胜之军，已经悄然蜕变。试想一下，如果部队上战场的时候还随身带着大笔的钱财，心里想的事情也不是如何打赢，而是回到家乡后怎么置办家业，过上好日子，这样一支军队还会有战斗力吗？即使上战场也必然不能舍身奋战，一旦战局不顺又必然会携财逃走。所以李自成被吴三桂部和清兵打得惨败。

据说八旗骑兵的马蹄在大顺官兵尸体上踏过时，会有一阵阵金属撞击之声，战后也发现战死的大顺官兵身上基本都带着金银财宝。

从大顺政权身上，可以简单的探讨三个问题：

第一，头脑不够清醒，斗争意志涣散。关外的敌人正磨刀霍霍，自己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文恬武嬉，都在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

第二，大是大非面前不敢亮剑，面对歪风邪气不敢坚决斗争。李自成面对领导层的腐化，虽说知道了，却没有及时处置，当然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整支队伍出了大问题。

第三，斗争方法出了问题，该团结的没有团结，甚至把团结的对象变成了斗争的对象。滥用私刑，到处追赃，但是得来的钱财都进了大顺军的腰包，也就是跟着李闯王起义的人，但是普通

民众的实惠有限，所以官绅、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没团结好。而且按理说，吴三桂应该是李自成重点争取的对象，但是自己又亲手把他推到了清兵那边。

让我们再回到1949年。当时我们的内外环境并不比李自成那时要好。从国内来看，国家一贫如洗，国民党留下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反革命分子还在不停地暗中破坏；从国际看，可谓强敌环伺，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敌视和包围，以及经济封锁和武装威胁。

同时，在解放战争后期，确实也出现过一些混乱现象，这才是最令毛主席担忧的。例如，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在解放城市过程中，“许多机关团体和部队，在城市中占领与争夺公共房屋和家具，或一个小机关占据极大极多的房屋，任意糟蹋毁坏，不负任何责任；许多干部擅自在城市的公共房屋中设立私人的公馆，取用家具，或以家具赠人，搬入乡村”。

所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针对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如今，我们已经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关头，即将迎来伟大胜利，我们

同样容易骄傲起来，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风险挑战，斗争还将会长期存在。时代在变化，敌人也许不会拿着刀枪向我们冲上来，但是敌人并没有消失，而是躲起来，拿起了政治的、经济的、舆论的，各种各样的武器，想要打倒我们。所以新时代仍然要继续弘扬“两个务必”，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坚定斗争意志，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最后，我想用四句话与大家共勉：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