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选择实证研究机遇与挑战并存

会计选择实证研究机遇与挑战并存
作者：杨帆杨海丛于永生
来源：《财会通讯》2008年第11期
从会计选择研究的进程看，西方学者对会计问题的研究有过两次高潮。

第一次是20世纪30、40年代，主要研究会计政策的规范性问题；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会计选择为重心的实证会计研究，至八十年代达到相当的高度。

托马斯·菲尔德(ThomasD.Fields)、托马斯·赖斯(Thomasz.Lys)以及琳达·文森特(Linda Vincent)三人(以下简称F.L.V)合作的《会计选择实证研究综述》(Empirical research on accounting choice，以下简称《综述》)于2001年发表。

在《综述》里，作者对前期文献做了全面梳理，批判性地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研究学者在会计选择问题的研究中取得的进步非常有限。

会计选择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而《综述》里所做的相关批判，不能仅仅看成是在该研究领域的缺陷和错误的罗列，而应看作是作者对会计选择研究领域指出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机会，在这个领域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作者简介及文献基本结构
(一)作者简介托马斯·菲尔德(Thomas D.Fields)，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美国会计学会会员。

1997年获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研究院会计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哈佛大学商学院会计学博士学位，2006年加入华盛顿大学商学院任教，其研究领域和专长为财务会计报告。

托马斯·赖斯(Thomas z.Lys)，美国会计学会会员，会计信息管理学教授，美国西北法学院法学教授，拥有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会计与财务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担任会计评论的编委、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的编辑，被授予年度杰出教授奖。

琳达·文森特(Linda Vincent)，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会计学副教授，毕业于凯洛格会计信息与管理学院，获会计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在会计评论、会计与经济学杂志、当代会计研究等知名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F.L.V回顾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会计与经济学杂志、会计研究杂志和会计评论上发表的关于会计选择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

本文拟探讨未来相关研究的方向，分析会计信息受到重视的三个不同原因，建议深入挖掘会计选择的经济实质。

(二)文献基本结构该文拓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会计选择的研究(Lev and OMson，1982；Hol-thausen and Leftwich，1983：Bernard，1989；Dopuch，1989；Wattsand Zimmerman,1990)。

在开篇引言部分，F.L.V给出了一个广义的会计选择的定义；第二部分讨论会计选择的原因；第三部分依据会计选择的动机对会计选择进行分类；第四部分讨论前期研究的成果；第五部分列举更深入的会计选择研究所面临的障碍；最后一部分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二、《综述》主要内容
(一)会计选择定义的扩展会计选择是一项决策，该决策的主要目的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影响会计信息系统的产出，这些产出既包括根据公认会计原则编制并发布的财务报表，又包括
纳税报表和按其他要求提交的文件。

会计选择的定义非常重要，因为它为研究相关问题和现象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边界，缺乏明确一致的界定将阻碍会计选择研究的发展。

F.L.V有意识地扩大了会计选择的界定，包括所有以影响(形式上影响和实质性影响)会计系统输出为主要目的的决定。

该界定的扩展性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对决策者的范围进行了扩展。

F.L.V在定义中的决策者包括管理者、审计人员、审计委员会成员，准则制定小组等。

相比较而言，大多数会计选择研究中决策者仅仅包括对财务报表编制负责的管理者，这种扩展的概念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研究机会。

研究人员可以研究审计人员在面临不明确的会计指导或有争议的问题时的决策过程以及审计委员会在监督管理层选择和执行会计方法的作用。

其次，该界定对会计选择种类进行了扩展。

会计选择不仅包括在公认会计准则下政策的选择，还包括会计估计的选择以及关于披露、及时性等相关原则的选择。

再次，该界定特别强调对利润的影响。

不论该项选择对利润的影响是短期或是长期的。

由此可见，会计政策选择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会计行为，其不同于单纯的会计账务处理方法，会计选择是用来限定会计具体处理方法的，会计选择的决定可以影响会计系统对外所披露的会计数据和财务信息因会计选择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二)分类标准的创新 F.L.V将会计选择研究划分为三大类：一是代理成本通常是与契约问题——管理报酬和债务契约相联系的，即契约动机；二是信息不对称通常是与管理者(处于信息优势一方)和投资者(处于信息劣势一方)之间相联系，即资产计价动机；三是其他外部性通常是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契约和非契约关系相联系的，即影响利益相关方的动机。

如果会计有存在的意义并且其对某些经济决策者来说是用的，MM理论中的一些假定条件就被松动了。

《综述》利用MM理论中的假定条件，依据会计选择的作用和它们所解决的问题，对会计选择进行分类，即将会计选择的动机或目标划分为三类：契约、资产定价和影响外部团体。

第一个市场缺陷的分类源于代理成本的存在和完全市场条件的缺乏，确定会计选择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企业的一个或多个合约安排。

该分类通常被称为“有效合约视角”(Watts和Zimmerman，1986；Hohhausen和Leftwich，1983)，这些合约安排包括经理人员薪金协议和债务协议，主要功能是通过协调各方的奖励来减少代理成本。

然而，依据这些合约的构成，经理人员可能进行事前或事后的会计选择来增加薪金或避免违约。

在多数情况下，经理人员可能一次采用多种会计选择来达到一个或多个目标，第二类会计选择源于信息不对称，该类会计选择的意图是影响资产定价，研究此类会计选择的文献主要关注如何解决市场无法全面收集私人信息时所产生的问题。

会计选择能够提供一种方法，通过该方法，了解情况的一方能将未来现金流量的时间、金额和风险情况传递给不知情的一方。

然而，自利的经理人员认为更高的收益能推动股票价格上升，使其获得声誉或奖励，可能为了这个目的进行会计选择。

第三类是影响外部团体(即第三方)，而不是企业实际的或潜在的投资者。

第三方的例子包括“国内税收局”、“政府机构”、“供应商”和“竞争者”，即经理人员希望通过影响会计金额来影响第三方的决策。

(三)文献回顾与评论《综述》回顾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研究，参考了将近150多篇关于会计选择实证研究的文献。

在契约动机影响会计选择问题上，作者认为经理人员薪金协议对企业会计选择的影响，是会计选择实证研究领域内研究得最深入的一个问题。

作者通过整理的文献表明，奖金协议所引发的动机不仅能导致经理人员的某些行为，而且这些动机可能对股东产生消极影响。

但这些结论会因如下原因而弱化：第一，合约本身就是内生的，因此这种明显的自利行为的机会是可预见的；第二，存在其他的检查和协调，如果恰当，董事会的薪酬委员
会有权力对奖金进行调整；第三，检验应计盈余管理的模型不是非常有效，其可能无法区分应计盈余管理和实际业绩；第四，上述研究明显的将特定条件下的事件作为外生变量；第五，仅分析薪酬的一部分，通常是现金奖金，而不考虑全部薪酬的影响；第六，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通常被定义为使当期净利润最大化，但事实上存在不同形式的经理人员机会主义，因此薪酬的一些重要方面都被排除在外。

基于上述原因，作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结果报以怀疑的态度。

在资产定价动机影响会计选择问题上，作者从披露政策、盈余管理和市场有效性三个方面回顾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

例如，Botosan(1997)通过检验管理层是否通过选择高标准的披露政策以获取较低的资本成本，创新了会计选择的研究；Hayes与Lundholm(1996)建立模型研究了为资本市场和竞争对手获取的分部披露信息；Harris(1998)的实证研究报告与Hayes与Lundholm的结论一致，即行业竞争性越小越不可能报告分部信息。

Gaver(1995)研究发现，当盈利低于一定下限(红利分配计划)时，管理者会通过操纵应计制来虚增收入(反之也一样)。

该结论与
Healy(1985)的红利假设相矛盾。

Burgstahler与Dichev(1997)研究报告证明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盈余下降以及出现亏损等。

在第三方影响会计选择问题上，作者从税收方面总结文献，并指出与税收相关的会计选择研究报告表明公司进行会计选择是为了减轻税负(从而增加现金流量)，因为税收对于公司经营的影响是第一位的，而避税收益对于管理者举足轻重。

然而，这些行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原因可能部分由于截面数据的解释能力较低以及收益转移的多项动机识别难度较大。

另外，税收因素只是近期才开始在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中加以考虑，并常与会计选择动机相矛盾，因此，当单独考虑税收因素影响时，其结果很难理解。

对于第三方影响的另一方面——政策成本，作者发现关于监管方面研究文献的一个现象是其结论与预期都高度一致。

该类文献大多包含一个隐含假设，即包括监管者在内的第三方既不愿(或许因为缺乏动机)也不能(或许源于额外成本考虑)从根本上消除会计操纵。

利用会计选择的分类将这些文献进行分类汇总，之所以采用此分类方法，是因为作者认为，同一类别中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具有相似性，因而针对每一类别的研究可以相对独立。

尽管划分这三类文献的界限不是很恰当，但在缺少相关理论的情况下，这种具有启发式的方法能将复杂的关系问题简单化，因而是有用的。

三、《综述》对西方会计选择实证研究发展的影响
(一)会计选择实证研究的评价与拓展本文评价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后会计选择重要性不断增加的影响。

许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的会计研究假定市场是有效的。

并据此检验股票收益与会计信息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研究人员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投资者是否能“看穿”企业选择另一会计方法的经济动机(Lev和Ohlson，1982)。

在有效市场假设条件下，大多数研究人员假定，如果对企业的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投资者就不会因企业选择另一会计方法而改变对企业股票价值的评价(如完全成本法和成果法)。

尽管早期关于会计方法自由选择的研究所报告的结果与有效市场假设是一致的，然而，实证研究的结论又通常和许多替代假设一致，这些假设大多数既没有得到证实又不能将其完全否定。

Dopuch(1989)和Bemard(1989)两人质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方法是否能帮助研究人员弄清楚投资者洞悉企业表面化的会计变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经理人员会计方法选择动机和会计选择对合约安排影响的研究领域发生了一些变革，这些变革为会计选择研究提供另外的途径。

在瓦茨和奇默尔曼实证理论的影响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的实证研究数量大幅增
加。

但这股实证研究的热情在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面前很快就消失了。

Bernard(1989)认为，三大杂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发表的26篇关于强制会计变更经济后果的研究论文对会计变更如何影响股票价格提供了很少的证据或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这些研究通常关注债务合约、奖励制度和政治成本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Bernard(1989)认为，强制会计方法变更对股票价格有很小的或是无法识别的影响，自由的会计选择同样对股票价格有很小的或是无法识别的影响。

Holthausen和Leftwich(1983)整理了研究自愿和强制会计方法选择经济后果的论文后发现，企业规模和杠杆作用是影响会计方法选择的两个重要变量。

他们指出了所整理文献的实证研究的局限性，尤其是独立和非独立变量的设定和检验的片面性。

他们认为，会计方法选择的经济后果可能很微弱，以致于现有研究方法无法识别。

这一观点与Bernard(1989)是一致的。

瓦茨和奇默尔曼(1990)整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实证研究指出，这些实证研究的一个缺陷是，它们无法区分事前会计方法选择和事后会计方法选择。

同样，他们批评研究者每次只关注某一项会计选择，而经理人员所追求的目标通常是多个选择综合作用的结果。

瓦茨和奇默尔曼逐一列出实证研究中的常见问题，并强调应在实证检验中将经济有效性与经理人员机会主义两个假设结合起来。

(二)会计选择实证研究发展的影响西方学术界对会计选择实证研究趋向多样化，这与西方经济起步早和学科理论发展较完备是密不可分的。

但由于会计选择该研究课题的复杂性，针对会计选择实证研究还远远不够。

《综述》的贡献在于给出了未来研究三个明确的建议：一是会计选择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理论。

因为会计选择有多种目的，所以仅仅分析一个会计问题或者分离地看一个目标都是不适当的。

分析模型能帮助研究者在经验试验研究中提供指导，以发现合适的变量和形成可选择的假设。

目前来看，大多数经验分析模型非常抽象，而不能或者仅能提供有限的指导。

二是由于影响会计选择的因素多样性，研究者应努力探求会计选择的经济实质。

三是建议研究人员设计更好的理论模型，使用更精确的计量经济学技术对会计选择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四、《综述》对我国会计选择实证研究发展的启示与展望
(一)《综述》的启示我国第一篇针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是我国学者蒋义宏、李颖琦发表在《证券市场导报》1998年12期的一篇题为《上市公司会计变更对利润影响的实证研究》的论文，研究表明会计政策变更与扭亏动机、配股动机、摘牌动机等有关，表明会计政策变更存在经济动机。

文章采用的是案例分析法，没有采用回归性统计方法。

此后，陆续有学者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各个角度研究上市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是否有经济动机。

孙铮、王跃堂(1999)以净资产收益率为研究指标发现：上市公司总体存在操纵盈余的倾向，突出表现为配股现象、微利现象、重亏现象；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动机直接与配股政策、特别处理政策以及摘牌政策有关。

陆建桥(1999)通过应计项目来研究会计政策选择，他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22家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这些公司在出现亏损年份及其前后年份是否采取了盈余管理行为，以免出现连续三年亏损的情况，进行了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这些公司在亏损及其前后年份普遍存在着调减或者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吴东辉(2001)研究了国内上市公司在应计项目上的选择，在流动性应计项目的基础之上，以横截面Jones模型对反常应计项目进行估计。

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传统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设的替代变量，即管制因素、公司治理结
构和公司生成应计项目的能力对国内上市公司在应计项目上的选择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其论文的贡献在于以优化的横截面Jones模型替代其他应计项目模型，加深了对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