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史新闻报道

我心目中的中国十大新闻报道

要在浩瀚如星海一般的新闻报道中选择出十篇来，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首先，我便在借鉴了其他人的评选标准之后，得出了自己的一套选择新闻报道的标准：新闻本身是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文本的写作是否达到上乘水平，是否能够吸引住我以及十分实用的参考历年来的获奖作品。以下便是我选择的结果。

这十篇中，有我以前在课本上学过至今仍不能忘记的；亦有我经常听到却一直未能窥见真颜的；有将我深深打动的；亦有令我大吃一惊的；有的呈现给我生活的罪恶与苦难；有的传达给我先辈的坚守和高洁。总体上看，这十篇报道都是在说发生在很久之前的事情。它们使我得以看到那时中国的整体面貌的一角。

在不断流动的时间的长河中回溯，回溯，一直到我们这场旅行的开始之地。1919年的动荡的中国，1919年的胡政之和他的关于巴黎和会的系列报道。巴黎和会是中国人抱着希望去参加的，可是最后的结果却令无数中国人失望、愤慨。参加会议的人最终只剩了一个顾维钧在据理力争。但庆幸的是我们还有坚持在现场的记者。通过他们，我们的民族得知了现实和真相。胡政之于4月27日发出的关于青岛问题的专电，引起了国内读者的巨大反响，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这是被写进历史的报道，或许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报道了。

现在是1936年，夏衍写出了《包身工》。为此，我不敢高声喧哗，一时也无话可说。这是打破了我的天真的幻想的一篇文字。我以为那时是大师和先生频出的伟大时代，却忘记了那时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所带的浓重的黑与令人窒息的绝望。那些被称为“包身工”的女性，告诉我们真正的苦难是什么样子的。从此，我不敢再幻想让中国重回那个时代，不敢面对那些屈服于或不屈于命运的最终悲惨的灵魂。

此两篇为那时的中国的挣扎、奋斗、反抗与苦难、悲惨、贫弱发声。苦难终将过去，就像一时被云遮住的月亮还会散发光芒，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不能阻挡升起的太阳。下面这两篇是分别是1945年彭子冈的《毛主席先生到重庆》和1949年杨刚的《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相比之前，虽然现实的情况依旧惨淡，但它们更给人一种希望。而且确实耳熟能详。此外，就文本本身而言，前者的细腻的特写，后者的短小精悍以及第一人称，都使其成为新闻写作的范例。

新中国成立以后，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朝鲜战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被称为“朝鲜战争新闻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名作，”周总理赞扬其“感动了千百读者，鼓舞了前方战士”。我还记得当初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感动得都快要哭了。它和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行为一起，激起我心中的那种混合着悲壮的自豪，对于那时候的战士，对于那时候的中国的自豪。

那个时代，就像1960年郭超人的《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中表达的主题，呈现出一种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面貌。或许“有识之士”会批评我的幼稚与过于感性，但当我读着那个时代的故事，“两弹一星”，“大庆”，“红旗渠”，我总会被感动，像是命运交响乐正在胸腔中演奏，要哭不哭的。

接下来是经历过伤痛的文革时代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似乎是一个惯于诞生经典和伟大的时代。一件小事都有可能在这个飞速变革和发展的时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比如1978年徐迟为陈景润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又或者是为广大知识分子而写。因为这篇文章激发了一股崇尚知识的社会热情，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以前十年积聚的能量，在短短的两年内爆发。接下来的1978年与1979年的报刊版面，被一篇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所占据，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

陈锡添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写于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他全程随同采访邓小平，他的文章由此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的第一手文字呈现，为当时中国的无数观望着的民众提供了参考，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的舆论先声。

1995年《中国青年报》创办“冰点”栏目，王伟群的《北京最后的粪桶》是其开篇和代表作。我欣赏中青报的这个行动，报纸本就应该给予位于社会边缘和底层的人一些发言权。真正可怜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人。越是缺少关注的人群，新闻人就应该把目光聚集在此处，否则新闻人的信念和追求未免就有些虚伪了，因为你连身边这些需要并且值得关注和呈现的人都没有呈现。

最后一篇，自然是1997年7月1日周树春、杨国强、徐兴堂、胥晓婷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报道《别了，不列颠尼亚》。对于重大的极具意义的香港回归，这篇文章难得地没有使用豪言壮语，而是转入朴实细腻的细节描述，在平实的叙述中渗透着意味深长。或许这彰显了中国日益成熟的大国心态，处之泰然。所以令人从心底油然地生出民族自豪感，现在读来依旧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