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顾维钧在民国时期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

浅析顾维钧在民国时期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摘要顾维钧是民国时期的领袖人物和响誉世界的职业外交家，然而在民国两次国家政权更替的过程中，他却两次陷入国内复杂的政治漩涡，其原因是多

方面的。本文拟从其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操、个人的情感因素、民国时期混乱的局

面及其长期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等方面来分析他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从而揭

示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外交的实情。

关键词：民国时期顾维钧爱国主义国家利益美国对华政策

众所周知，民国史上有过两次重大的国家政权更替：在先，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在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南京政府。当我们回溯顾维钧所走

过的人生道路，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格外引人瞩目的现象，即在国共两党各自导演

的两次国家政权更迭中，他曾两次与失败者为伍，两次遭胜利者通缉，最后又两

次被胜利者宽容。这对历史意味着什么？对顾维钧又意味着什么？

自从顾维钧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和国际外交之后，其才华一直受到当时北京政府总理唐绍仪的赏识，北京政府通过驻美公使向顾维钧转达了邀请

其出任总统府秘书的书函，此正值1912年2月。此后，他青云直上先后任北京

政府外交部秘书、中国驻国际联盟全权代表、驻英公使等职。1922年4月，顾

维钧在华盛顿签署完《九国公约》之后，又先后出任北京政府王宠惠、张绍曾、高凌珪、孙宝琦、颜惠庆、杜锡珪等内阁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等职。1926年

10月，正当南京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即将攻克武昌的时刻，顾维钧接替辞职的杜

锡珪出任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应顾维钧的要求，杜锡珪在内阁中

留任海军总长。1927年1月12日，顾维钧再次出任奉系军阀张作霖操纵的北京

政府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同月，他还罢免了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引起中外震

动。在这个敏感的阶段，顾维钧依然留守北京政府并成为当时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顾维钧业已同南方国民政府处于对立地位。

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后继续北伐，迫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张作霖于1928年6月3日退出北京，北京政府彻底解体。7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

布北伐完成。在此期间，顾维钧虽然对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及其所执行的对外政策

颇有微词，并且已经于1927年6月份辞去了在北京政府所任的各项职务，但是

他仍因历任北京政府内阁要职于1928年7月遭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通缉令称：

“王揖唐、曾毓隽、吴光新、姚震、汤漪、章士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顾维钧、汤芗铭、王印川等，劣迹昭著，著军事委员会、内务部、总司令部、各省政府、各特别市政府、迅饬所属，一体通缉，归案惩办，以儆奸邪而申国纪。”

[1](p.80)当时全国众多报刊纷纷刊登国民政府的通缉消息，顾维钧在惊慌之余于年底出游西欧，北京府邸被没收，妻儿先避居天津，不久转赴巴黎同住。后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顾维钧也就于1929年应张学良的邀请，自加拿大回国，以在野之身为其提供外交咨询。在此期间，经过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疏通，国民政府也就表示对顾维钧以前所犯的过错既往不咎，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自此，顾维钧可以在国内自由居住，处理一些私事。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警觉的他就在事前提请张学良注意当时的东北局势。等事件发生之后，国难当头，作为国内公认的反日领袖，顾维钧又不得不再度出山与日本进行沟通，先任国民党特别外交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同年12月，他因主张和日本进行直接谈判“锦州中立化”方案，遭各方反对，旋即辞职回沪，发表《东北问题宣言》，这也是他与国民政府正式发生关系的开始。在此之后，顾维钧又先后代表国民政府任驻法公使、大使和驻英大使以及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服务于中国的抗日外交事业，成绩卓越。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依仗美国政府的支持以及自身军事实力的强大，不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与民主、团结与统一的呼声，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在命运的十字路口，顾维钧先是主张两党通过谈判解决国内的纷争，后来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又转变观念主张用武力解决两党之争，从而在政治上彻底倒向了国民党，又一次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在此期间，他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于1946年10月为蒋介石国民政府游说美国朝野，争取美援，并且在1947年5月和1948年11月两次为国民政府取得了大量的贷款和战略物资。然而，在战争打到1948年时，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共产党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国民政府即将垮台，人民革命战争即将胜利。1948年12月在中共以战争罪下令通缉的四十三名战犯名单中，顾维钧作为唯一的外交使节再度榜上有名，名列第二十二位。随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逃亡台湾，而顾维钧则继续以驻美大使的身份为国民党政权服务并且不断在美国朝野鼓吹共产主义威胁论，以争取美国和其他反共国家援助国民党，支持其“反攻复国”。一代外交家的政治品格

至此彻底倾斜和扭曲。

1971年10月25日，台湾国民党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所在地纽约后，受毛泽东委托特意向寓居美国纽约的顾维钧致以问候并敬献礼品，邀请他于适当的时候访问北京。[2](p.81)这又兆示了中国新政府对顾维钧的宽容和谅解。1985年，年近98岁的顾维钧在其美国居住地——曼哈顿寓所因心脏衰竭去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委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鹿野转达了对顾维钧的哀悼。

在民国政坛上，力图不介入党派之争的顾维钧竟阴差阳错地两次陷入了国内复杂的政治漩涡，并遭此耐人寻味的人生际遇。本文将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此作出这样的解释：

一、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操是顾维钧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情操即是指个人的经世品格。“经世”一说可谓是一个源远流长、涵义宽泛的习惯性提法，其大意旨在适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期以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顾维钧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美留学期间，对比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心系故土家园的贫困和落后，更激发了他投身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强烈愿望。自1912年学成归国踏上经世之道，顾维钧始终以谋求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屈辱地位为己任，殚思竭虑，不辱使命，从总统府秘书到驻美公使，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从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从支持国际联盟到筹组联合国，从与日本侵略者的反复较量，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无论在力争国权的外交活动中，还是在扑朔迷离的民初政坛上，顾维钧所在任上，所到之处，无不浸染着他弥久弥深的民族忧患意识。以九一八事变为例，当1931年日本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时，退出政界的顾维钧虽表示无意再从政，但作为国内外公认的反日领袖人物，他没有置身事外，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注视着东北局势的发展，并在与张学良的笃深交往中出谋划策，多有忧心关切之意。随之，当南京国民政府决意起用他时，顾维钧只有共赴国难之想，决无退避却步之念，民族忧患意识使他跃腾而起。

顾维钧说过：“我自担任公职以来的一贯方针是在接受任何指示或建议采取这种或那种步骤时，先问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在为中国服务，并对国家有好处。”

[3](p.477)他又说：“我有些特殊的见解，那就是我对应该如何代表中国有我的看法。”

[3](p.477)综其一生，他始终以维护民族利益作为自己从事外交活动的最高准则。

当1926年10月，顾维钧出任北京政府代理内阁总理时，他已经发现中国政局正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南方国民政府以其迎合民心的新的政治因素崛起并开始主宰中国的命运，北洋军阀必然阻止不了北伐军的挺进，“国民党占领北京只是时间问题”[4](p.303)了。那么顾维钧为何还要与这个即将垮台的政权纠结在一起而甘心做他的殉葬者呢？他说：“我之所以继续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又说：“我留在政府首脑职位上的唯一理由，是保证根据宪法使国家事务有秩序地进行。”[4](p.299)在他看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是想通过一己之力在形式上维持一个中国的状态，而不想让中国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不能让外国人看笑话，尽管北京政府是一个违背民意的政府。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行为完全是一腔爱国主义热情的本能反应，在他的眼中国家利益、国家声誉高于一切，为了国家他可以牺牲所有，包括他自己。

1946年六七月间，顾维钧接替魏道明出任驻美大使时，国共内战已经全面爆发。此时，顾维钧已经认识到若在政治上对中共不采取让步政策而实施武力，这无异于自杀。为此，他劝告蒋介石“坚定不移地与中共合作，而不是凭借他的优势军队解决问题。政治动荡和经济不稳将会导致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跌落。”

[5](p.82)又曾对中共领导人邓发说过：“国共两党政策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任何国家只有统一才能强大……一个政党的权力和成功与整个国家的更高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5](p.82)顾维钧在这里把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个人利益区别开来，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他的眼中，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在和平、民主的旗号下统一起来，再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不断地强盛起来。虽然在统一的具体问题上，他并没有讲清国共两党谁来统一，谁来代表国家，但从他与国共两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已经不再安于那种超党派的现状，并且已经逐步卷入到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从而也就构成了他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二、个人的情感因素是顾维钧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顾维钧的早期生涯是服务于北洋政府的，自1912年学成归国任总统府秘书至1927年间他七任北洋外交总长，两任国务总理。可以说，这十五年的具体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长期服务于北京政府的经历也使他对

北京政府产生了一种依恋之情，认为北京政府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代表，仇视南方革命政府。前人对此已经有过不少研究，除此之外，我认为顾维钧对北京政府的这份特殊感情还必须考虑到他与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父子之间的关系。

正当北伐军势如破竹进军北京之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率部从东北进入华北，并很快打败其他各路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俨然以总统自居。“大帅”由于钦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便与其维持了深厚的私人友谊。“据说一次在北海瀛台举行招待会，顾维钧应邀在座。宴会散后，两人一起送客，客人走完，张作霖的随从把张的车开到门口，“大帅”怒问：“顾总理的车呢？”马上命人把顾维钧的车开过来停在他的车前，并亲自打开车门，送顾维钧上车，然后自己再上车。”

[6](p.166)这一插曲可以看出“大帅”对顾可谓礼遇有加，这段私交也一直保持到1928年6月前为止。说起顾维钧与少帅之间的私交情谊，则始于张作霖把持北京政权期间。因与大帅保持了日常友好的私人友谊，顾维钧与少帅自能交接相识，并在不同场合的交往中互相欣赏，引为知己好友。即使是在顾维钧引退后也经常与少帅保持联系，探讨一些时事问题，俨然成为少帅的私人顾问。少帅对于顾维钧也是隆情厚谊，顾每次回沈阳少帅自是命人接送，一路又是格外地周至礼待，以至顾维钧拟在沈阳经营垦殖事业时，少帅也是主动设法给予特别关照。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感情，顾维钧才会在1927年独撑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对南方革命军欲推翻北京政权的“野心”心存不满。

在国共内战初期，顾维钧尚能保持某种独立的姿态。但是，当国共两党内战全面爆发之际，他的态度却完全倒向了国民党。分析个中的原因，我认为顾维钧与蒋介石的友谊及其对共产党的偏见和怨恨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说起顾维钧与蒋介石的关系，那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通过张学良请他到南京去，并派专机迎接。从那时起，顾维钧便与蒋介石有了深层次的交往，蒋对顾维钧也是优礼有加。“据说1942年底他从英国回到重庆，应蒋介石之约，同赴黄山住了一夜，蒋先陪他到房中检查床褥，出门时又吩咐随从帮他穿大衣、备汽车。他有什么意见讲了，蒋必从抽屉里拿出纸来记下。”[6](p.257)在蒋的劝说下，顾维钧于1942年加入了国民党，且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可见，蒋介石与顾维钧之间的确是维持了非同一般的友谊，

也正是由于他与蒋介石的这层特殊关系，才使得其对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十分支持，仇视它的反对派——共产党。谈及顾维钧对共产党的态度，那要追溯到他赴华盛顿任驻美大使的时期。赴任前夕，他尚对国民党的前途表示乐观，然而短短几年内，国共两党的战略态势就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共产党在此时已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这些都是令顾维钧始料不及的。共产党激进的社会变革政策在他看来也是违背中国传统和政治哲学的，令他无法想象，更难以接受。他说：“过去从未想过整个大陆会丢给共产党，也想不到共产党人所作所为竟完全违背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顾维钧“以为他们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时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即取得莫斯科的支持，以保证政治斗争的最后胜利，而更没有想到他们竟会走极端，他们的行事竟完全违反我国的传统和我国的政治哲学。”[7](p.92)对于社会上一些认为可以与共产党共事的自由分子，顾维钧则说：“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共产主义的本质，以及莫斯科与延安即苏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为了达到目的，什么理由有利就提什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7](p.92)可以看出，顾维钧从一些简单渠道了解到的对共产党的认识使其对中共的评价出现了多么大的偏差。当谈到共产党的行为具体关系到他自己时，他说：“占领上海后，拿走了房子和田地，甚至恐吓说，除非把全部帐簿和地契都交出来，否则他们就要清查顾家的老帐，看看我家逃了多少地税，而且必须补交。”在顾维钧眼中，共产党是多么的可怕，犹如一群毫无理性的“强盗”。他又毫无确切根据地说，“即使在抗日战争时，他在天津的房子虽为汉奸占住，个人信件和文件都毫无损及，而共产党占领天津后则不然。”[7](p.92)可见，他对共产党的排拒意识是相当强烈的。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对共产党没收其在天津、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动产和不动产表示不满。同样地，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后也曾没收过顾维钧在北京的住宅，并将其改为孙中山纪念馆，而他对此没有作任何评价，也没有同国民党决裂。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他对共产党的个人偏见，才导致其在政治天平上彻底倒向国民党。

三、民国时期的混乱政局使屡居要职的

顾维钧不可作局外观是他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外在原因。

自1922年8月至1926年6月，顾维钧先后出任王宠惠、张绍曾、高凌珪、孙宝琦、颜惠庆各届内阁的外交总长。1924年7月一度兼任代国务总理；1926

年6月任杜锡珪内阁的财政总长，10月代理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1927年1月署理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在此万花筒般、走马灯式的政府内阁更迭中，虽然一顶顶桂冠戴到了他的头上。但实际表明，在人民的心目中，顾维钧确实被认为是在努力保持着自身的独立地位，既未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更没有直接参与旨在统治国家的军事斗争。按他的话说：“我和我的亲密内阁同事们都抱定这样的宗旨：即把这类事情留给政客们去干，我们决不插手，以免被外界误解为我们属于任何军事集团或政治派系。”[6](p.256)他称自己出任内阁总理只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维持一个政府；出任外交总长，只是致力于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他不想介入国内的行政事务，不愿和各个政治派系打交道。为此，当国内有人批评中国的外交家没有政治头脑时，顾维钧乐于接受这种意见。他认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没有分外之想的顾维钧，坚持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重处理对外事务。但是有意思的是，正是由于此间中央政府政令无法统一，军阀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纷争，反给对外事务的处理留下了不小的活动空间，使顾维钧这样的职业外交官在外交活动和决策中得以发挥相当大的影响。有一次，曹锟曾对其亲信之一吴毓麟这样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3](p.126)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基本上成了外交事务的决策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执行者。无形之中，他就成了一名政客，成为北京政府的支持者，他的一切活动自然就以维护北京政府的利益为准则，从而也就卷入到了两派的政治斗争中，与国民党为敌。

自1931年到1946年期间，顾维钧先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驻法大使、驻英大使、驻美大使。在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超然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之外的，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讲到中国需要和平，国共两党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就在1946年3月，回国述职的顾维钧对于日趋激化的国共冲突，还是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有过不同看法的。5月的一天，在与外交部长王世杰商讨时，王世杰认为，解决共产党问题有三种选择，一是把共产党排除在政府之外，让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自行其是。二是对共产党作出让步，让他们参加进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三是武力解决。顾维钧对此表示，“诉诸武力，无论海内外民众都不会理解和支持，结果对国民党来说等于自杀；因为中国需要的

是有一个进行重建的稳定时期，如若采取第一种选择，紧张和不安定的局面将会继续阻碍重建工作的开展；而从国内外形势要求，只有作第二种选择，因为它至少可以缓和紧张局面并给中共提供合作的机会。”[6](p.261)但时隔仅仅半个月，顾维钧的态度却从主张国民党容纳共产党转变为赞成以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分析个中原因，我认为除了此间他在与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接触中受到他们国共和谈悲观论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就是，顾维钧即将代表国民政府出任驻美大使，当此国共矛盾不断升级之时，国内问题也就无法回避了。美国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盟友,美国政府也是一直支持国民政府仇视共产党人的，相应的中国驻美大使在当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了，因为它除了要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要从美国争取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帮助国民政府打内战。顾维钧在重返华盛顿之后确实都是这么做的，驻美大使这样一个特别的职位使他再次卷入了国共两党的冲突之中，最终使他成为中共最后通缉的唯一的外交官。

四、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是顾维钧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外部原因

顾维钧的政治天平失衡的内在底蕴也在于他长期以来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顾维钧在其一生成长的关键时期留学美国，在此间也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美国观，即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认识和看法。那么他对美国到底是持怎样一种态度呢？在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在谈到“帝国主义”时指出，“这个词主要是指一种主张殖民主义的政策。我在报告中所涉及的是英、法这样的国家，为维护殖民地的政策，提出了一种委任统治制度来接管德国殖民地问题的观点。”[4](p.181)这里必须看到他并未将美国列入其中，可以看出，在他的认识里美国不属于帝国主义的行列，因而也就不是中国的敌人。不仅如此，由于崇尚美国的民主体制，顾维钧从内心深处把其看作是中国的朋友，这种依赖思想也就使得他在五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追随着美国的对华政策。

自辛亥革命以来，美国一直拒绝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给予支持，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美国驻华公使却认为由孙中山当选大总统不利于两岸和谈，建议美国政府奉行全力支持袁世凯政权的政策，甚至处处指责孙中山。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相对立的军政府后，美国政府对此不但不加以承认反而是加大力度地支持北方政权。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并呼吁美国予以承认，但是美国政府对此仍是不理不睬，

孙中山在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下，最终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与美国对立的方向。当广州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并迁都武汉后，美国政府鉴于南方革命势力的迅猛发展，在对待国民政府的政策上不得不有所松动，但它并没有对新政权予以立即承认而是采取了一种“静观等候”的政策，甚至在一段时期内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止南方革命军的北伐，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到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有所改善。

众所周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它严格奉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尽管顾维钧同美国政府一样对国民党政权缺乏应有的民主机制表现出强烈不满，但由于美国和国民党在反共产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顾维钧从而也就追随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权仇视共产党人。虽然在美国的支持下，顾维钧也曾积极酝酿一项取代国民党的政治计划，以建立一个有效的、民主的、人民拥护的开明政府，但其本质是抵制新兴的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顾维钧长期居住在美国，其对国内政治斗争的态度基本上与美国政府是一致的。可以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演变对顾维钧两次陷入政治危机是有着巨大影响的。

客观地讲，顾维钧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不多见的杰出外交家，他一扫晚清和民国初年中国外交官在列强面前通常的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表现，以他炽热的爱国情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杰出的外交才华，令世界瞩目，赢得了广泛的尊敬。然而处在混乱的民国时期的顾维钧终究没有摆脱那种道与势的纠葛，也就注定了他的命运必然带上悲剧的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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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维钧. 顾维钧回忆录（Ⅰ）. 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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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沈潜. 百年家族——顾维钧.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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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国时期中学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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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历史专题卷专题中外历史人物评说考点80 古代先哲与古今著名政治家 3颗星考点81 古今中外的科学家 1颗星本试卷共七个主观题,满分100分。考试时间100分钟。 1.2017年高考真题——文科综合（全国卷Ⅰ47题）（15分）材料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郑、卫、晋等中原诸国。季札对于各国贵族视为“文明”象征的乐舞与诗歌，皆能一一点评，得其精髓；对于各国政治现状，他也能做出准确的研判。各国原本视江南为蛮荒之地，为“文身断发”的“夷人”聚居之处，季札的到来让他们眼界一开。季札出使途经徐国，知道徐国国君对他的佩剑十分喜爱，只因要出访他国，未能相赠。季札返回途中至徐，徐君已死，他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随从认为这样做没有意义，季札说，我当初知道徐君喜爱我这把剑，“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背）吾心哉”。其父吴王寿梦认为诸子中季札年龄最小却有贤能，指定他继承王位。寿梦死后，吴国人坚决要求季札即位，但季札坚拒，“弃其室而耕”，最终王位由其长兄继承。季札被历代儒者尊崇为“贤人”。 ——据《史记》等考点80 中难（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历代儒者尊季札为“贤人”的原因。（7分）考点80 中难（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季札出使在文化融合方面的意义。（8分） 2．【来源】新课标全国Ⅲ卷2017届高考考前模拟预测（二）材料1816年，詹姆斯·门罗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为总统。1820年又以极大优势获连任。当政时美国和平稳定、繁荣昌盛、版图扩大，因而赢得了“和谐时代”的美名。1823年在其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对于现存的任何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获属地我们未曾干涉过而且将来也不干涉”的同时，也庄严宣告，“在已经获得，并维持自由独立情况下的美洲大陆各国，今后不得被任何欧洲列强当作将来的殖民对象”；“任何欧洲列强凡以压迫它们或以任何形式控制它们的命运而进行的干涉，只能认为是对合众国不友好的态度和表现”。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成为美国对外，特别是对拉丁美洲外交的行动指南。门罗对内强调国家意识，对外大力开拓疆土，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考点80 中难（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门罗主义的内涵及其影响。（10分）

探究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教育

探究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教育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科技实力，而科技实力的高低在于人才，人才取决于教育，科学教育对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具有关键作用。清朝建立后，教育制度更多地沿袭明朝，以教化和育才为两大宗旨。学校是育才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途径，入仕做官是培养人才的目标。由于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教化和育才又有着不同的含义。教化的目的是利用汉文化来统治人口众多的汉人，育才的目的是培养一批统治汉人的官员。因此，清初迫切需要充实官员队伍，教育第一宗旨是培养官员即育才优先教化。清朝后期以来，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20世纪初，青年学生中出现了赴日留学高潮；由于国内形势巨变，旧有的科举制度不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清政府被迫制定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度。清末教育事业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办学模式，改变了过去以经学为主的教学内容，培养了大批从事实际事务的有用人才，使中国教育逐渐走向近代化，便于西方科技和新思想的传入，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与现在学校课程相比较，清末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突破了传统的办学模式，改变了以经学为主的教育内容，增加了一些新课程，为培养大批从事实际业务的人才，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科技和新思想，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我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比较落后，民国时期为了发展社会经济，振兴国家，曾经出现“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爱国思潮与实践。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民国几十年，中国战事频繁，论教育的规模、基础教育等肯定是不及现在的。但当时教育的态度，以及教育的制度都很完善。民国时期受西方影响很大，学校提倡培养人的独立人格，更是出现了很多大教育家，远非现在的当代教育所能比。中国现在经过几十年发展，经济规模有了很大提高，教育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肯定也会有所改善，但教育的灵魂却不复存在。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教育乃千秋之大业，民国办教育的很多做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事关一个民族兴亡的千秋大业，我们必须从清末以及民国时期的教育反观当今的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民国时期教育的灵魂。少年强则国强，唯有将教育发展壮大，才能使国家繁荣兴盛。

顾维钧简介

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知根知底初入旧式私塾，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 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 1919和1921 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

议。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1924年5 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 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 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1972年，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顾维钧并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经典收藏]蔡元培与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

3、蔡元培与国民时期的教育改革一、蔡元培简介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中国绍兴山阴人，原籍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二、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实行的法令 1912年1月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月9日，教育部成立。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决议与法令，决定改学堂为学校，小学废止读经，各种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国国民宗旨。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样，小学教育一律不得施行体罚。小学学习年限从清末“癸卯学制”的9年改为7年，可以为女子设立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中学为普通学校教育，不分文理科，中学与初级师范由5年减为4年。中小学要重视手工与美术科目，高小以上的体操课应重视兵式体操。2月，蔡元培提出教育方针，4月，他对此进行了论述。着重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他主张中华民国的教育应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项并重的方针。因蔡元培是将军国民主义划为体育、实利主义划为智育、公民道德与世界观教育划为德育、美感教育划为美育，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中华民国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美四育并举。 7—8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蔡元培称这次会议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大会对民国的教育方针展开了讨论，赞同蔡元培关于教育要体现人的智德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会议决定重订学制，制定学校系统。会议的成果《学校系统令》于1912年(农历壬子年)9月3日颁布实行，史称《壬子学制》。《壬子学制》规定：初等小学校学制4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可入高等小学校或实业学校。高等小学校学制3年，毕业后可入中学校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初小、高小均设补习班，学制2年。中学学制4年，毕业后可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本科4年，预科1年。高等师范学校本科3年，预科1年。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类，各3年。专门学校本科3—4年，预科1年。大学本科3—4年，预科3年。 1913年(农历癸丑年)8月，教育部将《壬子学制》颁布一年来新颁布的法令、规程与《壬子学制》一起综合成一个新的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到全国各地。《壬子癸丑学制》的纵向方面明确地规定了教育的阶段，分为三段四级。初等教育阶段，以留意儿童身心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为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为宗旨。分为两级：初等小学学制4年，为义务教育。儿童6岁入学，男女同校。高等小学3年，男女分校。中等教育阶段一级，为中学校4年，以完成普通教育、塑造健全国民为宗旨，专门为女子设立女子中学校。高等教育一级，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工、农七科。大学本科3—4年，预科3年，预科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设置。大学为研究学术设大学院，不定年限。

从巴黎和会看顾维钧的早期外交思想

从巴黎和会看顾维钧的早期外交思想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上海嘉定人。中国近代著名职业外交家，曾任北洋政府驻美公使，外交总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驻联合国代表，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1960年代退休后定居美国，直至逝世。顾维钧早年受的西学教育和留美经历，使得他一直以来就具有强烈的民主自由精神和爱国情感。在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他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学。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他匆匆完成了博士论文回到国内,任职于北洋政府总统府和外交部，担任秘书和参事。1915年，时年28岁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公使。他后来回忆说，他和时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的罗斯福是华盛顿最年轻的高级官员。1919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顾维钧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和会的第一次正式发言是在1919年1月28日的“十人会”上，发言者既是顾维钧。在这次大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完美阐述，可谓反映顾维钧早年外交思想的精彩论述。在这次发言中，顾维钧先从“十人会”刚刚讨论过的太平洋岛屿问题入手，说道，对于关系几百万人的太平洋属岛问题，诸君彼此辩护甚力，而青岛问题关系到四亿人民，责任益形重要。然后，他从山东的历史、人种、宗教、风俗、语言、国防诸方面，强调应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直接归还中国，而不依赖日本插手。然后说道，所有中日在一战期间签订的换文密约，皆

应因中国加入战团，而认为具有临时性质，希请大会决定是否应予承认。在这里，我们应注意这样几点。其一，顾维钧的学识使得他将山东在中国的重要性表述的淋漓尽致，使得其他与会国家注意到失去山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再者，对业已存在的中日密约，不提出无效，而是强调其具有临时性质。这样，既避免中国无信于其它国家的印象出现，又强调这些条款是不平等的，是在特殊时期强加给中国的，希望各国认识到这些条款签署的时代背景。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年轻的顾维钧显得老练而成熟。在这次会议上，顾维钧的表现赢得了众多好评，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场的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在巴黎和会的初期阶段，尽管代表团内有些摩擦，但在对外争取民族和国家利益上，他们均竭力维护。几经波折参加“十人会”的顾维钧，通过这次发言，不仅使他在巴黎变得引人注目，更使得其它国家对中国外交官和中国都有了新的认识。作为巴黎和会国际联合股的中国代表，在争取山东利益上，顾维钧显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他充分利用所掌握的国际法和外交学知识，极力维护中国的合法利益。在一次会议中，日本代表牧野仲显一直要求中国遵守“二十一条”，并且强调日本最终会将山东交还中国，妄图使日本在山东的侵略利益合法化。针对这一说法，顾维钧表示，他已经强调过，“二十一条”的签订是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并以武力相威胁时被迫签订的，这种条约，按一般国际条约签署的程序来看，应属无效。那时中国还没参战，如

论中华民国早期的教育宗旨与学制体制

论中华民国早期教育方针与政策教育学院小学教育综合班陈国刚 1004012007

论中华民国早期教育方针与政策摘要探究民国的早期教育的方针对现在的教育是很有意义的，民国的早期教育方针是最先学习西方的教学经验以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教育方针。起作用对后世的教育发展做出了一个榜样，对此，我们将深入探究其教育方针与政策，他们过去的理论对当下产生的影响。 1901年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这不是一个政府的战争，而是一个民族的战争。这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爱国的救亡运动，促进了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蓬勃发展，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革命迅速在全国蔓延，1912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南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民国临时大总统。为了振兴中华，强国御敌，孙中山把教育放在了首位，给予了教育大力的支持，任命了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在碑亭巷设立办事8关。有蔡元培构建中国教育的蓝图。民初教育方针的确立当时临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新生的临时政府的教育设计一个美好的蓝图，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就是确立了民国的教育方针。为此，蔡元培为了宣传他的教育方针于1912年2月在《教育杂志》、《民立报》等处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率先对民国教育方针的整体构想从理论上进

行系统的探讨，引起了很大一部分的关心教育的人士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大家都参与了讨论，再后来蔡元培又以《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作为题目，再一次的在《东方杂志》上进行发表，为的是征求各位学者的意见，。蔡元培针对的是清朝末年的教育方针，那是的教育的宗旨是“忠君””尊孔“，他就很果断的宣布：“忠君与当前的共和体是不相符合的，尊孔与我们提倡的自由信教也是相违背”要予以取消，对“尚公”、”尚武“、”尚实“三项主义加以改造。使其符合当前的资产民族阶级的需求重新表述为公民道德教育，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又曾添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就是民国教育方针的指导。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的背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举的主张。

民国时期美术教育发展史

民国时期美术教育发展史一、清末期美术教育 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摧残了中国人的肉体，也重创了中国人保守的思想。当人们从民族落后的反醒中寻求解答时，人们开始重视经世致用，以物质生产为目的实用知识，重视科学，重视以美术教育的形式培养为洋务实用的美术人才。应科学与实业的需求近代学校教育应运而生。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马尾船政局，内设船政学堂。其教学科目除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外，还包括画法。1867年又设马尾绘事院，培养制图专门人才。随后，开设有图画(制图)科的新式学堂日渐增多。我国近代教育活动家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的(1904年正式开学)两江师范学堂(初名三江师范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之一。图画成为所学课程中的必修课程。1906年，学堂监督(校长)李瑞清奏请获准，创办了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第1个美术系科——图画手工科。“学科以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科，兹单以图画言之，西洋画(铅笔、木炭、水彩油画)，中国画(山水、花卉)，用器画(平面、立体)、图案等。”图画手工科的设立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美术教育体制，所设课程全面而完备，并且注意突出美术师范教育的特点。图画手工科开设的课程为：教育为总主科；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主科；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数学、体操为副科。学生须通过预科文理普修方可进入图画手工科学习。自此，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广东优级师范学堂、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设有图画手工科(班)。辛亥革命后，一些已建的师范学校，如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通州师范相继开办了图画手工专修科。 1852年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开始附设“土山弯画馆”。画馆属工艺工场的一部分，但主要是为天主教培养宗教画人才。学生是中国的天主教徒，教师是法国传教士。教学采取工徒制，内容包括擦笔画、木炭画、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和油画等技法，课堂作业主要是范画临摹。该画馆还于1907年出版了《绘事浅说》、《铅笔画贴》等书，影响较大，对中国的美术教育，对西画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推动作用，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培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西画画家，徐悲鸿先生称之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清末，一些有志于美术教育的知识分子，模仿日本和欧美的美术教育体制，开始尝试新的美术教学方法，编写出版“美术教科书”。俞复创办的“文明书局”1902年印发了一套学堂蒙学课本，其中就有丁宝书编写的《新习画帖》5种、《铅笔画帖》4种，《高小铅笔画帖》3种。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徐永清编绘的《中学用铅笔画帖》8册，这些教材对我国新式美术教育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吴汝纶等人到日本的考察报告为基础，草拟了《学堂章程》，同年8月15日奏准颁布，也就是《钦定学堂章程》，也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近代学校系统，虽已公布，但并未执行。 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对《钦定学堂章程》修改，，于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它是我国经法令公布，正式在全国实行的第一个完整的近代学校体系。它对整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系统、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癸卯学制”将学前教育的“蒙养院”划出学校系统之外，将小学到大学分为三等六段。其中，第一为初等教育，内分为初等小学堂（学制为5年）和高等小学堂（学制4年）二段；第二为中等教育，设中等学堂一段（学制为5年）；第三为高等教育，内分三段，初步构筑了以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与实业教育为三条主干的国民教育体系。《奏定学堂章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思想下，决定：

我所了解的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

我所了解的中国近代史中的大学教育中国自186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接触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文化教育，至今一百五十余年了。在这些年里，我们的教育水平既经历了民国时期的世界驰名，也经历了文革十年的低谷。而今，中国人不满意的一大问题就是教育。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觉得应当更多的关注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大学教育问题。接下来，我会对自己所了解的中国近代历史中大学做一个介绍。第一部分，民国时期那些著名大学中的校长蔡元培校长是我从他人的评说中知道的，他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教育改革，大有成就，奠定了北大百年发展基调。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因此，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他既没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他的最大职责就在于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他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无知的官员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另外，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务的时候，为了“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但当局却把这种做法视为洪水猛兽并进行干涉，因此他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全

集》第三卷第29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蔡元培先生强调大学的自由精神，并为之努力。大学的自由精神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学生和老师是其主体，大学的设施与管理者只是为主体服务的。学生自治，教授治校，这些都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之一。而现如今中国的大学教育正好相反，教授无权治校，大学管理行政化，管教育的不是教育者，所谓学生自治，只是大学管理者授意下的协管。如此这般，大学之自由精神荡然无存。大学自由精神的主体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学生没有自己选择学习课程的权力，学习的目的被强行引导为为了考试和学分，我无法想象这样教育环境下的毕业生会是什么样的水平。蔡元培先生的另一个主张是兼容并包。在他任北大校长期间聘请了一大批主张不同的大师到北大任教，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刘半农、鲁迅、徐悲鸿、辜鸿铭……等等，因为大师的加盟，几年之内就将北大改制为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学府。对于任教老师的不同主张，他向来不干预，而是与其自由任其发展，使北大呈现一派学术自由之象。这是现在中国大学所不能比拟的。在求贤若渴方面，竺可桢也值得称道。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后，听说马一浮和邵裴之的学问很大，被“杭州视为瑰宝”，便多次登门拜访，请他们前来任教。谁知马一浮比较古板，当时他坚持学生必须登门请业，不能上门送教，竺可桢才只好作罢。抗日战争开始后，马一浮带着许多书向西逃难，途中遇上竺可桢帮助他渡过难关，他才答应到浙大授课。除了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外，坚持教授治校也是尊重人才的具体表现。竺可桢上任前，发现工学院院长朱一成不仅反对教授治校，而且还只拿着薪水不到学校，便觉得此人不堪重用。竺可桢认为，要想把大学办好，要“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外交家顾维钧的幸与不幸—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外交家顾维钧的幸与不幸—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我在不同场合曾引用顾维钧的话：国家是不能玉碎的。此语来自《顾维钧回忆录》。这部自述较之一般回忆录都客观、冷静而翔实。大部分涉及民国时期的外交，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珍贵参考资料。多年前我曾撰长文略述本人阅读心得。现在着重介绍他关于外交的一些观点，兼及可能从事与列强进行重要谈判的中国代表应有的训练。这是他根据丰富的实践总结出来的，在当时既有针对性，对后世也有普遍意义。图片源于网络外交工作原则从《回忆录》分散的叙述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必须非常敏锐，注意每一个细节，看看有否隐藏的含义，遇事决不能想当然，不能仅看表面。必须非常谨慎，仔细观察，小心从事，并永远瞻前顾后，有进有退。”此话所针对的主要事例是，1919年凡尔赛会议期间，正当中国竭力要求对山东问题做出保留，明确表示如达不到一定程度的满意就不得不拒绝签字时，中国代表团却应会议秘书长的要求，先把代表的私人印章交了出去。要求代表交印章的理由是为了在最后仪式时节省时间。而交出印章的行动造成中国代表已决定签字的印象，当时的负责人却没有考虑到。2）需要知己知

彼。“必须估计对方及自身的实力”。“中国大多数军人，尤其是军阀，只想了解其对手及可能的敌人，而不知道本身的弱点，结果造成毫无根据的希望和野心”。换句话说，往往不自量力，在外交上提出过高的目标。3）“在外交上不能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的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那就无法达成协议。……‘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为口号，那是永远成功不了的，那样只能把谈判搞糟”。4）“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3）、4）两点所针对的情况，一是北洋政府时期南方代表曾自行其是，单独与外国签约。更主要是当时的群众运动动辄以“人民外交”的名义对外交代表施压。顾说：“由于离不开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支持，一个人很容易做一些讨好公众的事，而不是光考虑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因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比较突出的例子是，1919

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概况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述论摘要：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关键词：乡村教育；发展；经验教训一个大国的举起与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强大的经济、军事、政治等作为强大支撑外，还需要强有力的教育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共同协调发展。只有重视教育的发展才能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才能够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一国教育的基础教育又要数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发展直接影响着中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甚至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为了我国现代初等教育的更好发展就很有必要探讨历史上比较成功的乡村教育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这其中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对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一民国刚刚推翻封建制度，国家百废待兴。当时先进的有识之士纷纷寻求使国家发展和强大的方法，乡村运动即是有识之士寻求发展其中的一条道路，发展乡村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有新国民、新教育，必须废除封建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教育思想，“因此当时兴起的“废庙兴学”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对推进乡村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1] 。当时的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等积极探索乡村教育道路，努力提高乡村教育的办学质量以及实行乡村教育的理论实际。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支持也有利于当时乡村教育的发展，对乡村教育的发展规划以及对乡村教育提出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国家的提倡在乡村教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清末民初，伴随着中国文化及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步伐，中国乡村社会曾兴起一股“废庙兴学”之风。其最初只是一种有知之士个人在民间的自发行为；清末新政将其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广泛推行；最为重要的是“癸卯学制”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施宇200915035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国经512 200915035 施宇进入民国后，中国外交体制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出现了一批既熟掌外文又精于国政的职业外交家群体。他们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奋力拼搏，努力为弱势逆境的祖国收回权益、争得地位、改变命运、赢得尊严。我在这里收集了顾维钧在1919巴黎和会上的表现。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5名全权代表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陆征祥为外交总长。一、事件背景：山东问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5月24日，中日签订《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第五条除外）。1917年初，日本和英、法、俄、意签订了秘密谅解协议，四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利益，日本设法使中国对德宣战，这个秘密协定成为日本拒不归还山东的一个借口。后来的段祺瑞政府更是把山东的权益作进一步的出卖。对此，顾维钧曾说过“居大国地位，内心有小国之忧虑”1，这是当时中国国际地位的真实写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半年前，极富外交远见的顾维钧就向中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份中国关于议和大会应提问题的翔实报告。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各国对华政策问题；二、由欧战直接引发的山东及“二十一条”要求等问题；三、中国希望解决的各问题，如收回治外法权、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租借地等；四、各项国际公法问题的解决，如公海自由、修改陆战规则等；五、关于维持世界和平问题；六、欧洲各国特别问题。在所有驻外公使提交的报告中，顾维钧的这份报告最为完备、齐全。然而经北京政府指示，中国代表团在1919年1月8号提出的和约议案，并不包括大家很感兴趣的山东问题，因为北京政府不愿和日本发生冲突。但顾维钧却摒除政府之见，以民族长远利益为重，在力劝政府的同时，继续积极研究并准备了有关山东问题的议案，在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交涉充分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二、十人会议：据理力争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汇集巴黎，讨论德国战败后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月下旬，五强国十人会议2讨论分配战时所占有之1引自《顾维钧传》，第221页 2即包括美国总统与国务卿，英首相与外相，法总理与外长，意首相与外长，日西原寺亲

中国可以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 ——《我的1919》观后感不是所有的鸟儿来到世间，都是为了躲枪子的，有些人来到世间，是要做一些事情的。——罗永浩电影以1919年巴黎和会的召开为背景，以顾维钧为主要人物，记述了一段中国外交史又或者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反对列强侵略的民族斗争史。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大战时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作为巴黎和会实际操纵者的英、美、法三国在巴黎和会中为了其本国的利益出卖了中国。中国，不得不被迫放弃作为战胜国的合法权利。正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顾维钧作为巴黎和会的中方代表，为了祖国的利益在全世界面前据理力争，引经据典，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才能，不愧为那个时代中国外交史上唯一的一个光辉人物。电影看完已有一个星期有余了，整部电影记述的故事很简单，没有一般戏剧的跌宕起伏，似乎用一个陈述句就可以叙述清楚故事情节。但看完后总觉得有一种情绪满满的充斥着我的胸腔，马上就要冲出我的身体，迸发出来！现在想想，我觉得有三个场景给我的印象最深，对我的触动最大。一是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义正言辞的发言。“进入会场之前，牧野先生为了讨好我，争夺山东的特权，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牧野男爵愤怒了。他真的愤怒了。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那么我倒想问问牧野男爵，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山东省的六百万人民，该不该愤怒呢？四万万中国人该不该愤怒？我想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是盗窃？是不是无耻啊？是不是极端的无耻！”他以一块金表为喻，引出日本妄图盗窃中国山东的强盗罪行，他谦谦有礼极具绅士风度，但又毫不谄媚，机智自信，把中国山东与西方的耶路撒冷作比较：“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哲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是中国的，不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战略上，还有宗教文化，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多么聪明的比喻！就像你们西方人不能失去你们的精神圣地一样，中国也不能失去山东！与外交团总团长不同，顾维钧不愿博取外国人的同情，他更愿意用正义和才能打动

民国时期的中国外语教育1

民国时期的中国教会学校的外语教育外国语学院:邹红英J13408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民国时期,中国的教会学校的外语教育的基本历程,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外语教育的特点与影响,特别是福建教会学校外语教学的特征. 关键词:教会学校主要历程福建教会学校特征英语作为西方文化主要载体, 在近代初期传入中国。由于其在中西交流中独特的重要地位,到 20 世纪初, 已经发展成为近代学校教育中极其重要且相当特殊的学科。教会中学作为基督教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极为重视英语教学, 而且大部分西学课程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英语与宗教成为其两大基本特征。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特点, 并对教会中学和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基本历程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经历了普及与多样化、规范化发展和停滞与混乱时期三个阶段。 (一)普及与多样化阶段 ( 1912- 1922) 从1912 年民国成立到 1922 年壬戌学制颁行, 是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普及与多样化阶段。早在 1820 年, 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 后迁至香港)就已经开设了最早的英语课程, 有写作、英译汉和语法等项目, 其程度大致相当于中学。鸦片战争后, 传教士在东南沿海各通商口岸开办了一批教会学校,

但属于中学程度的不多, 开设外语课的更少, 较为著名的是上海英华书院, 该校率先在保持宗教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实行收费教授英语的制度。自此以后, 沿海通商口岸的基督教中学陆续开设了英语课, 但从全国范围来说, 这种情况还是很零星的。1877 年的传教士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仍然反对在教会学校普及英语教育。但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 国人对英语人才的需求日益紧迫, 教会中学普及英语教学已成大势所趋。与此同时, 传教士内部关于是否普及英语教学的论争也渐趋白炽化, 支持者越来越多。终于在1890 年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 作出了推广英语课程、以英语为教会学校的教学语言的决定, 此后传教士们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对英语及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 调整了教育方针, 使得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甲午战后, 维新运动、学习西方蔚然成风, 英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出来, 再加上进入 20 世纪后, 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相继实行学制改革, 大量新式中小学纷纷设立,教会学校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为了在教学质量上超过公立中学以吸引生源, 同时为教会大学输送合格的毕业生, 教会中学更加重视英语教学, 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走向普及, 英语教学水平提高。尽管新教各差会之间兴办教育事业有时也相互合作、协调, 但并无一个权威性的机构来统一管理教会学校, 因而各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据广州岭南大学的缪秋笙统计, 当时全国的教会中学有六种, 英华式的中学仍实行中学、西学分班教学, 英文程度很高, 如福州鹤龄英华中学、苏州桃坞中学、上海中西女中等; 两级中学中普通科英语教学较为规范, 但其商科、师范科以及职业中学的英语教学则更侧重于英语的实用性; 教会大学的附中在

浅谈民国时期服装的变化

浅谈民国时期服装的变化 1民国时期社会风尚的变化由于当时社会呈现出动荡不定，混乱无序，在这一时期，大量的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随之出现。需要了解着一些社会问题，得应用历史方法，考察当时人民的社会风尚变化。通过生活细节，可以看到大时代背景下的整体社会状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的衣、食、住、行的变化时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直接特征。社会性质决定了整体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的近代化是被迫逐渐向世界开放的。西方事物如潮水般涌入，从洋枪、洋炮，直到洋烟、洋火和洋葱。“洋货旺销，无不利市三倍”，一些中国工商业者也纷纷以“爱国”、“挽回利权”的名义，投资于新式机织业。由于洋布比国产土布便宜，布线密实且细，颜色艳丽，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并逐渐将土布挤出市场。民国以后，民族纺织业兴起，布庄增加了国产的机织布。这样一来洋布逐步打开中国市场，即这些新的东西在慢慢的扩张和渗透，由于东部沿海城市又跟多的港口，国外产品第一时间会在市场出现。加上东西文化差异，地域差异，城乡的不平衡，东南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日益凸显为两个独立的世界。同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妇女运动越演越烈，首先表现在婚姻和服饰上，显现出她们极强的妇女地位解放意识。清末民初，人们还任然保留着及其浓重的封建保守思想。其中表现在男人对女人裹小脚的畸形性需求的传承，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封建保守思想在慢慢退出人们的社会生活。女子缠足一方面迎合中国传统的对女性要求纤细、柔软的审美观；另一方面满足一些男子的畸形性需求，因此女子缠足一直在封建传统势力中存在。尽管有大量的有识之士的反对和统治者的禁止，却难以制止缠足之风。民国初建，妄想更新，社会上兴起一种改良社会风俗热潮，其中就有禁止缠足。由于地理文化因素，民国年间，缠足现象农村多以城市，小城争多于大中城市，内地多以沿海。这也大致是民国社会风气转变的基本格局，20世纪40年代，随着社会风俗的进一步转变，缠足观念逐渐退出社会风俗，加上政府的严禁，到解放以后，缠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时期社会风俗，风尚，转变的格局表现在农村落后于城市，中小城市落后于大中城市，内地落后于沿海。尤其可以在饮食文化上体现。 2民国时期的服装变化民国初年受清朝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出现了以废除传统服饰为中心内容的服饰改革。男子服出现了从长袍马褂向中山装和西装逐步过渡的趋向，女子服饰变得日益丰富多彩，出现了普及旗袍的趋向。尤其便现在东部沿海港口城市，由于沿海口岸城市较早开放，得风气之先，以京师宫眷显贵为代表而被全国效尤的传统京派服饰，渐渐失去了领导服饰潮流的优势，转而仿效苏杭、上海。这一现象也表现出了西方文化渗透的方向。全国总体表现在，从东向西男子服饰由大量的中山装和西装向大量马褂长袍的变化。男子服饰这一变化主要还来源于，清末民初，大批青年出国留学，国内也大办新式学堂，社会上出现了服装西洋化得趋势。各个学堂服饰皆效仿西式。社会上的西服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军服，包括英美式，俄式，日式军服，第二类是驻外使馆文职官员，买办商人，留学生所穿的西服。在一类就是日本式的士官服和学生服装。这些学生装，是大量留学青年带回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