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对武汉大学建校年代及相关校史问题的沉重反思

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
——对武汉大学建校年代及相关校史问题的沉重反思
吴骁
2003年，武汉大学举行了隆重的110周年校庆。

这是武汉大学自2000年四校合并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校庆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然而，在这次校庆期间，互联网上却出现了大量质疑与反对的声音（据笔者当时观察，主要来自素以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自居的天津大学与建校年代紧随其后的西安交大、上海交大的学生和校友），不少网友纷纷质疑武汉大学并没有110年的历史，更不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有些质问的声音甚至还伴随着缺乏基本人格修养的恶毒攻击与谩骂。

而更糟糕的是，面对各种指责，武汉大学的学生和校友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被各种强烈的质疑弄得狼狈不堪，舆论形势极为不利。

当时，本人正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读研究生二年级，见到母校声誉遭受如此羞辱，实在忍无可忍，便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发布在互联网上，为武大的校史追溯问题进行辩护（这篇文章现在在网上都很容易找到）。

是时，我对武汉大学校史的了解尚处于入门阶段，这篇文章也基本上代表了我当时对本校校史的认知水平。

文章发表后，可以说迅速扭转了互联网上对武大极其不利的舆论局面，质疑的声音虽然并没有完全消散，但至少也减弱了很多，甚至还起到了让天津大学的少数校友也开始对本校校史进行反思的效果。

事后，还有武汉大学的校友专门给我写信，称我的文章澄清了其心中长期存在的疑惑，并使其对母校校史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和信心。

这样看来，我这篇文章的传播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然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自从我研究生毕业、留在武大工作，开始长期从事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之后，随着自己对本校校史的研究和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对自己当年所抱持的某些观点竟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

我逐渐认识到，我过去在武汉大学校史追溯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在史料掌握极不充分、同时又受到自己“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与片面、狭隘的爱校情结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下而得出的，在我个人所慢慢发掘到的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面前，正一点一点地失去了立足之地。

九年过后，时至当下，我已经完全站在了自己过去所持观点的对立面上。

我现在的观点是——武汉大学将本校校史延长并追溯至1893年的观点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胜于雄辩，大量的历史证据充分证明，武汉大学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1913年！九年前，我因不忍母校受辱，而愤起为之声辩，可如今我却发现，近20年来，武汉大学在校史问题上所蒙受的各种非难与羞辱，
完全是“自取其辱
．．．．”！
谁都知道，一个人要彻底否定自己过去的某些思想观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近些年来，我还是非常艰难地迈出并且走完了这一步。

在经历了长期、痛苦的自我怀疑及否定的心路历程之后，本人现在已完全克服了个人颜面、爱校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扰，完全能够做到客观、中立、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地看待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与建校年代这一严肃的学术问题。

而我之所以能最终做到这一点，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在学术研究中所
信奉的两条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一是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
．．．．．
吾更爱真理
．．．．”的精辟阐释——．．．．．”，二是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对何谓“科学精神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将前者略加改动，那便成了——“吾爱吾校，吾更爱
真理
．．！”诚然，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各种“利害”关系，是每个人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只问是非”、一心追求真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具体而言，对本校校史提出强烈的质疑，会得罪多少各级领导和同行前辈学者？会不可避免地伤害多少师生校友的感情？又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厄运？要说我对此完全没有任何心理顾虑和负担，那是假话，然而，所有的担心与疑惧，一旦遇上了这两条崇高的价值理念，都不过是浮云罢了！
言归正传，我首先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便是——
一、所谓“百年名校”，不过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虚幻泡影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武汉大学一直非常明确地以1913年作为自己的建校年代。

1963、1978、1983和1988年，武汉大学分别举行了建校50、65、70和75周年校庆。

直到1991－1992年，学校还在为即将到来的80周年校庆开展各种筹备工作。

孰料到了1992年底，武汉大学却突然宣布，要在次年举办百年校庆！消息传出后，全国的高等教育界及教育史学界一片哗然。

据著名教
育史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先生回忆，对于武汉大学的百年校庆，“教育学
．．．
界大多数人还是不认可的
．．．．．．．．．．．。

矛盾的是，它在1983年举行了70周年校庆，过了10年，怎么变成一百周年而不是80周年校庆？所以还是很值得质疑的。

他们也曾经写过一个论证报告，论证校史应该从1893湖北自强学堂开始算起，因为两者校址一样。

但据此就说二者是同一所学校有点牵强。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难以接受，教育部也没有具体部门管理校史或校庆事宜，只好交给专家论证。

单看武大提供的资料，可能会觉得论证报告头头是道，但如果知道其他相关教育史资料，则其论证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
1993年国庆节前后，德高望重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倡建者和奠基人、厦
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先生应邀为武汉大学作校史论证，并请他的学生刘海峰教授帮助一起写论证意见。

当时，他们二人在认真研究了相关史实之后，认为武汉大学将校史追溯到1893年的自强学堂是“不能成立
．．．．”的，因为他们“知道在武昌高师筹备过程和批准文件中，以及武昌高师10年办学历程中没有人说和自强学堂有什么继承关系的”。

在论证意见的第一稿中，他们明确地写下了这一结论，但后来潘先生认为要将文字写得“客气”一点，于是便在定稿中尽可能地改用了比较委婉的文字来表达这一意见：
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是否有继承关系，似乎还需找出第一手材料加以论证……虽是在同一地址，但武昌军官学校与方言学堂及武昌高师有
否传承关系，是武汉大学校史能否从1913年上延的关键所在。

……建议武汉大学最好能找到武昌高师开办时的筹办报告或批件之类的文献或档案。

我们认为，只要这些第一手资料中或武昌高师15年间
的其它资料中，有提到与此前的湖北方言学堂有继承关系，武汉大学校
史起算时间上延至1893年的论证便可以成立。

对于上述意见中的最后一句话，刘海峰教授在今年6月27日致武汉大学前
校长刘道玉的信中解释道：“言下之意是找不到的话就不能成立
．．．．．．．．．．．．．．．。

”也就是说，潘懋元与刘海峰教授经过对相关史实的仔细研究，已经基本认定了武汉大学的校史上延至1893年“不能成立”，也非常确信武汉大学不可能找得到能够证明这一结论的第一手资料，才会如此“委婉”地提出这一建议，在实质上也是对武汉大学校史论证报告的一个否定。

潘懋元先生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老人家纯粹只是出于“客气起见”的“一念之差”，竟然给了武汉大学一个不小的可乘之机，最终让武大钻了空子。

事实上，武汉大学当时不仅没能提供在潘懋元、刘海峰教授看来最为关键的“第一手资料”，反而对他们的论证意见“断章取义”，刊出对武大较为有利的部分文字，“却舍弃了关键的部分”，造成他们二位也认同武汉大学校史上延的假象，从而将其归入“一致赞同”之列。

对此，潘懋元先生颇有微词（如果他老人家早知道武汉大学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恐怕也不会在自己的论证意见中对武大如此“客气”了吧！），还曾专门致信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领导提出抗议，后来武大方面也回信表示了歉意。

潘先生还曾表示，将来到了适当的时候，会将这份论证意见公开发表出来。

如今，此事已过去了近20年，而历史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份论证意见的学术价值。

1994年，也就是武汉大学举办百年校庆后的第二年，刘海峰教授在《教育
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高等学校的校史追溯问题》的论文，首次提出高校校史追溯应考虑人员、校址、学校性质、办学层次及主观认同等多种因素。

2001年，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委托刘海峰教授承担了一个名为“高等学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研究”的课题，2004年，刘海峰教授在《中国高教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该课题的一项成果——《中国高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一文，进一步提出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坚持标准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统一”、“强调整体继承性原则”、“考察关键因素原则”、“留有余地”等确定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的几条基本原则。

鉴于刘海峰教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在研究中国高校校史追溯问题的过程中又博采众长，广泛吸纳了同领域内其他知名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如“整体继承性原则”最早即是由时任汕头大学副教授李均在2002年所提出），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哪位学者提出过比刘海峰教授的意见更合理、全面、可行的校史追溯原则与标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全面参考上述原则，以与武汉大学校史有关的大量历史资料为基本依据，来具体考察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问题。

在对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武昌高师等学校的历史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考察之后，笔者最终的结论是——武汉大学的历史，至多只能追溯到1913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早在1911年初，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自强学堂（方言学堂）的历史便已彻底终结。

湖广总督张之洞1893年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其校址位于读书院街的三佛阁，初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1896年进行改革，将算学门移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门停办，改为一般课程，方言一门扩大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门（1898年又增加东文即日文，共计五门），从此，自强学堂便成为一所专门的外国语学校。

1902年，张之洞最终将自强学堂改为方言学堂，使之“实至名归”，并将校址迁至东厂口。

最初，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确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外语人才或其他专门人才，但自从1903年的“癸卯学制”颁行后，方言学堂的存在，便渐失其重要性与必要性。

当时，清政府学部逐渐意识到：
外国语文为探索各种学问之管钥，然专习文字而不以攻究科学为归宿，则致用甚隘，不足以成专门之才。

是以造就人才者，上之当求之于
分科大学，次之亦当取之于各项专门学堂。

近来京师、北洋均已设立分
科大学，各省亦皆有高等或高等专门学堂，在学生徒无一不注重外国语
文，以为参考西书、研究学术之用，毕业以后自能各就所学，或任外交，
或司教育，或兴实业，以专精之才任专门之事，较之该参领所拟以方言
一门之人才供行政、教育、科学、实业各途之使用，其收效为倍宏。

有鉴于此，学部于1908年具奏：“各省方言学堂已奏咨有案者，以后添招学生须遵照奏案考选中学堂毕业生升入，若无中学毕业学生，即不必添新班，俟在堂学生毕业后，酌改为他项学堂。

”至于湖北方言学堂，在1910年该学堂第三届毕业生毕业后，时任湖广总督瑞瀓考虑到，“现时实科中学堂已增加外国文钟点，考升高等学堂后，外国文尤为注重。

教者学者苟能尽心所事，两堂先后八年之久，外国文成绩必有可观。

近日西洋留学生毕业回国者渐多，游美学生逐年添派，京师且特设游美预备科，将来次第毕业回国，所有翻译、外交各项人才，自不患其缺乏”，而“湖北方言学堂本科各班学生毕业后，预科人数无多，不能成班，又乏中学毕业生可以升入”，再加上学部当时也计划将该学堂停办，因此，“是该学堂按之部章，揆之财力，准之舆情，均应停办，所有预科、毕业各生，拟即分别转入相当学堂，插班肄业，庶于该生等之求学毫无阻碍，而鄂省可以节省巨款”。

对于停办方言学堂，湖北谘议局曾一度予以否决，但不久后亦改变立场，议决通过。

就这样，在学部、湖广总督与湖北谘议局三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湖北方言学堂最终于1911年初寿终正寝。

由上可见，方言学堂的停办，是清政府学部与湖北地方当局的既定决策，也是符合教育规律与社会发展要求的一次正常的停办
．．．．．，这与不久后全国各地的诸多学堂因辛亥革命爆发所导致的局势动乱而被迫停办（非正常停办）有着本质的区别。

既已依照正常程序予以停办，也就没有什么恢复重建的理由了，这也标志着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前后共18年的历史最终划上了句号。

需要补充交代一句的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黎元洪将方言学堂校舍移作武昌军官学校。

第二，1913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新生的民国政府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的直接结果，而绝非在清末便已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恢复、更名或改组。

民国元年，著名教育家范源濂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

他对师范教育十分重视，曾提出“为今日之教育计，首重师范之养成，以正本清源，急谋现状之改进，以补偏救弊，皆事之不容或缓者”。

在其主持和推动下，教育部先后公布
了《师范教育令》、《高等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等，对高等师范教育作了详细的规定；此外，还划分全国为六大师范区，每大区设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其中，湖北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高师设于武昌。

1913年7月，教育部委任贺孝齐在武昌筹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并拨武昌旧方言学堂以西的一栋房屋为筹备处。

8月，湖北都督黎元洪将武昌军官学校所占用的旧方言学堂校舍拨作武昌高师校舍。

经过近4个月的筹备，武昌高师最终于11月2日正式开学上课。

由武昌高师的筹办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所新兴高校的诞生，完全是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的直接结果，主观上并不是要恢复早已停办的方言学堂，客观上也不是对方言学堂的恢复、更名或改组，只不过恰好使用了已经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旧有校舍而已。

它与原方言学堂唯一的联系，仅仅只是校址与校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一个“偶然”，而从性质上分析，校址与校舍更不过是高校校史追溯原则中最不重要、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次要因素（详见下文所述）。

第三，武昌高师仅仅只是利用早已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旧有校舍进行性质与内容截然不同的办学，与前者并无任何实质性的继承关系。

笔者认为，所谓大学，究其本质，乃是一个由教师与学生为共同研究和传播高深学术而结合成的“学术共同体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核心元素当然主要
在于人，而不在于物。

既是如此，大学校史的追溯，也应当主要看人事、组织与
．．．．．．
制度的传承
．．．．．，而不是单纯的物质财产的继承。

在我国高等教育史学界，尽管刘海峰教授在1994年曾将“校址”与“人员”、“学校性质”、“办学层次”及主观认同等一同列为“判断学校之间是否具有继承关系”的因素，但他同时也强调指出：
办学地点
．．．．．．……
．．．．是判断两校继承关系的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决定因素由于近百年来中国高校有很多的中断和迁移，有些办在同一地址上的两
所学校却不一定有继承关系。

以其他学校的旧址和校舍开办新高校是中
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普遍现象……清末民国时期一些办在同一地址的学校
并无继承关系，这就犹如同一房屋前后所住的人家之间不一定有亲族继
承关系一样。

因此，校址是判断两校继承关系的一个因素，但并非主要
因素。

2002年，李均先生在此问题上进一步提出：
判断两校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还应遵循“整体继承性原则”，即应该综合考虑学校整体的继承关系，而非个别因素的继承关系。

在各因素
中，主要考虑是学校的核心因素，而非考虑学校的次要因素。

何谓“学
校”？乃教师和学生为了某种培养目标组合而成的教育组织。

从此定义
可以看出，教师、学生和培养目标（包括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是学校
的核心因素，校址、校舍、校名等则是学校的次要因素。

因此，判断两
校是否有承接关系，严格意义上应综合考虑教师、学生、学校性质和办
学层次四因素的承接关系。

当然，该学校主观上是否认为与早先学校具
有继承性，也是一个因素。

至于校址、校舍
．．．．．因素，笔者认为则基本可以
．．．．
不考虑
．．．。

因为在同一校址办学的两所学校未必有继承关系，这好比李家
在这栋房子住了20年后搬出，张家接着住进来，两家显然无任何继承
关系。

参考上述原则，具体考察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除了校址与校舍方面的间接
．．继承关系外，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之间可以说没有任何直接的实质性继承关系，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两所完全不同的学校。

现就组织与人员、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等方面逐一分析如下：
首先，就组织与人员
．．．．．来看，方言学堂停办后，原有组织机构已不复存在，学堂师生自然也要自谋出路，流散各处。

而武昌高师的建立，则是教育部另外派遣（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大概可以叫作“空降”）了一批与原方言学堂毫不相干的人士来创办一所新的高校，教职员是重新聘任的，学生也是重新招收的，而不是批量接收旧方言学堂的原有师生。

如果我们将现在所能找到的方言学堂停办前夕与武昌高师创办初期的师生名单进行对照的话，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两批截
然不同的群体，而仅仅只能勉强找到极个别
．．．在方言学堂和武昌高师两所学校都工
作或学习过的师生之个例
．．。

如德国人格拉塞，曾在方言学堂教授德语，后来又先后在武昌高师、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德语，直至1938年卸去教职。

他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其个人履历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为：“历任……武昌方言学堂高等师范武昌大学商科大学中山大学教授等职。

”（原文无标点）试问，仅凭格拉塞的这份简历，我们能得出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为一脉相承的同一所学校的结论吗？！再如著名历史学家沈刚伯（1896－1970），11岁时（1907年）进入湖北方言学堂学习，18岁时（1914年）又考上武昌高师英语部，1917年毕业，就其求学时的
年龄与具体学习经历来看，与其说他一直是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还不如说他是从方言学堂这所中等学校肄业后，又“升学”到了武昌高师这所高等学校更符合事实一些！而除了这两个不具有任何说服力的个例外，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便不再有任何人员上的关联了。

其次，从学校
．．．．，在其
．．上看，1911年初停办的方言学堂是一所外语学校
．．性质
停办后，其校舍为一所军事学校
．．．．（武昌军官学校）所占据，1913年底，这所军
事学校又腾出校舍，在此新建了一所师范学校
．．．．（武昌高师），这三所学校性质迥异，差别巨大，可是后来，我们非要让在同一校址最后建立的这所师范学校，直接跨过之前的这所军事学校，将更早的一所已经停办的外语学校追认为其历史“前身”，这岂不是荒谬绝伦？！前文中笔者曾引用过刘海峰与李均二位教授以“房屋”和“人家”所作的比喻，结合武汉大学牵强附会将校史随意上延的具体做法，笔者可以再提出一个更符合武大实际情况的比喻：一位首次置业成家的年轻人（即1913年新建的武昌高师），买了一套已经绝户的人家（即旧方言学堂）遗留下来的房子，而且这套房子还是之前曾经多次转手的“二手房”（四川会馆－农务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十多年后，他们家自己盖了新房（即1932年落成的珞珈山新校舍）并搬迁过去，又过了几十年，这位年轻人的后人突然修改了自己的家谱（即本校校史），将早先那家早已绝户的人家认作自己的先祖！请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
再次，从办学层次
．．．．上看，根据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于1904年共同制定的《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外省方言学堂”其“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

通过对1903年颁布的癸卯学制进行具体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清末的所谓“高等学堂”，
其层次相当于高中或大学预科
．．．．．．．，而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具有高等教育层次的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就更不用说湖北方言学堂当时的实际办学水平甚至连“高等学堂”的程度都达不到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昌高师从一开始便是按照新的“壬子－癸丑学制”建立起来的完全意义上的高等学校，完全属于高等教育层次，与方言学堂当然也完全不在一个办学层次上。

最后，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仅以校址和校舍为主要依据来追溯历史前身的做
法是正确合理的，那么，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同一逻辑
．．．．来处
．．．．，而不是采取双重标准
理这一问题，武汉大学的历史还是无法追溯到1893年的自强学堂！具体而言，就算我们假定方言学堂作为武昌高师前身的结论是成立的，那么，自强学堂作为方言学堂前身的结论就是不成立的。

这是因为，按照同样的标准，方言学堂的前身就应当是此前在东厂口办学的农务学堂（而农务学堂的“前身”则应该是更早的四川会馆），而不是从三佛阁迁移过来的自强学堂；同样，自强学堂的后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