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翻译小说的缘分

一部翻译小说的缘分

浙江大学紫金港剧场的舞台上，正在展开作家苏童与翻译家许钧的对谈。这场以“文学创作与译介”为题的公开讲座吸引力很强，偌大的讲堂，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坐在观众席上的我，刚为讲座前一场学生表演的Hip Hop 给弄得有点好奇，原来如今国内的大学生这么前卫？听演讲前得先看场活力充沛的舞蹈表演来热热身？也对，谁规定听演讲一定得正经八百，正襟危坐的？只要讲座内容新鲜有趣就行了，形式？当然可以多姿多彩，灵活多变啦！

满脑子还在出神的时候，台上的两位嘉宾已经发言了。大概在讲开场白吧！没怎么留意，忽听得苏童说，“那时候，我还在念高中，有一回，到书店里去逛逛，看到一本《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翻了一下，如获至宝，就花了八毛钱给买下了”。八毛钱？这对当年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来说，一定是了不起的大钱吧！反正，他就这么买了一本美国翻译小说看将起来，而这一看，就看出了名堂，对日后的创作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

“这本书里，有篇特别的小说，故事怎么可能这么诡异奇谲呢？”苏童接着说下去，“一个不男不女，身高六尺的女主人翁，嫁了个俊俏的浪子；浪子爱她，她偏偏不喜欢，反而爱上了一个罗锅表弟；这个罗锅居然迷上了浪子；浪子对罗锅却不屑一顾……”情节怎么这么熟悉，他不会是在说那本书吧？这下，不由得我不竖起耳朵全神贯注了，“这本阐述生命疏离，人性扭曲孤独，爱情永不对等的小说，太奇特了，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书，对我的震撼实在太大了，我以后的写作或多或少都受到它的影响”，苏童在台上娓娓道来，说得很有兴味。原来，他在回答主持人有关什么作品启发了他日后创作路向的提问，“这中篇小说叫做《伤心咖啡馆之歌》”，作家如是说。

《伤心咖啡馆之歌》？当下，轮到我感到难言的震撼了。

对了，就是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克勒丝原著的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也就是我数十年来翻译生涯中的第一本译作，1975年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小酒馆的悲歌》。

作者与香港作家乐乐。

同一篇小说，为什么大陆翻译的版本叫做“咖啡馆”，香港翻译的叫做“小酒馆”？追溯

起来，已经是1970年代初的往事了。大概是1973年吧！那时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刚成立不久的翻译系任教，有一天，收到美国新闻处李如桐先生来函，邀约我为该处翻译一本美国中篇小说。那时初出茅庐，满心以为即将翻译的是个俊男美女的浪漫故事，谁知接到任务之后，发现原文是一位美国女作家麦克勒丝的作品，内容讲述美国南部一个荒凉小镇上一家小酒馆兴衰的事迹，穿插一段匪夷所思的三角畸恋。书中三位主角女汉子（港称男人婆），浪子，驼子，都是极不正常的，他们之间的情缘荒诞不经，跟我想象中悱恻缠绵荡气回肠的爱情毫不相干，当下深感失望，几乎提不起兴趣来动笔。1974年初，趁教书生涯中第一次公休长假，也为了可以专心翻译，远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去进修。当时是到大学的创作系去旁听名诗人兼翻译家布迈恪教授的“翻译工作坊”，课余则修身养性，心无旁骛，上午到图书馆看书，下午或晚间在小楼上翻译。就这样在温哥华，从冬雨，寒雪，孤寂，寥落；到春暖，花开，抖擞，奋发，我不但与布迈恪结为知交（此后，更成为了译介他多部作品的译者）；看遍了图书馆里余光中所有的诗集散文（同年八月，诗人竟然来到中大执教，并成为翻译组时常见面的同事），从而在翻译过程中寻章摘句时得到了启发与灵感；更在冬去春来之际，对《小酒馆的悲歌》由最初的抗拒，到随后的接受，至最终的喜爱与欣赏，四月春浓时欣然完成翻译的初稿，踏上了回港的归途。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小说翻完了，书名该怎么译？却令人煞费周章。照字面翻译很容易，Ballad是民歌，民谣；Café呢？是咖啡馆，也是小餐馆，但是咖啡馆通常不提供酒类饮料。麦克勒丝这本原文里描述的，其实不是现代意义的咖啡馆，不是城市人所理解贩卖咖啡的场所，而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小酒馆，书中不乏饮酒作乐或喝酒解闷的情景，而从未提及一次喝咖啡的场面，因此，cafe并不适合直译为“咖啡馆”；至于Ballad，在此也不是歌谣民谣，指的是一阕三角畸恋的悲歌，因此，我当时最初想到的译名是《酒栈悲歌》，并以此请教有“活百科词典”之称的翻译泰斗高克毅（笔名乔志高），高先生认为“酒栈”一词少见，替我把书名修改为《小酒馆的悲歌》，不但如此，他更花费时间通读全稿，提出不少宝贵意见。于是，这部脍炙人口的麦克勒丝名著，就以《小酒馆的悲歌》为名，在作家去世后八年，于1975年在香港正式出版，成为该书国内最早的译本。

上图：作者与苏童。

麦克勒丝一生坎坷，婚姻不幸，二十九岁瘫痪，五十岁去世。她于1967年离开人间，根据我最近查寻资料得知，也就是在那一年，国内翻译家李文俊第一次接触到她的作品。

在那相对封闭的年代，李文俊有一次到文学研究所去借書，无意中看到了这本小说，打开一看，借书卡上只登记了一个曾经借阅者的名字——钱钟书！李文俊读后，对这本书留下了印象，到了“文革”后七十年代，再次借阅，并将该书翻译出来，1978年发表于《外国文艺》创刊号，1979年收编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里，成为全集中篇幅最长的一篇作品，也因此吸引了未来小说名家苏童的注目，启发了无数杰出小说的创作。

李文俊有一次到文学研究所去借书，无意中看到了这本小说，打开一看，借书卡上只登记了一个曾经借阅者的名字——钱钟书！

《伤心咖啡馆之歌》当年在大陆的销路如何，不得而知；《小酒馆的悲歌》却是由香港美新处支付翻译费用的。一日整理旧物，发现了当年的稿约——整本小说完成后约50000字，而1000字的稿费为港币35元，折合大约收了1750元，稿费虽然微薄，却也够我拿着整笔款项去兴冲冲购买一枚钻石胸针送给妈妈了。就如年轻学生第一次获得奖学金似的，当时只觉满心喜悦，至于译本的销路，就不放在心上了。其实，這样一本毫不起眼的小书，自发行开始，就如风中四散的飞絮，到处飘零，不知会飘向何家院落。也许，某一年某一天，某个不知名的陌生人会在楼上书店尘封一角将之拾起，低垂眼帘，翻阅起来？也许，连这样的机缘都不会有，译者的心血，就从此黯然掩埋在书林书海里，不见天日？多年后，由于手中再没有样书，体贴的另一半曾经为我跑遍港九，在一家家楼上书店，把仅余的《小酒馆》一一收罗，如今手头尚存的几册孤本，就是这样得来不易的。当时心想，这本小书，大概从此无声无息，只能沦为履历表上填写的一个项目，再也无人垂注了。

1992年初，当时我出任中大翻译系教授及香港翻译学会会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也希望另辟蹊径，从事一向心仪的文学创作。恰好应《华侨日报》社长潘朝彦之邀，在该报的副刊撰写专栏。当时乃以《桥畔闲眺》为名开辟专栏，从此日日伏案，不敢稍怠。

那一回，大约是1992年12月中，我从外地开会回港，在书桌上瞥见另一半为我放置的剪报，除了几篇我的专栏作品，居然看到一篇名为“我要敬礼”的文章，出自同刊文友乐乐的专栏《乐在其中》。乐乐的文字生动活泼，诙谐幽默，一向读来令人开怀。这篇文章到底写些什么，值得特别剪存？谁知一读之下，令我惊奇不已。作者在小框里讲述一本曾经令她深受感动的翻译小说，说是译笔流畅，内容精彩，她是无意中在香港某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