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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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和日本社会保障的实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和日本的社会保障程度都不算高，但就其消费水平和储蓄率来讲两国却截然不同。从国际比较看，美国是比较典型的低储蓄率国家，而日本却是典型的具有东方色彩的高储蓄率国家。有关资料显示，1970—1994年期间，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日本比美国高15—20个百分点；个人消费占GDP 的比重美国比日本高10个百分点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还高约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美、日虽然同属低社会保障国家，但储蓄率和消费水平却完全不同。
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不能绝对地看待社会保障与消费的关系，不存在社会保障程度越高消费水平就越高的绝对关系。两者之间既有正相关性，也有负相关性。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使社会保障对消费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第二，过高的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是“双刃剑”。当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时候具有刺激人们消费欲望、促进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积极作用，但过度保障势必造成过度消费，储蓄率下降，资本积累率降低，从而削弱扩大再生产能力，最终制约经济增长。第三，社会保障程度的高低要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是社会保障增加的必要前提，适当的社会保障支出可以起到社会“稳定器”和经济“调节器”的作用。但如果是超越经济实际增长能力的“绝对保障”，不仅会造成财政困难，易引发通货膨胀，而且还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最终降低人们的保障水平。
据《世界经济年鉴》提供的数字，1992—1995年间，福利国家最终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所占比重明显高于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国家。除美国以外，英国和瑞典最终消费（政府消费＋私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所占比重平均达80％以上，德国和法国在75％以上。较高的消费水平决定了福利国家居民储蓄占可支配家庭收入的比重明显偏低。在1990—1995年期间，福利国家家庭储蓄占可支配家庭收入的比重大大低于非福利国家。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高的消费水平，与他们实施的高福利政策是分不开的。一是社会保障制度在欧洲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这些国家的居民习惯于将家庭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而不进行储蓄。二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以及“普遍福利”的政策主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全社会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网络，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福利，使居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三是宠大的福利开支有效地扩大了消费需求并带动了经济增长。四是通过社会再分配形式改善了中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条件，扩大了这部分居民的边际消费能力，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社会保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调节了宏观经济运行， 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美国大部分社会福利开支是以政府转移支付形式进入低收入家庭，在贫困家庭或个人较高边际消费作用下，这些转移支付的90％以上形成了社会购买力，使美国经济不断维持了一种较高的有效需求状态。同时，制度化转移支付与累进制所得税一同构成美国经济生活中的“自动稳定器”，在宏观经济过程中起到了自发调节景气的作用。
国内一些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即1981—1988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水平波动阶段，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91到1988年的0.93，中间虽有年际波动，但水平保持稳定；1989—1997年为快速下降阶段，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1988年的0.93迅速下降至1997年的0.81。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变化比较平缓，除1984、1985和1997年因农民受收入影响消费倾向较低以外，从1981—1997年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变化非常小。其原因是长期以来农村居民主要是以家庭保障为主，社会对其保障程度非常低，因此，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更多的是受收入水平的影响，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对其影响非常小，甚至没有影响。但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出现的这种阶段性变化，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来源于福利方面的收入经历了由强劲扩张到持续回落的过程，这种变化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明显不同的影响。从我国保险福利费用增长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城镇居民消费倾向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与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支出的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者变化趋势基本吻合。即1978—1988年全国保险福利费用总额为强劲扩张阶段，由1978年的78.1亿元增加到655.5亿元，10年增长7倍多，平均每年递增24％。其中国有单位由69.1亿元增加到540亿元，增长了6.8倍，年均递增22.8％；城镇集体单位由9亿元猛增至110.8亿元，10年增长了11倍，年均递增达28.5％。1989—1998年为持续回落阶段。全国保险福利费用总额由1989年的768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3360.7亿元， 这10年仅增长了3.4倍，平均每年递增15.9％，比1978—1988 年的增幅回落近8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单位增长3.4倍，平均递增16％，增幅回落6.8个百分点。城镇集体单位增长速度下降更快，10年仅增长1.6倍，递增10％，增幅回落18.5个百分点。从1995年开始福利费用支出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与之相吻合的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时期。由此可见，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与公共福利费用支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福利支出增长较快，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就高，消费增长就较快；反之则较慢。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非常明显。
【 作 者 】樊彩耀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
【 正 文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需求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进入“九五”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落，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整体回升的因素之一。一般认为，影响我国消费需求回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传统的福利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居民消费预期产生了较大影响。那么，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究竞有多大？社会保障与消费的相关性如何？社会保障程度越高是否意味着消费水平就越高？本文试图通过国际比较来探讨这个问题，并就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进行相关性分析，同时提出建议及对策。
（3）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个人、 家庭对劳动力培养和训练费用支出的不足，对培养和开发本国人力资本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社会保障制度在西方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北欧多数国家以“福利国家”著称，为国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福利政策的推行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国家消费需求的增长，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最终也成为这些国家经济陷入缓慢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国际比较
各国一般使用社会保障支出与国民收入（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作为各国社会保障支出规模的显示指标。按照这个指标，日本为13.8％、瑞典为49.0％、法国为34.9％、德国为29.7％、英国为24.5％、美国为18.0％（均为1991年数）。我们将主要发达国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低保障国家，另一类是以英国、瑞典为代表的高保障、高福利国家。下面就这两种类型国家的社会保障与消费的相关性，以及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作些比较和分析。
以上分析说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非常明显，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一般认为，美国居民的高消费行为主要是：（1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存在巨额的财政赤字；（2）消费信贷在美国非常发达；（3）进入80年代以来，美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财富效应使得居民消费需求明显上升，储蓄下降。可见，美国的高消费与社会保障的相关性不大。
日本高储蓄率主要是：（1 ）日本人民具有东方民族勤俭储蓄的传统；（2）日本居民为教育进行储蓄的动机非常强烈；（3）日本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使居民工资收入增长较快；（4）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不排除防老储蓄动机的存在。由此看来，日本的高储蓄率与社会保障似乎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并不明显。据日本学者星川顺一分析认为：“1955年以后，很难证明日本社会保障对家庭储蓄率的下降效果，家庭储蓄率与社会保障之间的长期关系很不明确。这是由于在社会保障以外还存在着许多决定储蓄率的因素。”此外，在经历了“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通货膨胀率高达25％的情况下，1973年被称为日本社会保障元年的储蓄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对此，多数学者认为，一方面，受“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人们对未来缺乏稳定感，消费者购买欲望受到抑制，储蓄动机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因通货膨胀带来的家庭金融资产的缩水，使人们收入预期下降，储蓄倾向上升。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日本社会保障与储蓄之间的负相关性。
二、我国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我国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也必须要与之相适应，由旧的福利制度向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因此，在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条件下，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虽然美国、日本的社会保障对储蓄率和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但美、日两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对其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1）对缓和经济危机、协调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稳定起了积极作用。美国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以及第一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冲击，均是由于及时采取了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措施，使危机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经济衰退现象大大得以缓解，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实施，虽然对福利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但高福利、高消费也给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埋下了隐患。一是长期推行高福利、高消费政策，导致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过大，造成投资萎缩，最终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二是福利支出增长普遍超过了经济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仅造成财政不堪重负，而且还易引发通货膨胀。三是为了维持宠大的福利支出，福利国家不得不实行高税收政策，不仅造成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能力下降，还导致参加工作所得在扣除税收后，同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参加工作而从社会保障中获得的各种津贴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助长了公民的懒惰情绪，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此外，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较早的试点地区来看，其消费水平增长明显高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较晚的地区。以1998年为例，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比上年增长5.5％，上海、江苏、湖北、 广东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分别比上年增长5.7％、11.1％、12.6％和7.4％。这些省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之所以较高，除经济发展较快、收入水平较高以外，在90年代初他们就开始对养老以及医疗保险等制度进行改革，通过多年来的不断改革和探索，这些省份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明朗化，居民对未来自己所要承担的部分做到了心中有数，消费需求保持了较快增长。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较晚、改革难度较大的一些老工业省份，如山西、辽宁、黑龙江等，1998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分别比上年增长1.2％、－7.2％、3.6％和2.8％，明显低于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于这些省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居民对未来生活缺乏稳定感，因此，消费水平增长明显偏低。
作者：樊彩耀 主题类号：C41/社会保障制度 【 文献号 】1-1506
【原文出处】宏观经济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7
【原刊页号】53～57
【分 类 号】C41
【分 类 名】社会保障制度
【复印期号】200009
【 标 题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和日本的社会保障程度都不算高，但就其消费水平和储蓄率来讲两国却截然不同。从国际比较看，美国是比较典型的低储蓄率国家，而日本却是典型的具有东方色彩的高储蓄率国家。有关资料显示，1970—1994年期间，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日本比美国高15—20个百分点；个人消费占GDP 的比重美国比日本高10个百分点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还高约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美、日虽然同属低社会保障国家，但储蓄率和消费水平却完全不同。
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不能绝对地看待社会保障与消费的关系，不存在社会保障程度越高消费水平就越高的绝对关系。两者之间既有正相关性，也有负相关性。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使社会保障对消费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第二，过高的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是“双刃剑”。当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时候具有刺激人们消费欲望、促进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积极作用，但过度保障势必造成过度消费，储蓄率下降，资本积累率降低，从而削弱扩大再生产能力，最终制约经济增长。第三，社会保障程度的高低要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是社会保障增加的必要前提，适当的社会保障支出可以起到社会“稳定器”和经济“调节器”的作用。但如果是超越经济实际增长能力的“绝对保障”，不仅会造成财政困难，易引发通货膨胀，而且还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最终降低人们的保障水平。
据《世界经济年鉴》提供的数字，1992—1995年间，福利国家最终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所占比重明显高于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国家。除美国以外，英国和瑞典最终消费（政府消费＋私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所占比重平均达80％以上，德国和法国在75％以上。较高的消费水平决定了福利国家居民储蓄占可支配家庭收入的比重明显偏低。在1990—1995年期间，福利国家家庭储蓄占可支配家庭收入的比重大大低于非福利国家。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高的消费水平，与他们实施的高福利政策是分不开的。一是社会保障制度在欧洲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这些国家的居民习惯于将家庭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而不进行储蓄。二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以及“普遍福利”的政策主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全社会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网络，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福利，使居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三是宠大的福利开支有效地扩大了消费需求并带动了经济增长。四是通过社会再分配形式改善了中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条件，扩大了这部分居民的边际消费能力，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社会保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调节了宏观经济运行， 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美国大部分社会福利开支是以政府转移支付形式进入低收入家庭，在贫困家庭或个人较高边际消费作用下，这些转移支付的90％以上形成了社会购买力，使美国经济不断维持了一种较高的有效需求状态。同时，制度化转移支付与累进制所得税一同构成美国经济生活中的“自动稳定器”，在宏观经济过程中起到了自发调节景气的作用。
国内一些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变化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即1981—1988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水平波动阶段，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91到1988年的0.93，中间虽有年际波动，但水平保持稳定；1989—1997年为快速下降阶段，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1988年的0.93迅速下降至1997年的0.81。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变化比较平缓，除1984、1985和1997年因农民受收入影响消费倾向较低以外，从1981—1997年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变化非常小。其原因是长期以来农村居民主要是以家庭保障为主，社会对其保障程度非常低，因此，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更多的是受收入水平的影响，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对其影响非常小，甚至没有影响。但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出现的这种阶段性变化，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来源于福利方面的收入经历了由强劲扩张到持续回落的过程，这种变化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明显不同的影响。从我国保险福利费用增长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城镇居民消费倾向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与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支出的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者变化趋势基本吻合。即1978—1988年全国保险福利费用总额为强劲扩张阶段，由1978年的78.1亿元增加到655.5亿元，10年增长7倍多，平均每年递增24％。其中国有单位由69.1亿元增加到540亿元，增长了6.8倍，年均递增22.8％；城镇集体单位由9亿元猛增至110.8亿元，10年增长了11倍，年均递增达28.5％。1989—1998年为持续回落阶段。全国保险福利费用总额由1989年的768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3360.7亿元， 这10年仅增长了3.4倍，平均每年递增15.9％，比1978—1988 年的增幅回落近8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单位增长3.4倍，平均递增16％，增幅回落6.8个百分点。城镇集体单位增长速度下降更快，10年仅增长1.6倍，递增10％，增幅回落18.5个百分点。从1995年开始福利费用支出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与之相吻合的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时期。由此可见，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与公共福利费用支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福利支出增长较快，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就高，消费增长就较快；反之则较慢。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非常明显。
【 作 者 】樊彩耀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
【 正 文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需求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进入“九五”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落，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整体回升的因素之一。一般认为，影响我国消费需求回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传统的福利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居民消费预期产生了较大影响。那么，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究竞有多大？社会保障与消费的相关性如何？社会保障程度越高是否意味着消费水平就越高？本文试图通过国际比较来探讨这个问题，并就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进行相关性分析，同时提出建议及对策。
（3）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个人、 家庭对劳动力培养和训练费用支出的不足，对培养和开发本国人力资本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社会保障制度在西方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北欧多数国家以“福利国家”著称，为国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福利政策的推行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国家消费需求的增长，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最终也成为这些国家经济陷入缓慢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国际比较
各国一般使用社会保障支出与国民收入（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作为各国社会保障支出规模的显示指标。按照这个指标，日本为13.8％、瑞典为49.0％、法国为34.9％、德国为29.7％、英国为24.5％、美国为18.0％（均为1991年数）。我们将主要发达国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低保障国家，另一类是以英国、瑞典为代表的高保障、高福利国家。下面就这两种类型国家的社会保障与消费的相关性，以及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作些比较和分析。
以上分析说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非常明显，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一般认为，美国居民的高消费行为主要是：（1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存在巨额的财政赤字；（2）消费信贷在美国非常发达；（3）进入80年代以来，美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财富效应使得居民消费需求明显上升，储蓄下降。可见，美国的高消费与社会保障的相关性不大。
日本高储蓄率主要是：（1 ）日本人民具有东方民族勤俭储蓄的传统；（2）日本居民为教育进行储蓄的动机非常强烈；（3）日本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使居民工资收入增长较快；（4）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不排除防老储蓄动机的存在。由此看来，日本的高储蓄率与社会保障似乎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并不明显。据日本学者星川顺一分析认为：“1955年以后，很难证明日本社会保障对家庭储蓄率的下降效果，家庭储蓄率与社会保障之间的长期关系很不明确。这是由于在社会保障以外还存在着许多决定储蓄率的因素。”此外，在经历了“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通货膨胀率高达25％的情况下，1973年被称为日本社会保障元年的储蓄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对此，多数学者认为，一方面，受“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人们对未来缺乏稳定感，消费者购买欲望受到抑制，储蓄动机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因通货膨胀带来的家庭金融资产的缩水，使人们收入预期下降，储蓄倾向上升。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日本社会保障与储蓄之间的负相关性。
二、我国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我国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也必须要与之相适应，由旧的福利制度向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因此，在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条件下，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虽然美国、日本的社会保障对储蓄率和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但美、日两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对其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1）对缓和经济危机、协调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稳定起了积极作用。美国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以及第一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冲击，均是由于及时采取了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措施，使危机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经济衰退现象大大得以缓解，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实施，虽然对福利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但高福利、高消费也给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埋下了隐患。一是长期推行高福利、高消费政策，导致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过大，造成投资萎缩，最终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二是福利支出增长普遍超过了经济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仅造成财政不堪重负，而且还易引发通货膨胀。三是为了维持宠大的福利支出，福利国家不得不实行高税收政策，不仅造成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能力下降，还导致参加工作所得在扣除税收后，同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参加工作而从社会保障中获得的各种津贴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助长了公民的懒惰情绪，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此外，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较早的试点地区来看，其消费水平增长明显高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较晚的地区。以1998年为例，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比上年增长5.5％，上海、江苏、湖北、 广东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分别比上年增长5.7％、11.1％、12.6％和7.4％。这些省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之所以较高，除经济发展较快、收入水平较高以外，在90年代初他们就开始对养老以及医疗保险等制度进行改革，通过多年来的不断改革和探索，这些省份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明朗化，居民对未来自己所要承担的部分做到了心中有数，消费需求保持了较快增长。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较晚、改革难度较大的一些老工业省份，如山西、辽宁、黑龙江等，1998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分别比上年增长1.2％、－7.2％、3.6％和2.8％，明显低于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于这些省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居民对未来生活缺乏稳定感，因此，消费水平增长明显偏低。
作者：樊彩耀 主题类号：C41/社会保障制度 【 文献号 】1-1506
【原文出处】宏观经济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7
【原刊页号】53～57
【分 类 号】C41
【分 类 名】社会保障制度
【复印期号】200009
【 标 题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居民消费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