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经验集——陈可冀

名老中医经验集——陈可冀
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学家陈可冀
王阶史大卓雷燕李静张文彭马晓昌林殷秦淑兰整理
编者按：陈可冀，福建省福州市人。

从事临床医疗、教学及科学研究４０余年。

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１年当选），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教授、研究员。

全国中医心血管病重点研究室主任，全国中医心血管医疗中心主任，全国中医老年病医疗中心名誉主任。

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中国科协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西医结合评议组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学位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６～），国家ＯＴＣ药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科委新药开发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常委，中国博士后管委会理事。

中国老年学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及《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副主编，《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委，《中医杂志》（中英文版）编委，《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英文版）主编。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英国《国际植物疗法研究杂志》顾问。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会长。

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市人民政府医药顾问。

陈氏为我国第一代西医学习中医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家，曾师从著名老中医冉雪峰、岳美中、赵锡武等学习中医，融诸家之长而自成一体。

主张民族化与现代化并行不悖，善用经方及古方治今病。

对心脑血管病及老年病进行长期文献、临床及实验研究，宏观微观结合，辨病辨证结合，对活血化瘀治法及血瘀证理论，尤多创新，在冠心Ⅱ号及川芎嗪、血府逐瘀汤及去甲乌药碱等研究方面，成效显著，深入到了分子基因水平。

对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的整理研究，尤多建树，填补了中医学继承史上的一段空白。

著述丰硕（约３０种），国内外影响巨大。

他被聘任为中山医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及天津中医学院名誉教授。

曾作为客座教授到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及台湾阳明医学院等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和学术交流。

培养了３０余名博士后、博士及硕士研究生，毕生致力于中医药事业。

曾先后获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多项，１９８９年获世界文化理事会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状；１９９４年获首届立夫中医药学术奖。

夫有医术，有医道，术可暂行一时，道则流芳百世。

———《医贯》
第五卷１
学到知羞处，方知艺不精。

———《景岳全书》
陈可冀，男，汉族。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１９５４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

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初期奉调来京。

曾随名医冉雪峰、岳美中、赵锡武系统学习中医和临证多年，学而有成，融为一体，并获北京市在职西医学习中医一等奖，为我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医学家。

１９５９年及１９６４年先后两次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疾病研究所进修心脏
内科专业。

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及老年医学研究所内科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１９９１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市人民政府医药顾问。

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山医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天津中医学院名誉教授，苏州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阳明医学院（台湾）等院校客座教授，福建中医学院名誉院长，现兼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专家咨询团顾问，英国《Ｉｎｔ．Ｊ．ｏｆ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国际植物疗法研究杂志》）及香港《ＡＣＭＥ》（《中国医药学文献杂志》）顾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西医结合评议组组长，卫生部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国家科技进步奖医学评委，卫生部新药审评委员会委员，卫生部麻醉品专家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６～），国家ＯＴＣ药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科委新药开发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常委，中国博士后管委会理事，中国老年学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副主编，《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英文版）主编，《中医杂志》（中英文版）及《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委，《老年杂志》顾问，南加州针灸中医师公会、美东针灸中医师联合会及新加坡中医师公会荣誉顾问。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脑血管病研究和老年医学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担任“六五”、“七五”及“八五”、“九五”国家科委攻关课题（心血管病研究）组长。

５０年代后期，研究高血压病弦脉与儿茶酚胺代谢水平获进展。

是活血化瘀方“冠心Ⅱ号”复方及芳香温通复方宽胸气雾剂抗心肌缺血及其机理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是益气活血复方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主要设计和研究者之一。

首先应用川芎嗪（四甲基吡嗪）治疗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并研究其抗血小板机理获显效，现仍在城乡推广应用。

倡用温通疗法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并是首先应用附子Ⅰ号（去甲乌药碱）治疗该病的主要研究者之一。

研究元胡碱及赤芍甙抗心律失常和抗血小板效应；血府逐瘀汤抗ＰＴＣＡ后冠脉再狭窄及其对血管内皮细胞包括对ＰＤＧＦ－Ａ、Ｂ，ｒａｓ，Ｃ－ｆｏｓ及Ｃ－ｍｙｃ等基因表达的影响，对内皮素及一氧化氮水平的影响，取得显著进展。

阐明血瘀证及血小板超微结构和功能的联系，研究３种中药补益方剂抗自由基的作用取得进展。

倡议并系统整理研究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填补了中医学术继承上的一项空白，先后获国家及卫生部级科技成果奖九项。

１９８９年获首届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状，１９９４年获首届立夫中医药学术奖。

专著１０余种，主编有《心脑血管疾病研究》、《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研究》、《中医药临床验案范例》（中英文版）、《抗衰老中药学》、《活血化瘀药化学、药理和临床》、《老年医学在中国》、《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及《清宫医案研究》等，发表论文１２０余篇。

陈氏在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基础上，通过４０年的读书临证和科学研究，逐渐自成一家，形成如下学术特点：１主张辨证论治与专病专方相结合，认为清代名医徐灵胎《兰台轨范》关于“一病必有一第五卷２主方，一方必有一主药”的经验是切合实际的，指出既要注意讲究辨证论治的整体性精髓，也要切中病损的关键，立方遣药，要着眼于提高疗效，所以治疗不少顽疾获良好效果。

２主张经方、古方、时方可因证施用，不可偏废，尤其喜用、善用真武汤合生脉饮以治疗心功能不全；苓桂术甘汤合补心丹治疗心悸；调胃承气汤合益气活血方以治疗心肌梗塞；四逆散合丹参饮治疗心绞痛等。

３重视活血化瘀治法的应用，认为气血乖常乃人身疾患之二大端，重病、久病多有气滞、血瘀之嫌，活血通瘀、疏畅脉络，常可起沉疴大证的作用。

尤其心脑血管病，不能只从风、火、痰、虚立论，还应着意于瘀上，自创愈梗通瘀汤（由生晒参、生黄芪、紫丹参、全当归、延胡索、川芎、广藿香、佩兰、陈皮、半夏、生大黄组成），治疗因气虚血瘀兼痰浊之心肌梗塞，
有良好效果。

４重视芳香温通治法的应用，认为多种疾病，包括心脉痹阻及血脉不通，每与寒凝气滞有关，芳香温通以开窍醒神复脉，有别于清热开窍之安宫牛黄丸、牛黄抱龙丸等，而以辛温、甘温或苦温药物如苏合香丸、菖蒲丸及哭来笑去散治疗，常可取得显著效果。

自创温通复脉汤（党参、黄芪、肉桂、干姜、升麻、柴胡、白术、当归、陈皮、净麻黄、细辛、制附子、炙甘草）治疗以虚寒为主要表现的缓慢心律失常，提高心率效果达８９％。

５主张现代化与民族化并行不悖。

他在临床中体验到古方可以治今病，认为古人经验确有真知灼见，强调中西医取长补短结合是发展中医学术的重要途径，可以增效验，可以补不足。

跟踪国际先进技术，为我所用，有所创新，阐明理论，是时代赋予今人的使命，应当珍惜和负责。

陈氏的成功在于既避免“食古不化”，也避免“食洋不化”，注意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就使传统中医学在他的心目中总是古而不老，旧而常新，永远富有生命力。

他借鉴现代科学的成功经验，努力挖掘，开拓创新，从而取得了新的成就，为使我国民族文化在世界医学之林中发出灿烂的光辉而努力。

陈氏勤奋工作，为弘扬中医药学和中西医结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培养毕业博士及硕士研究生近３０名，现在在学的国外博士生４名，国内博士生６名。

先后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士、荷兰、比利时、韩国、印度、朝鲜、越南、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台港澳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数十次学术交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他医德高尚，直道而行，宠辱不惊。

尊师爱生，刻苦学习。

子女二人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医学研究工作，他鼓励子女以及１０余名在国外的他培养的研究生日后要努力创造条件，为祖国医药科学事业贡献力量，尽到炎黄儿女爱国的天职。

学术精华
一、看重人文科学与中医学的交融作为中国科学院中医、中西医结合界的院士，陈氏对中国文化与中医学的关系，有极清晰睿智的见识，并在４０多年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中躬行践履。

第五卷３陈氏认为，中医学的萌芽、形成和发展，与数千年传统中国文化作为其生态环境，有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说中国文化是中医药学这一巨大硕果的载体或母体，毫不过分。

如中医以“施仁术”、“重义轻利”为本份，实际秉承了中国文化里“仁”和“礼”的思想概念，由此形成的以“求善”为宗旨的伦理型医学思想，迥然有别于西方医学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思想。

顺便提及的是，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陈氏本人，他也很重视当代医生的伦理道德。

１９９６年９月，他与吴英恺教授、吴阶平教授、宋鸿钊教授等２８名中科院及工程院院士一起，联名建议制订《临床医师公约》，融严肃严格严密的医德医风与精益求精的医疗技术为一体，当可视为传统人文精神的现代回归。

陈氏还谈到，中医在诊疗疾病时，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疾病流行、情绪变化、妇女经血来潮，乃至临床辨证处方用药，都与自然界的四时运作有关，它把天—地—人—病列成四元方程进行宏观分析，认识和调整其间的关系，意义深远。

另如阴阳学说、形神协调观念、精气神一体的生命观、辨证论治以“平”为期的治疗法则等等，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源头脉络。

医学界的同仁都知道陈氏是当代研究活血化瘀问题的专家，但很少有人了解他对传统气论的思考与见解。

在对传统哲学诸多基本范畴如天、道、理、气、心、性的反思中，陈氏尤其关注于“气”的探讨，认为与西方哲学和医学相比较，气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普遍的范畴，认识和把握气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认识中国医学的物质。

宇宙洪荒，生物吐纳，存在一种有形无形的东西，中国古人称之为气。

陈氏尤其注意到，气无论在中国传统哲学还是医学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其内涵既是客观存在的实体，
又是主体的道德精神，涉及自然、社会、人生的各个领域，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各家各派共同使用的概念。

如殷商至春秋，人们把气看作云气（《说文解字》）、阴阳之气（《左传》、《国语》）和冲气（《老子》）。

特别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提出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４２章），用极简朴的语言，阐述了宇宙万物产生的过程是由道化生出混沌的气，气化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化生天地人，进而化生万物。

万物内在地包含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交感运动，使宇宙万物谐调生长。

而“冲气”的说法，既表明了它的物质性，也形象地点出了气的运动性；气分阴阳，相反相成，相互激荡，万物便“冲气”合和而化生、变化乃至死亡、消散。

陈氏更注意到这些气相关的概念，指出：战国时期，气的概念衍化为浩然之气和精气，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代表，如孔子化裁老子思想，正式提出“血气”观念：“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论语·季氏》）孔子认为，人生的不同阶段，要根据血气的盛衰消长调整自己的行为意念：年少时血气未定，不可接近女色；成人后血气方刚，不可随意争斗；年老时血气衰退，不可贪得无厌。

所谓“血气”即指人的生理功能，直接与医学相关。

孟子发挥并深化孔子的“血气”思想，把气的涵义规定为人体内部的“浩然之气”。

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浩然之气”是一种藏于人心的正气，它既不是自然界的天地之气，也不是人体内的阴阳之气，而是一种道德精神。

这种道德精神，可以通过“善养”来充实它，扩大它，使之“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

《易传》则以“精气”释“气”，认为“精气”是构成天地万物和人类的细微原始物质，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色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系辞上传》）“精气”构成万物和人，而“游魂”也是“精气”流变形成的，由此可知“鬼神”同天地变化相似。

《易传》实际上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第五卷４体形神，甚至“鬼神”都由“精气”产生，这就将自然之物、人类形体和精神意识都放置在共同的物质基础之上，使万物统一于“精气”。

秦汉时期，气发展为元气、自然之气。

董仲舒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较早提出“元气”的概念：“元者，始也，言本正也。

道者，王道也。

王者，人之始也。

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天变，贼气并见。

”（《春秋繁露·王道》）陈氏认为董仲舒的“元气”是指构成天地人物的本始物质，而且“元气”和顺与否，决定着自然、人类的生存发展状态。

荀子则继孔孟之后，从自然之气和治气养心两个方面论气，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气论。

荀子认为，气是自然之气，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生灵共同含有的物质元素。

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荀子·王制》）万物由气构成，人之所以为最尊贵的，是因为其与水火、草木、禽兽相比，不仅有生命、有意识，而且知礼义。

但气毕竟是天地人物的共同本原，天地人物的生灭变化，也是阴阳之气的交感运动所形成。

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荀子·天论》）自然界的星辰运转，昼夜交替，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环，风雨雷电的激发博施，都是阴阳之气运动变化的结果。

人类顺从阴阳之气的变化规律来修养身心，就是“治气养心”，其道理和方法：“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荀子·修身》）血气刚强的人应该用柔弱来调和；知虑深浅的人应该以率直来纠正，使体内阴阳之气的变化合于常道，达到血气平和，明达万物，进而成为圣人君子。

从殷商至秦汉，正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之际，上述气论思想在医学理论中都有所体现。

陈氏曾指出一部《黄帝内经》共计１５３２１６字，其中“气”字为２９９１字，出现频率达１９５％，中医学对“气”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内经》把先秦气论思想应用到医学，并作了创造性发挥，它把气分为自然之气、生理之气、病邪之气和药物之气，进而从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和疾病现象，广泛分析了气的具体表现形态。

如从自然之气讲，有天地之气、五行之气、四时之气；从生理之气讲，有神气、真气、正气、精气、大气、宗气、中气、血气、
经气、络气、俞气、谷气、脏腑之气、血脉之气、肌肤腠理之气和耳目口鼻之气等；从致病邪气论，外感者包括风气、寒气、水气、暑气、燥气、湿气等，内伤者表现为厥气、逆气、乱气、虐气、痹毒气、恶气、淫气、暴气等。

至于精神因素对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是通过扰乱人体气机运行或“养气”而实现的，如《素问·举痛论》：“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

《内经》强调人的精神产生于气，而且人的精神对气的运动变化有很大的反作用，这就比先秦各家单纯从气解释人的精神活动，更富于辩证性。

把药物的性质和功用概括为气和味，即药物之气，这是中医药学理论的重要特点。

药物之气归根到底是天地阴阳之气蕴藏在药物之中形成的，它与天地阴阳之气和人体生理之气相通，所以能够作用于人体，调整体内的阴阳气血，纠其偏而养其正，使生理之气协调、正常，达到治疗疾病，恢复健康之目的。

在临床具体应用上，又有补气、调气、降气、理气、行气、固气等诸多治疗原则。

陈氏从医４０余年，师承冉雪峰、岳美中等老前辈，得诸家真传，并有自己独立见解。

他在临床诊病时也喜用、善用气药，且坦言其处方用药每每受到传统哲学启迪，如从董仲舒的重视元气，领悟到元气作为生化动力的泉源，虽禀受于先天，但尤赖后天脾胃之气的荣养才能滋生、充足，因而重视调补脾胃气机，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和“调中益气汤”等是其常用方剂，根据临床辨证，方中生黄芪一味，可从１２克用至６０克。

取其甘温之性，升脾胃阳气以行春生第五卷５之令，对劳倦内伤，气血虚弱而发热的患者尤当用之。

另外，“凡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护皮毛而开腠理，不令自汗”（《名医方论·柯琴》），如玉屏风散等方剂，也是陈氏常用的，认为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加抗病能力。

其它补气药如人参、红参、党参、太子参和西洋参等，则临证根据病情酌情选用，如对重症心力衰竭患者，用真武汤合保元汤及生脉散治疗，重用参芪；心衰而兼不同部位瘀血者，取丹参饮和参苏（木）饮等，方中人参可改为红参，用量达１５克。

陈氏在一篇临床报告中谈到：“近年来的研究工作表明，根据中医‘气为血帅’和‘气行血行’等传统理论设计的实验，显示应用益气活血药物或方剂，可使大鼠或家兔等实验动物的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减轻或消退……”从传统“气血同治”理论的现代诠释中，我们依稀可见先秦哲人老子、孔子的“血气”观念的延伸、衍变。

陈氏还十分重视人体气机的调理。

如冠心病心绞痛和心律失常，临床上确有不少患者随情绪变化而症状加重，两胁不适，胸闷气憋，脉弦居多。

陈氏认为在治疗中一定要注意舒肝解郁、调理气机，根据病情采取四逆散、逍遥散或越鞠丸结合应用，有一定佐助。

另如他治疗一失眠症患者，中医辨证属痰热内扰，取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之温胆汤治疗，当属常法，但陈氏在方中配入行气开郁的代代花、枳壳、陈皮，是采用了金元朱丹溪之说“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收开郁化痰功效。

举凡苏子降气汤、四磨汤、旋复代赭汤、七气汤等都是临证理气化痰之常用方。

更有补气、理气兼施之异功散，受到陈氏推举。

该方出自宋代钱乙之《小儿药证直诀》，由补气的经典方四君子汤加入一味陈皮而成，使全方补中有泻，补而不滞，理气降逆，于平淡中建奇功。

陈氏曾以异功散配伍丹参饮及桑螵蛸散化裁，治疗一右颈总动脉粥样硬化之美籍患者，中医辨证属气虚血瘀证病人，取得较好效果。

超声多普勒证实颈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有所消退。

研究传统，运用传统，是为了超越传统。

４０余年不张不扬，成功的理论探索与临床实践，正是为了把传统重视思辨、重视经验的医学，推进到注意实验的医学的新阶段，创造中西结合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医学，这是陈氏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对传统哲学“气”范畴及其在中医领域中应用状况的反思，引发出对当代中医发展的两点启示。

首先，在中国哲学史上，气的范畴从发生、发展、衰落到转化，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把气理解为“良知流行之气”和万物之本体，从而在传统哲学形态内，把气
范畴的发展推向了极点。

它要在近代哲学中继续发展，就必须更新原有的内涵和意义。

随着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和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接受了这些新知识的思想家把它们和气揉在一起，形成了对世界物质本质和现象认识上的中西文化结合古老的气范畴获得科学的规定和说明，从直观思辨的产物上升为具有实证科学基础的概念。

康有为的电气、严复的原质、谭嗣同的以太（西方Ｅｔｈｅｒ的音译，最初见于古希腊哲学）、章太炎的阿屯（英文Ａｔｏｍ之音译）、孙中山的物质，都反映了气范畴哲学功能不断淡化，最终消失，而科学性不断加强的过程。

气范畴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似退出哲学领域，为近代本体哲学的建立，提供了巨大、坚实的基础。

而在中医领域里，气的概念仍然是其说理的工具、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尺度。

这或许因为中医气论在临床治疗方面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取得较好的疗效，与哲学家“空口论道”不同有关。

但科学文化总要发展才能生存，悲观主义似乎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然而忧患意识却不能没有。

“任何文化都会出现衰减现象，需要不断补充时代营养，才能保存和发展。

我们这一代人有历史责任，推进悠久古老的传统医药学向历史的青春期前进，才无愧于中华民族的祖第五卷６先”，这就是陈氏对中国传统医药的极为睿智和清醒的认识。

传统医药要走向世界，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走中西医结合的现代化的道路。

其次，气的范畴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渗透性。

从广义上讲，气的内涵包括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两种相对的意义兼容并包，都作为气的规定。

这种包容性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能广泛吸收各个哲学流派（包括外来的哲学流派）的优秀理论成果，转化为自身哲学范畴系统里的一个环节，保守性比较少。

如气范畴能容纳儒、道、法、阴阳等各家，天文、医、农、象数等各学科，而不是趋向单一和封闭。

这就使气的范畴能随着客观事物自身的发展、认识的提高而螺旋式地推进，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形态。

另一方面，正因为人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意思都放在“气”里，借“气”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使气的内涵包罗万象，缺乏明确的定义，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所以最终不得不退出哲学领域。

中医学形成和发展似乎也有类似的经历和特点。

纵观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出现过兼顾并蓄、博采众家、择善而从的学术特色。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其成书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之间。

书中既有儒家的思想，又有道家的主张；既有墨家的观点，又有法家的见解，同时还可见到兵家的思想，至于阴阳五行家就更不在话下了。

《内经》的作者们不是七拼八凑地堆砌上述诸家之说，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加工提炼，形成中医学理论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气的范畴在医学中的应用，亦是一佐证。

中医学理论也是建筑在古代天文、历法、气象、数学、音乐等多方面知识基础之上的。

例如中医学对汉代历法的吸收。

太初历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颁布的历法，在此之前，直至秦代，都实行颛顼历，该历则规定以亥月为正月。

太初历规定以寅月为正月，并首次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

《内经》便采取了太初历，《素问·脉解》：“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

”以此来说明三阴三阳经脉的主时，以及由于经脉之气的阴阳则致经脉之病的情况。

而《内经》中的十二经气血多少、五十营、卫气行，有相对确切的数据和数理推论。

另如运气学说中的“六气”，源于风、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变化要素；“天干地支”是古代物候符号“十干统运”与古天文学二十八星宿在天空中的位置有关；“五运分主五时”又是通过对二十四节气的划分而成；推算主运变化的方法即“五音建运”说，则借助了古代音学中的“五音”，只是用其音名，舍去了音高、音色等乐学上的含义。

说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医学都是一个开放的学术系统，这正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宝库”。

但古代思想家、医学家受科学发展的局限，其思维水平只能处于经验直观和相互思辨的阶段。

如明末医家吴有性所创立的“戾气”学说，已经概括了传染病的主要特点，并突破了以往医家对疫病病因所持的时气说、伏气说、瘴气说以及百病皆生于六气的论点，把中医气论的发展推向了鼎盛阶段，确实难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