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地位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地位的变化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乱、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群雄并起，诸侯争强，奴隶制从解体逐渐走向灭亡，封建制度在旧社会母体内发生、发展，时代的变革促使了士阶层的崛起。伴随着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取向的革新，士阶层的社会地位也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

关键词：春秋战国；士阶层；演变；崛起

春秋战国，是战争伴随着改革的一个动荡年代，奴隶社会开始瓦解，封建社会逐步形成。此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却不断壮大，相互间展开一系列争霸战争。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随之徒增。“礼崩乐坏”后，世卿世禄制失去其寄生的土壤，“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子X篇》)的提出为更多以才能进入仕途的人开辟了道路。这时，一个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人们称之为“士”大而言之，他们为图强争霸者筹划治世之策，希望通过诸侯国君的赏识，实现用自己的思想主X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小而言之，他们为自己的温饱谋求居食之所。“士”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的崛起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步与变革的重要因素，也奠定了后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文化心态。

一、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基本特征

士人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士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但它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其特征与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在西周以前，“士”的主要来源是武士，到了春秋后期，文士队伍不断壮大，逐渐从武士队伍中分离出来，以孔子为代表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标志着新兴士人的兴起。

（一）士人的起源与发展

许慎《说文解字》说：“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者称士。”[2](《一篇上·士部》)许慎认为“士”由“一”和“十”会意而成，“一”为万物之始，“十”为“万物之终”。因而“士”即指那些从古至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即知识分子，也只有知识渊博的人，才会做事，这就是许慎所讲的“事”。关于“士”的起源，学术界达成一个共识：“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3] ;詹子庆说：“古代皆为武士。”[4]可以推断，由于战争频繁，"士"可能都要有战斗方面的训练，以便在战时能够投入作战。周以前以军事训练为主，“国家之大事，在祀与戎”，[5](P.85)因此当时的“士”主要是武士。到了西周，士的情况则发生了变化。

首先，士的来源发生了变化。《左传·桓公二年》中“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室，士有隶子弟”[6]，指士以其子弟为隶级。根据西周分封制地位的划分，当时的人被分为十等，即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士属于下级奴隶主，士之后的是服各种杂役的家内奴隶。《国语·晋语》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7](卷10)，故早期的“士”享有小块土地，属于低级贵族。这一等级关系一直维系到春秋前期，在宗法制度下，贵族内部关于权利和财产的继承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天子的庶出最高只能为公卿，诸侯的庶出最高只能做卿大夫，而卿大夫的庶子一般只能为士，所以王公贵族的旁系支庶是士这个群体的主要来源。另外还有一部分士是从国人中的庶人（平民）提升上来的，庶人中有才德的人被统治者选拔出来，让他们担任一定职务，从而扩大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基础。《尔雅·释言》：“髦，俊也。”郭璞注：

“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8](《尔雅疏卷》第三，《释言》第二)在庶人中举荐并提拔雅俊之士，扩大了士的X围。

其次，士的职务发生了变化，周朝以前的士主要是当兵打仗，但是在周代，士学“六艺”，不仅习武，而且知文。《仪礼》中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9]，西周时期，礼不下庶人，也从侧面说明“士”在当时是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低级贵族。因此，“士”要学习当时贵族所必须的一些知识，就是所谓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学习的内容可谓文武兼备。《国语·周语》在论及西周的制度时说：“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着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7](卷三)可以看出“士”和大夫同样可以担任官职。“士”除了充当武士当兵打仗外，还有一部分在天子、诸侯宫中和基层任职，或在卿大夫采邑中任邑宰、家臣。但并非所有的“士”都担任官职。《管子·乘马》“士闻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10]，读书人中，见闻多、博学、意识名察，而没有为君臣服务的人，也要参加服役并且无赏赐。因此，“士”不担任官职者，仍然要服兵役。

总之，士起初是武士，到了西周时期，士主要由分封而来，属于贵族最下层。这一时期的士有一定职务，地位比较稳固，流动性比较弱，他们接受文化知识教育，文武兼备，为后世士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士人的分化与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宗法制动摇，加之私学的兴起，士人的成分、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士人逐渐分裂，新兴的士阶层开始崛起。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庶民中的优秀者上升为士的机会增多，除了原先的士之外，出现了一批新士，他们不受宗法支配，与其主人形成了一种新的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6](《召公三十二年》)，故《诗·小雅·十月之交》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11](《十三经注疏之三·黄侃经文句读》)，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巨变，不少“士”丧失了贵族身份沦为平民，相反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平民甚至有些奴婢脱颖而出加入到“士”的行列。当时下层民众是可以通过战功来改变自己的身份。赵鞅誓师辞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杜预注：“得遂进仕”[12](卷50) “庶人工商遂”的意思就是庶人工商之民可以凭借战功上升为士。我们知道并非贵族出身的管仲凭借自己的才能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从而成为春秋时期最杰出的“士”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次，一部分高层贵族不断向下层靠拢，贵族的庶孽成为士阶层的一个重要来源。春秋战国的动乱同样改变了大批王公贵族的命运，随着宗法礼制的逐渐松弛以致瓦解，他们丧失了往日的荣华富贵，无法再享受世卿世禄的生活。而沦落到“士”的行列，由于他们熟悉礼乐制度，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因此能凭借其才能为当权者或新兴地主阶级所豢养。

最后，从士阶层的队伍里分化出一批专门从文的文士。随着天子权力旁落，公室衰败，继而国学与乡学难以为继，“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原先依靠“父子相传，以持王公”[13](P.951)取得食禄的文化人不得不四散列国诸邦，从而汇聚成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成熟的知识阶层，就是后来在两千多年中一直作为学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的士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