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特点

西方哲学的特点—与中国对比
邓晓芒
中西文化比较，特别是中西哲学比较，是当代中国学术的重要课题，也是将来至少一百年内不可回避的话题。

然而，至今为止，仍然有不少人把握不住中西比较的宗旨，不明白比较的目的不在于争意气，而在于通过比较促使中华文化开拓视野、认清形势、制定切实的发展规划。

中西比较不是要比出双方的优劣，而是要在比较中找出自己文化的欠缺，以求改进。

我认为，在一般意义上，历史有进步，文化无优劣。

然而，文化虽然无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之分，但在每一具体的历史时期，一种文化总会表现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因而必须承认有优势文化和劣势文化之别，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此时劣势文化如果不吸收优势文化的长处，努力赶上时代的步伐，就会越来越落后，乃至被淘汰。

所以，劣势文化不等于劣等文化。

那些灭亡了的文明，如埃及、玛雅文明，以及那些至今还处于绝对劣势的文明，如澳洲或非洲土著的文明，也不是劣等文明，更不用说今天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华文明了。

[1]但在一个文化竞争的时代，如果不看清人类文明的走向，如果劣势文化不努力向优势文化学习，那么历史不会因为你的文明仍然具有多种优良素质而手下留情，让你侥幸逃脱被淘汰的命运。

一个民族的文化最深层次的秘密可以从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中寻求答案。

在这里，我想从哲学上阐明，西方文化近一百多年来成为了全球强势文化，其根源何在？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就必须在对比中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即西方哲学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模式。

一、爱智慧论
“哲学”这个概念来自西方，在古希腊，它意味着“爱智慧”（Philosophy），也就是对智慧本身的追求和热爱，将智慧本身视为高于一切其他目的的神圣目的。

所以当年日本人最初译这个词为“爱知”，后来才从古汉语中拈出一个“哲”字，改译作“哲学”，意思是“智慧之学”，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人习惯上所用的译名。

虽然后来日本又有人把这个译名改了回去，但中国人一直没有跟着改过来，我们觉得“哲学”这个词用得很顺手，也很容易理解。

但把“爱智慧”译作“哲学”（智慧之学），这一译法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错位。

因为数千年来，中国哲学有“智慧”，但一直没有“爱智慧”，有“智慧之学”，而没有“爱智慧之学”。

前几年国内学界争论得轰轰烈烈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我看来完全是一个假问题。

当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philosophie）”时，他讲的“哲学”和汉语语境中的“哲学”讲的并不是一回事。

但我们国内学人却连他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就一轰而起，纷纷指责他的“西方中心论”。

其实，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哲学”这个词。

如果理解为“爱智慧”，则中国从来没有过，今天也没有。

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因为对智慧本身的热爱而研究智慧的，总是为了别的目的，如解脱烦恼，长生久视，如治国平天下，如协调人际关系。

然而，如果把“哲学”按我们通常那样理解为“智慧之学”，中国当然自古就有了，今天也还有的是，甚至是铺天盖地，“从娃娃抓起”。

广告词里面天天念叨“道可道”，于丹讲《论语》、讲《庄子》，儿童读经，都属于此列。

这些智慧之学是要叫人“受用终身”，但不是叫人探索人生和宇宙的秘密，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老百姓学了“智慧之学”可以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养生，当官的学了可以青云直上、稳座江山，企业家、军事家学了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商（战）场。

与此不同的是，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不计功利、只求兴趣的倾向。

古希腊泰勒斯为观察星空而失足掉入水坑，遭到他的女奴的嘲笑；但他一旦把观察天象的知识用于预测橄榄油丰收，就发了大财。

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古希腊哲人明明知道知识的用处，懂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却并不看重这种用处。

赫拉克利特为研究哲学而放弃王位，最后饿死在牛栏；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律，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柏拉图的学园中，有人问学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柏拉图用一个银币打发他开路。

亚里士多德总结道：哲学起源于“惊异”。

惊异是一种超功利的兴趣，具有精神上的超越性，它所激发的是一种纯粹的“爱”的追求。

什么是“爱”？这是一种生命力的冲动，是生命对精神生活的一种向上的追求。

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爱”，缺乏对纯粹精神性的追求，只关心肉体（或与肉体不分的精神），而不关心纯粹精神。

所以鲁迅曾把中国社会形容为一个“无爱的人间”。

而亚里士多德把他的“第一哲学”直接称之为“神学”，柏拉图也将世界划分为感性的物质世界和超越的精神世界，由此而导致西方两千多年的“唯心主义”传统。

所以，“爱智慧”从古希腊以来就意味着某种超越性，不是用于别的目的，而是超越于一切目的。

当时只有智者派是标榜知识的用处的，但这种用处也不是今天所谓的“经济效益”，而恰好是用于提高人的素质，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素质教育”。

他们自称为“智者”（Sophist），适应着当时城邦民主生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智者们教人辩论术和修辞术，贩卖知识，收费授徒，其实际作用是提高人们对当时社会的适应能力（素质）。

但即使这种收费教育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也为一般人所瞧不起，他们特别受到苏格拉底的嘲笑。

苏格拉底认为这些自称为“智者”的人太可笑不自量了，因为人的智慧与神的智慧相比有无限的距离，凡人不能自称为“智者”，只能称为“爱智者”，他自己则称自己为“自知其无知”的人。

“爱智慧”的研究当然也会提高人的素质，但这只是后果，其目的不是要提供“有用的人才”，而是这件事本身很有趣，很吸引人，值得去爱、去追求，令人神往。

因为它是人的本性，凡是人都忍不住要去追求。

而追求的最终的目标就是神。

所以苏格拉底把对知识的追求看作自己对神的最好的“侍奉”。

后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这种人神之分更加极端化了。

在《圣经·旧约》中，人不配吃“知识之树”的果子，那是上帝的专利，人类僭越了上帝的这一禁令就是犯罪。

正是这一“犯罪”的意识把人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之间的无限距离固定下来了，人要取得上帝专有的智慧，必须通过并基于对上帝的无条件的信仰和爱。

换言之，人对智慧的爱转变成了对上帝的爱（信仰）。

因此，所谓中世纪的“千年黑暗”虽然导致了西方反智主义的蒙昧，但究其根源，并不是一般地对智慧本身的贬低和仇视，而正是因为对智慧看得太高了。

“爱”和“智慧”的分离使得“爱”本身成了反智主义的信仰（如同德尔图良所言：“正因其荒谬，我才相信”），但这种反智只是局限于人的智慧，而并不涉及上帝的智慧。

东罗马帝国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以“智慧”（Sophia，音译为“索菲亚”）命名的，西方人取“索菲亚”为人名的也极其常见。

所以，中世纪是以贬抑知识和智慧的方式，恰好曲折地表达了西方文化对知识和智慧的另一种更高的推崇，总地来看，仍然是以“爱智慧”为其一贯的传统。

这就为后来的知识、智慧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近代文艺复兴是一场人性的复苏，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以前专属于上帝的智慧也被降为人的一种基本兴趣了，因而人也被提升为最接近于和类似于上帝的存在。

对知识和智慧的爱重新占据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人们毕生投身于对科学知识和原理的发现，以及利用这些发现进行发明创造、艺术创新，不是为了发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而是为了好奇，为了探索真理，为了了解上帝是怎么创造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的。

人和上帝相比仍然是有限的，但这种有限性本身被赋予了有限的神性，人是上帝的摹本。

正如牛顿在《光学》中所说的：“从现象中不是可以看出有一位神吗？他无实体，却生活着，有智慧而无所不在。

”[2]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猜到上帝创世的秘密，这极大地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所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主题就是“自然的发现和人的发现”：自然是人所能够把握和描述的自然，人则是以其自然属性呈现出来的人。

这两方面都需要人对知识和智慧的不懈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的线索就是人的理性和感觉，或者说，从感觉上升到理性。

爱智慧的“爱”回归到了智慧，但已经不再是直接相关，而是多了一个上帝的维度；这个上帝不再干涉人的探索行为，而是作为一个无限的目标为人的探索行为安身立命，赋予其神圣性和崇高性。

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现代甚至后现代西方文化中，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被完全抛弃。

西方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爱智慧”的精神。

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本性除了也有动物性的一面之外，还有超越动物性的神性的一面。

人吃饭当然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更高的追求，最终是精神上的超越性的追求。

人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理想，人要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奇迹”，人就是一个“小神”。

所以人是不能当成工具来使用的，否则就成为了“非人”。

但这一切都是基于“爱”。

没有爱，任何超越都谈不上。

爱是一种精神性的力量；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与其说带来幸福，不如说更多地带来痛苦，因为所爱的对象在彼岸，与现实的人拉开了无限的距离。

但也正因此，爱才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在此岸和彼岸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可以摧毁一切障碍。

而在中国文化中，之所以缺乏爱也是因为没有张力，一切都在此岸，都是纯粹技术的问题。

中国人的智慧是圣人的智慧，是成功者的智慧，而不是上帝的智慧。

因而圣人是不需要“爱智慧”的，他本来就有智慧，只需要回复本心就可以了。

当然，要做到回复本心，也需要下“工夫”，需要“磨性”，也就是时时练习拒绝外界诱惑、放弃个人私欲、包括放弃“爱”的技术，日久天长，驾轻就熟，才能崭露本性。

所以，孔子虽然也讲“仁者爱人”，但这种“爱”只须保持而无须追求，当下即得而乐莫大焉，它基于小孩子那种天生对父母的亲情之爱，自然扩展为对他人及万物的同体关爱（民胞物与）。

所以人只要回到小孩子的天真，是很容易做到的，如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所以原则上人人都可以
做到成为圣人，甚至“满街皆圣人”。

相反，西方的爱智慧则恰好是因为没有人能达到真正的智慧，所以只能“爱”，这种爱不是“工夫”，而是一种意向、兴趣。

二、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
中西哲学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与中西文化背景有关。

西方哲学既然是“爱智慧”，它就有两方面的文化背景。

一个是个人的独立性，只有个人独立才会有真正的“爱”，才会为了自己的爱而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一个是宗教意识的升华，智慧只有上升为神的智慧才值得人去追求，才具有最高的神圣性，而不只是工具。

1、个人的独立
个人独立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它表现为自由意志、权利和责任等等问题。

当然这种个人独立在历史上是相对的，有一个发展过程。

古希腊和中世纪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但为此奠定了基础，一个是私有制的基础，一个是个体灵魂学说的基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希腊社会进入人类文明的门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私有制和个体家庭的产生，这导致了希腊城邦国家的产生。

而在文化心理上的重要影响就是个体意识的独立，并在这种独立起来的个体意识上建立起了取代家族血缘关系的新型的群体意识，这就是社会法律意识、公正意识。

正是在这里，可以找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的最为根本之点。

因为在中国，情况恰好是私有制的不确立，家庭被束缚于氏族宗法体制之中，未能发展为以个体为单位的游离家庭，而国家只不过是氏族宗法的家长制原则的放大，所有这些都不需要有法律意识和公正原则来协调和制衡，而只须由家族习惯的“礼”、“义”制度以及道德观念的“廉耻”之心来调节，就可以维持大致的社会和谐了。

而这种社会和谐的代价显然是个体的不独立，每个人在社会等级关系中都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且这种身份地位不像西方的奴隶和贵族那样是比较固定的，而是不断处于变动之中，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必须注意自己和他人相互之间在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中的相对关系，而遵守在这种特定的关系中所规定的特殊的“礼”。

所以，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东方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时[3]，他们无疑也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独立的个体意识的秘密。

古希腊个体意识的独立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契约关系中。

所谓契约，是以订约双方个体人格独立及意志自由为前提的，因而是订约双方的一种平等关系。

这种关系首先在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取代了以往按照氏族等级关系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的惯例，而使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其次，这种平等关系还体现在由独立个人根据自愿订立的契约所组成的国家（城邦）的政治原则上，当时的城邦法律不是由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某种习惯或礼节，而是由城邦聘请著名哲学家依据平等原则和语言逻辑（逻各斯）来严格制定的法律体系，并且是由城邦公民大会表决通过的。

因此，这种体现在法律上的个体意识不是唯我独尊或为所欲为，而是把个人独立当做一条普遍原则，不但自己借助于法律而获得了独立，而且懂得自己有义务把每个别人也当作独立的来尊重。

与之相反，中国人的个人概念从来都不具有普遍性，要么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天才、圣贤，要么就是必须为了普遍性而牺牲的“人欲”。

这种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的个体性只具有一种“独立不依”的假象，因为它本身没有形成一条普遍原则，而只是特定条件（包括天赋条件）下的特殊表现，一旦条件改变，它马上就可以变为奴颜婢膝、丧失人格。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但这一个人也并不真正自由。

因为人人都想当“人上人”、当皇帝，而皇帝其实是最不自由、最不独立的。

在希腊人眼里，真正的个人独立则是有原则、有根据的，我不是因为我是某个特定的人而独立，而是因为我是一般“人”而独立。

希腊人的独立精神体现为契约合作精神，他们由此而建立起了古代民主制和最早的社会契约论。

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极为重要的文化背景。

哲学本身就是个人独立的事业，没有一种哲学是集体合作搞出来的，在这方面哲学有点类似于艺术。

但同时，哲学和艺术一样，一旦创造出来之后，肯定是全人类的财富。

哲学产品是天下之公器，哲学家虽然出自个人的兴趣，但却被视为“献身于”全人类的崇高事业。

所以西方哲学家个性都很强，他们心中有更远大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西方哲学家不盲从，不满足于解释和发挥师说，而是一代一代地进行创造性的开拓，不断推翻、否定前人，另创新说。

因此西方哲学史显示为一个“逻辑发展”过程，其中的动力就是每个哲学家对理论的推进。

在这里，没有新意的哲学家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对话、商谈、交锋，乐此不疲。

这些对话和交锋并不是在世俗层面上展开的，而是立足于纯粹思想的领域，其前提是古希腊罗马灵魂学说的形成。

灵魂是个人独有的，不可代替、不容混淆；但又同在超越物质的精神世界中，并有自身纯粹精神的标准，这就是神或上帝。

柏拉图强调理性灵魂的自由本性，斯多亚派使灵魂的性质摆脱了本族人和外乡人、贵族和平民、自由民和奴隶等等的世俗的区分，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主义”的人性理想。

世界主义其实是“超世界主义”，即一个超越世界各种区分的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具有同一的人性原则和人格独立性。

斯多亚派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一起，把个人独立提升到灵魂独立的层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在“超世界”的层面上人人平等。

这实际上是近代个体自我意识的主体独立性的先声。

如果说，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毕竟对个体人格有一种压抑，主张为了人的精神而放逐人的肉体，那么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重新把灵与肉统一起来而形成了近代的“人权”概念。

在这里，个人真正达到了现实中的普遍独立。

在哲学领域，现代西方哲学更是个性化十足的哲学，各种观点不再是单线发展，而是多头并进，百家争鸣。

2、宗教的升华
西方哲学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哲学与神学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神学两者在相互冲突中相互提升。

有人把哲学当作宗教，有人认为宗教是最高的哲学。

只有很少数的唯物主义者否认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但主要是否认那些过时了的宗教形式。

例如费尔巴哈在批判了旧的基督教之后，仍然主张建立一种“爱”的新宗教。

通常西方哲学家对宗教的批判都指向一种新宗教的建立，实际上使西方宗教提升到一个更高阶段。

古希腊哲学最初就是出身于宗教批判，早期希腊哲学家、特别如赫拉克利特、塞诺芬尼等人，都反对原始宗教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和牺牲献祭，他们嘲笑神话，破除迷信。

古典时期的阿那克萨哥拉、智者派更是对传统宗教不屑一顾。

而苏格拉底的贡献则在于，他不仅致力于破除旧的宗教，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具有哲学层次的新宗教，或者说，他使哲学本身提升到一种更高的宗教即理性宗教。

西方宗教从此摆脱了迷信，西方哲学也由自然哲学上升为精神哲学。

相比较而言，中国哲学自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排斥了古代的神话和迷信之后，并没有在纯粹精神的层次上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新宗教来，因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扬弃迷信。

董仲舒的谶纬神学由于仍然纠缠于“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而成为一种迷信和道德说教的混合物，精神性的东西被层层包裹于物质的外壳之中。

宋明新道学则虽然大大减弱了迷信的色彩，而成为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和“内在超越”之学，但仍然没有和迷信绝缘，而是经常性地以天人感应之兆来印证世
俗人伦之理。

这种内在超越的信仰原则上不可能离开此岸的成功和成就来支持，并且实际上是以现实世界的效果为信仰对象的。

西方宗教之所以具有超越性，是由于它基于个体独立意识之上。

同样，中国宗教的不具超越性（或只具内在超越性）则是由于它基于个体意识的不独立之上。

西方超越性宗教的发生原理则在于自我意识的后退性“反思”，其前提是个人自我意识的独立。

所谓“自我意识”就是试图把自己一分为二，从“另一个自我”来看自己，以求认识真正的自己；但与此同时人立刻意识到，真正的自我并不是这个被认识的自己（对象），而是那个进行认识的自己（主体），因此要真正把握自己的意向便迫使人再次跳出这个主体的自己，把主体当客体来认识；但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主体一旦成为客体，就不再是真正的自己，这又需要再退后一步。

就这样，力求把握自己的需要使主体不断退到自己后面来看自己，这种无限后退最终将推出一个绝对的自我——上帝。

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知人心者”，而世俗的自我意识永远都只是处于认识自我的旅途，对自我的独立意识同时就是对自我的有限性的意识，在基督教中就表现为基督徒的“原罪”意识。

原罪就在于有限的人想要单凭自己把握无限的上帝，也就是想要把握绝对的自我，这正是个体独立意识的体现。

所以在西方文化中，对上帝的信仰恰好是个人自我意识的安身立命之所，只有独立的个人才会有真正的信仰。

由此可见，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正是由于中国人的个人不独立。

他的安身立命在群体、国家、天道，他的理想是天人合一、回归此岸、修齐治平，他用不着相信一个彼岸的神。

他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献身，但前提是他相信历史、“汗青”会对他作出肯定的评价，他归根结底不是为心中的上帝和精神性的理想而献身，而总是为现实生活的某个具体目标而献身。

他的精神永远基于物质，被束缚于物质，不可能摆脱和超越物质。

正因为他把自己归属于现实此岸的世界，这个世界总是凡人可以掌握的，所以他认为只要自己心“诚”就可以与天道相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一方面他认为一个凡人可以成圣，一旦成圣就可以“替天行道”，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堂（王道乐土）；另方面他用来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总是物质性的，他总是用处理物质的方式来处理精神问题、思想问题，凭借物质来控制精神、改造思想，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大搞“诛心之论”、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

与此相反，西方人的“太一”、耶和华、上帝完全是非物质性的，无形无象，只能从内心聆听圣言；而且所谓的“启示”并不可靠，信仰有可能走火入魔，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