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翻译小说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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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翻译小说的缘分

浙江大学紫金港剧场的舞台上,正在展开作家苏童与翻译家许钧的对谈。这场以“文学创作与译介”为题的公开讲座吸引力很强,偌大的讲堂,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坐在观众席上的我,刚为讲座前一场学生表演的Hip Hop 给弄得有点好奇,原来如今国内的大学生这么前卫?听演讲前得先看场活力充沛的舞蹈表演来热热身?也对,谁规定听演讲一定得正经八百,正襟危坐的?只要讲座内容新鲜有趣就行了,形式?当然可以多姿多彩,灵活多变啦!

满脑子还在出神的时候,台上的两位嘉宾已经发言了。大概在讲开场白吧!没怎么留意,忽听得苏童说,“那时候,我还在念高中,有一回,到书店里去逛逛,看到一本《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翻了一下,如获至宝,就花了八毛钱给买下了”。八毛钱?这对当年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来说,一定是了不起的大钱吧!反正,他就这么买了一本美国翻译小说看将起来,而这一看,就看出了名堂,对日后的创作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

“这本书里,有篇特别的小说,故事怎么可能这么诡异奇谲呢?”苏童接着说下去,“一个不男不女,身高六尺的女主人翁,嫁了个俊俏的浪子;浪子爱她,她偏偏不喜欢,反而爱上了一个罗锅表弟;这个罗锅居然迷上了浪子;浪子对罗锅却不屑一顾……”情节怎么这么熟悉,他不会是在说那本书吧?这下,不由得我不竖起耳朵全神贯注了,“这本阐述生命疏离,人性扭曲孤独,爱情永不对等的小说,太奇特了,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书,对我的震撼实在太大了,我以后的写作或多或少都受到它的影响”,苏童在台上娓娓道来,说得很有兴味。原来,他在回答主持人有关什么作品启发了他日后创作路向的提问,“这中篇小说叫做《伤心咖啡馆之歌》”,作家如是说。

《伤心咖啡馆之歌》?当下,轮到我感到难言的震撼了。

对了,就是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克勒丝原著的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也就是我数十年来翻译生涯中的第一本译作,1975年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小酒馆的悲歌》。

作者与香港作家乐乐。

同一篇小说,为什么大陆翻译的版本叫做“咖啡馆”,香港翻译的叫做“小酒馆”?追溯

起来,已经是1970年代初的往事了。大概是1973年吧!那时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刚成立不久的翻译系任教,有一天,收到美国新闻处李如桐先生来函,邀约我为该处翻译一本美国中篇小说。那时初出茅庐,满心以为即将翻译的是个俊男美女的浪漫故事,谁知接到任务之后,发现原文是一位美国女作家麦克勒丝的作品,内容讲述美国南部一个荒凉小镇上一家小酒馆兴衰的事迹,穿插一段匪夷所思的三角畸恋。书中三位主角女汉子(港称男人婆),浪子,驼子,都是极不正常的,他们之间的情缘荒诞不经,跟我想象中悱恻缠绵荡气回肠的爱情毫不相干,当下深感失望,几乎提不起兴趣来动笔。1974年初,趁教书生涯中第一次公休长假,也为了可以专心翻译,远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去进修。当时是到大学的创作系去旁听名诗人兼翻译家布迈恪教授的“翻译工作坊”,课余则修身养性,心无旁骛,上午到图书馆看书,下午或晚间在小楼上翻译。就这样在温哥华,从冬雨,寒雪,孤寂,寥落;到春暖,花开,抖擞,奋发,我不但与布迈恪结为知交(此后,更成为了译介他多部作品的译者);看遍了图书馆里余光中所有的诗集散文(同年八月,诗人竟然来到中大执教,并成为翻译组时常见面的同事),从而在翻译过程中寻章摘句时得到了启发与灵感;更在冬去春来之际,对《小酒馆的悲歌》由最初的抗拒,到随后的接受,至最终的喜爱与欣赏,四月春浓时欣然完成翻译的初稿,踏上了回港的归途。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小说翻完了,书名该怎么译?却令人煞费周章。照字面翻译很容易,Ballad是民歌,民谣;Café呢?是咖啡馆,也是小餐馆,但是咖啡馆通常不提供酒类饮料。麦克勒丝这本原文里描述的,其实不是现代意义的咖啡馆,不是城市人所理解贩卖咖啡的场所,而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小酒馆,书中不乏饮酒作乐或喝酒解闷的情景,而从未提及一次喝咖啡的场面,因此,cafe并不适合直译为“咖啡馆”;至于Ballad,在此也不是歌谣民谣,指的是一阕三角畸恋的悲歌,因此,我当时最初想到的译名是《酒栈悲歌》,并以此请教有“活百科词典”之称的翻译泰斗高克毅(笔名乔志高),高先生认为“酒栈”一词少见,替我把书名修改为《小酒馆的悲歌》,不但如此,他更花费时间通读全稿,提出不少宝贵意见。于是,这部脍炙人口的麦克勒丝名著,就以《小酒馆的悲歌》为名,在作家去世后八年,于1975年在香港正式出版,成为该书国内最早的译本。

上图:作者与苏童。

麦克勒丝一生坎坷,婚姻不幸,二十九岁瘫痪,五十岁去世。她于1967年离开人间,根据我最近查寻资料得知,也就是在那一年,国内翻译家李文俊第一次接触到她的作品。

在那相对封闭的年代,李文俊有一次到文学研究所去借書,无意中看到了这本小说,打开一看,借书卡上只登记了一个曾经借阅者的名字——钱钟书!李文俊读后,对这本书留下了印象,到了“文革”后七十年代,再次借阅,并将该书翻译出来,1978年发表于《外国文艺》创刊号,1979年收编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里,成为全集中篇幅最长的一篇作品,也因此吸引了未来小说名家苏童的注目,启发了无数杰出小说的创作。

李文俊有一次到文学研究所去借书,无意中看到了这本小说,打开一看,借书卡上只登记了一个曾经借阅者的名字——钱钟书!
《伤心咖啡馆之歌》当年在大陆的销路如何,不得而知;《小酒馆的悲歌》却是由香港美新处支付翻译费用的。一日整理旧物,发现了当年的稿约——整本小说完成后约50000字,而1000字的稿费为港币35元,折合大约收了1750元,稿费虽然微薄,却也够我拿着整笔款项去兴冲冲购买一枚钻石胸针送给妈妈了。就如年轻学生第一次获得奖学金似的,当时只觉满心喜悦,至于译本的销路,就不放在心上了。其实,這样一本毫不起眼的小书,自发行开始,就如风中四散的飞絮,到处飘零,不知会飘向何家院落。也许,某一年某一天,某个不知名的陌生人会在楼上书店尘封一角将之拾起,低垂眼帘,翻阅起来?也许,连这样的机缘都不会有,译者的心血,就从此黯然掩埋在书林书海里,不见天日?多年后,由于手中再没有样书,体贴的另一半曾经为我跑遍港九,在一家家楼上书店,把仅余的《小酒馆》一一收罗,如今手头尚存的几册孤本,就是这样得来不易的。当时心想,这本小书,大概从此无声无息,只能沦为履历表上填写的一个项目,再也无人垂注了。

1992年初,当时我出任中大翻译系教授及香港翻译学会会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也希望另辟蹊径,从事一向心仪的文学创作。恰好应《华侨日报》社长潘朝彦之邀,在该报的副刊撰写专栏。当时乃以《桥畔闲眺》为名开辟专栏,从此日日伏案,不敢稍怠。

那一回,大约是1992年12月中,我从外地开会回港,在书桌上瞥见另一半为我放置的剪报,除了几篇我的专栏作品,居然看到一篇名为“我要敬礼”的文章,出自同刊文友乐乐的专栏《乐在其中》。乐乐的文字生动活泼,诙谐幽默,一向读来令人开怀。这篇文章到底写些什么,值得特别剪存?谁知一读之下,令我惊奇不已。作者在小框里讲述一本曾经令她深受感动的翻译小说,说是译笔流畅,内容精彩,她是无意中在香港某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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