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斗争策略5.16。16.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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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前言 (1)
一、当时的形势与中国代表团的目标 (1)
二、与列强周旋的决定全局的策略:"联美制日” (3)
三、与列强周旋的只涉及局部问题的方法 (4)
（一）充分准备 (4)
（二）分清敌友 (5)
（三）依托法理，据理力争 (5)
（四）预留后路，步步为营，争取舆论 (5)
四、结语 (6)
致谢 (6)
参考文献 (6)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斗争策略
历史教育耿鹏
指导教师张松智
摘要：巴黎和会是中国外交史上重要的分水岭，它是中国近代废约运动的起点。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尤其是顾维钧竭力维护国家主权，表现杰出，显示了中国外交的进步以及中国代表团斗争策略的相对成熟。

本文旨在探讨顾维钧在巴黎和会期间，与烈强周旋的策略：分析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形势及其目标，探讨顾维钧使用的策略、方法。

关键词：顾维钧巴黎和会策略方法
Comment on Wellington Koo’s Struggle Tactics at the Paris
Conference
Student majoring in history Geng Peng
Tutor Zhang Songzhi
Abstract：The Paris Conference is one of significant watershed in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because it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brogation of unequal treaties. At the Paris Conference, Chinese delegation, especially Wellington Koo, performs perfect to safeguard Chinese sovereignty, which shows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diplomacy and the relative maturity of strategies of Chinese delegation.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Wellington Koo’s struggle tactics at the Paris Conference: the plight and goal of Chinese delegation, the strategy to cope with aggresso rs, Wellington Koo’s strategy and methods.
Key words: Wellington Koo ; Paris Conference ; strategy; methods
“巴黎和会不仅是世界外交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外交史上重要的分水岭。

”
[1]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代表团也出席了会议。

巴黎和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一战的继续，即战胜国将在和会上以条约的方式将在战场上取得成果加以确认。

与中国相关的即山东问题，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收回，但日本却在一战期间强占了山东并强迫段祺瑞政府签订条约要求中国政府“欣然同意”将德国在华特权转交日本。

这就注定中日将在巴黎和会上展开对山东的争夺，日本将成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最主要的敌国。

此外，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丧失了许多国家主权，中国代表团想借和会之际收回部分利权，这就免不了与西方国家的周旋。

中国的上述外交目标能否实现除了国家实力、在一战中发挥作用、当时的国际形势等决定性因素外，还与中国代表团能否就当时的形势，在与列强的角逐中采取适当的斗争策略息息相关。

而在中国代表团中顾维钧又在实际上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表现尤为杰出。

笔者注意到目前尚未有专文就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采用的斗争策略进行研究，故作此文，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当时的形势与中国代表团的目标
当时的形势对中国代表团而言，极为不利。

就国际形势而言，一战后，美日兴起，欧洲衰落，中国积贫积弱，南北分裂。

在巴黎和会上，日、美、英、法、意作为五个重要协约国，每国有五个席位，中国被归类为“协约国阵营中的其他成员” [2]仅有两个席位。

日本与英法俄意四国达成“密约”，在“密约”中，上述四国承认日本拥有山东等殖民地位，1917年2月16日，英国驻日大使格林致函日本外务大臣：“英国帝国政府欣然允许日本政府之请求，保证将来在媾和会议中，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在山东及在赤道以北各岛屿之领土权利，并经谅解，日本政府亦以同样精神，援助
英国要求在赤道以南之德国岛屿。

”“2月17日，英国又向法、俄和意通告了英对日作出的保证”[3]，而日美之间有《蓝辛-石井协定》，该协定包括一个秘密的备忘录和一分公开的声明。

前者的内容是，美国和日本都保证不于战争期间谋取在华优势，后者包括两项原则：一：两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的特殊利益，特别是在和日本领域接近的地方；二：两国政府重申在中国尊重“门户开放”和对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4]。

综上可见，在巴黎和会上，日本是中国的主要敌国，无论在综合国力上，还是在巴黎和会的发言权、主导权方面，都是敌强我弱，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协约国列强，有操纵巴黎和会的权力，在和会前都与日本达成了支持日本的协议。

除了国际形势不利以外，中国代表团还面临着袁世凯政府签署的“中日民四条约”（“二十一条”）、段祺瑞政府“欣然同意”的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的约束。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

第一号：中国将德国原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第二号：将租借旅顺、大连并南满洲及安奉铁路期限延长至99年......吉长铁路管理权交与日本，期限为99年。

第三号：不经日本同意，不得将汉治萍公司及各矿权利，产业授予外人。

第四号：中国港口及岛屿不准租与他国。

第五号：聘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5]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对“二十一条”限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5月8日，袁世凯政府屈服压力，除第五号外，基本接受了日本要求，与日本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

而段祺瑞政府为了获得“西原借款”，“1918年9月24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进行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

双方进行了商议，最后达成一项换文，主要内容是：（一）胶济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其他全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由中国巡警担任警备，但在巡警队本部及重要站所应聘用日本人；（三）胶济铁路所属确定后由中日合办经营；（四）现行的民政政策撤销。

这就默认了日本在山东的非法地位，使日本在山东的权益远远超出了德国原来掠得的，后又为民四条约所规定的权益范围”[6]。

这两项条约给日本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提供了口实，也为西方列强支持日本的无理要求提供了法理依据，而使中国代表团极为被动。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在巴黎和会期间不断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而北京政府执行“弱势外交”的政策，对日本的蛮横要求，唯唯诺诺，不敢给予日本强硬的回应。

这对于欲求在巴黎和会上全面收回在山东的主权的顾维钧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在日本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于1919年1月8日向代表团指示在和会上提出的议案，不包括山东问题，这项训令是由外交委员会拟定的[7]：一、破除势力范围及各国在华特别权利，如租借地与租界、统一管理铁路、废止铁路附属地之合同、废除有垄断性质之矿权与农工业权之契约、撤废各国在中国之邮电机关等问题：二、撤废领事裁判权；
三、关税自由；四、规定《辛丑条约》中之外国驻军撤废年限及撤去外国在华军队、警察厅；五、停付庚子赔款。

而当驻华公使小幡向外交部代理部长陈籙抗义：顾氏未得日本同意，即告新闻记者，中国无论何时可以发表关于山东各项中、日秘密文件，此举殊漠视日本之体面[8]时，北洋政府极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表示将敦促中国代表团不要言语过于激烈。

当时的形势有利于中国的方面极为有限，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欧战行将结束时，发表了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对战后世界新秩序做了一系列新的规划。

其中与中国有关的几条是：
（一）公开和平条约，以公开的方法决定之。

此后无论何事、不得私结国际盟约。

凡外交事项，均须开诚布公执行之，不得秘密从事。

（五）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

殖民地人民之公意，当与政府之要求，共适权衡。

此种主义，各国需绝对尊重，不得丝毫假借。

（十四）确定约章，组织国际联合会。

其宗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

国无大小，利权一律平等。

这些主张是有利于中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德国在华特权的。

特别是关于国际盟约不得秘密行事，国无大小，一律平等是有利于中国外交的。

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许多国家，尤其日本，曾强迫中国签订了众多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条约，每当中国在外交上独立行动时，这些国家以密约为依据限制中国的行动。

威尔逊的这些主张，自然给中国各阶层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欢欣和鼓舞，他们普遍寄希望于和会能使中国得到公正待遇，中国朝野许多人士期望利用此次和会将几十年来列强附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日本强迫签订的条约在美国的帮助下统统废除，以战胜国之资格在和会上一下子改变八十年来受屈辱的历史。

此外，以公道处置殖民地则有利于中国收回山东权益。

而且，顾维钧在离美赴法之前，曾多次与不受“密约”约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美国国务卿蓝辛交换意见，得到了他们将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的保证。

“蓝辛先生总是要我相信，美国充分了解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谋略。

他保证美国一定注意不使其地位削弱；或使其利益减少，而对日本有利。

”[9]“不出所料，我被告知，美国是中国的朋友，美国将尽最大的努力促进中国的事业，务必要使中国参加和会”[10]。

在这种不利条件下，顾维钧于1918年12月为中国代表团草拟了一份详细的和会提案，其包括（1)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2）归还租借地（3）取消领事裁判权；（4）归还租界；（5）外国撤军；（6）取消外国在华邮政机构；（7）恢复关税自主等7大问题，他自己主动承担了第一、第三、第七项问题[11]。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提案与北京政府于1919年1月8日向代表团指示的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议案相比，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更具有挑战性。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曾提交和会三个重要说帖，即《山东问题之说帖》、《废除二十一条之说帖》、《中国希望条件之说帖》，这三个说帖顾维钧除执笔起草了《山东问题之说帖》外，也是另外两个说贴起草的主要参与者。

《废除二十一条之说帖》，郑重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强烈要求；《中国希望条件之说帖》针对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提内容包括废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巡警，撤除外国邮局及有限电机、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

这两项说帖将顾维钧所拟7大问题全部包括在内。

问题是针对上述对华不利的形势，顾维钧为解决他所拟的这7大问题，使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的这三个重要说帖通过，收回已丢失的主权，他在与列国周旋时采取了什么斗争策略，使用了什么决定全局的策略以及只涉及局部问题的方法。

对于他使用的这些的策略和方法，我们应怎样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与列强周旋的决定全局的策略：“联美治日”
从巴黎和会前夕，顾维钧在驻美使馆内设立一个专门小组，走访美国高级官员，到巴黎和会召开后，顾维钧与威尔逊以及美国代表团频繁接触交流意见，再到1919年4月22日下午在“四人会”上的与威尔逊、劳合·乔治等人的辩论，一直到“保留签字”，“拒绝和约”，顾维钧“联美治日”的思想以一贯之。

如前所述，顾在离美赴法前曾积极走访威尔逊，蓝辛，并获得了“美国将尽最大努力促进中国的事业”的保证。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召开，1月27日的午饭时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下午的“十人会”会议阐述自己的立场。

这一消息是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士出于友谊预先通报给中国代表团的[12]。

而这正是顾维钧“联美治日”所起的积极作用，由于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总统的返美之行以及美国国内出现的与和会，特别是与国联盟约草案相关的情况，影响了总统的地位和威望[13]。

加上意大利因
阜姆港问题退出和会，日本因美国支持中国的合理要求，于1919年2月15日，在国际联盟委员会上，提出将种族平等条文列入盟约，以此来困扰美国，以作为与美国谈判，使美国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力的砝码。

并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关于山东权力之要求方将退出和会。

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总统威尔逊在4月22日的“四人会”会议上转而支持日本，迫使中国接受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力移交给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

顾维钧告诉威尔逊总统：“我是何等失望，方案又是何等不公。

这种方案只能使中国人民大失所望，而且无疑将在亚洲播下动乱的种子”[14]。

顾还解释说：“日本的目标在于亚洲。

山东是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沿海省份。

日本获得在山东的经济利益，只能为其实现建立东亚帝国，排斥西方国家利益的计划打开方便之门”[15]，从顾维钧在“四人会”会议辩词来看，他仍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威尔逊能维护正义，并将收回山东权益、防止日本据有山东同维护西方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以期得到美国的支持。

可见他“联美治日”的策略仍未改变。

此后，顾维钧几乎每一两天便要和他们那些人会见一次，有时和一个人，有时和几个人。

[16]（他们指美国代表团成员，笔者按）。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甚至还和顾维钧一道讨论修改和约的方法。

在确认无法修改“四人会”会议做出的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交给日本的决定后，顾维钧便致力于争取“保留”，但英、法代表团都坚决反对，威尔逊也不支持。

顾维钧决定不准“保留”便拒绝对德和约，但这样一来，中国便无法成为国联成员了，也将因此而失去作为成员国能获得的利益，而获得国联成员资格关系重大。

后来，顾维钧在和蓝辛、威廉士等美国代表团商讨此事时，“美国人说，他们发现，通过对奥和约的签字，中国也可以成为国联成员国，因为对奥合约的第一部分就是国联盟约。

于是，我（指顾维钧，笔者按）更加坚信，不允保留，自然断然拒签。

”
综上所述，顾维钧在整个巴黎和会期间将“联美治日”的策略以一贯之，虽然“治日”的目标没有实现，但“联美”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如在“十人会”会议上，美国支持中国代表团要求准备发言的时间的主张，得以在首回合中压倒日本，又如美国人建议顾维钧通过签订《对奥和约》成为国联成员国，坚定了他拒签《对奥和约》的决定。

尽管“治日”的目标未能实现，但无疑“联美治日”是当时形势下中国代表团的可行的最好的选择。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顾维钧并没因“联美制日”的策略，而顺从威尔逊的“不准保留”，中国代表团也应当签字的要求，而这为挽救山东提供了机会。

三、与列强周旋的只涉及局部问题的方法
（一）充分准备。

无论在巴黎和会开幕前，还是在1919年一月28日“十人会”上发言前顾维均都曾积极准备，以便驳倒日本，为中国的合理要求争取更多的支持。

“1917年4月，美国参加欧战，顾维钧依据形势判断，协约国必胜，遂在中国驻美使馆内设立了一个专门小组，除收集资料，进行分析研究，除确立中国应取的政策外，重点研究了对中国有特殊意义的问题，以备中国在未来和平会上提出”[17]。

在1919年1月27日下午的“十人会”会议上，王正延应顾维钧的要求，对主席说将由顾维钧答复日本声明，但需要时间以准备中国的声明[18]。

在1919年1月28日的“十人会”会议上，当克里孟梭希望得到一份中国观点的书面声明时，并问这一声明能否在两三天之内交表时，顾维钧说：中国代表团想提出一份尽可能充分的声明，所以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和本国政府联系，以得到所有必要的资料。

最后，和会主席同意给一周时间[19]
由于准备充分，顾维钧在1月28日的“十人会”会议上，没用讲稿，谈了半个多。

小时。

虽说这不过是一次即席发言，但因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制订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我思想上是早有准备的。

[20]可见，在顾维钧的思想中，是有不仓促行事，而是事前充分准备的观念的。

此外，在录制《顾维钧回忆录》的录音之余，顾维
钧也与唐德刚谈及准备的重要性，并说他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的成功有赖于充分的准备。

(二)分清敌友。

在巴黎和会上，谁是中国的友国？谁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的敌国？这个问题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实现外交目标的首要问题，因为对于既贫弱又没有在一战中出兵的中国来讲，如果再敌友不分，等待中国的又将只能是被愚弄之后丧权辱国。

值得欣慰的是，在顾维钧心目中，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

在顾维钧接到中国外交部发来的电报之后，得知他被任命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令即赴巴黎。

”“惊鄂之余，我想到，在这种时候让我离开华盛顿万万不可……在和会上，中国政府不能对英、法抱太大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只有美国的支持。

[21]显然，在顾维均看来，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友国。

此外，顾维钧把意大利视为“与中国友好的”
[22]国家。

而顾维钧在参加巴黎和会前就即已明确日本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敌国。

分清敌友，也就为争取友国支持，提防敌国扰乱自己的阵脚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依托法理，据理力争。

1月28日顾维钧在“十人会”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则体现了依托法理，维护主权的思想。

发言的要点[23]有：
“有关中国领土的完整构成。

山东省是中国的一部分，有三千六百万人口。

他们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语言，信仰的是中国宗教。

......这一个租借地是德国用武力夺去的，基于和会接受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完全有权利要求返还这片领土。

如果和会采取不同见解，将这片中国领土转让给任何国家，这从中国代表团看来无异以错就错。

“山东人民为夺回胶州的军事行动，曾遭受痛苦的牺牲，并被征募人工和给养。

”
“....中国代表团深感对祖国和世界均有疏职责，如果我们出售同胞与生俱来的权力，从而种下将来冲突的根源...中国代表团信任会议...必需尊重顾及中国基本重要权益，即政治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权益，以及它力谋世界和平的热忱。

”
这发言符合国际法，以和会会议认同的“民族自决和领土完整”原则为依托，通过概说山东之历史、国防、领土、交通及人民之宗教、文字、俗尚论证了山东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要求会议将山东归还中国。

顾氏的解释令全场动容。

“威尔逊总统和劳仓·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概述。

”“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

"[24]
而前文提到的中国代表团提交和会的《废除二十一条说帖》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依托法理，据理力争”的斗争策略。

“该说贴，针对五国密约，依据国际法理之“情势变迁”（Rebussic Stantibus）原则，强调指出其发生于中国宣战之前，中国宣战后情势发生了变化，英、法、意三国更无所用其联合赞许日本关于中国事务之要求，而其种种诺言，自当视为废毁也。

也就是说，英日等国密约应随中国对德宣战而作废，英、法、意不再受其于日本所签署密约之限制。

” [25]
(四)预留后路，步步为营，争取舆论。

该方法主要体现在1919年4月22日的会议上被告知山东将转交给日本，中国代表团争取保留的过程中。

如前所述，在争取保留的过程中，顾维钧已在和美国人的讨论中得知如果不允保留，可通过在《对奥和约》成为国联成员，避免拒签《对德和约》的损失，这就为中国代表团后期的外交活动预留了后路，为拒签对德和约的悲壮行为提供了“软着陆”的保障。

而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导者和后期工作的实际领导者，领导中国代表团经过五次让步，即中国可以签字；唯一要求将保留写入条约内；将保留附于约后；再和约外声明保留；只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在签约前发表一项保留意见的正式文件，结果均遭到和会拒绝。

[26]这体现了他步步为营，节节退却的斗争策略。

应该指出，当时他本人
已很清楚，“合约条款一经对德宣战后，山东方案就已成定局。

德国自然没有可能来建议修改与中国有特殊利害关系的条款”[27]，顾维钧采取如此策略主要是为了“得到国内外的支持”[28]
此外，他还使用了将山东问题与西方国家利益相结合的方法，前文已有详述，不再另行论证。

四、结语
虽然顾维均在巴黎和会上的杰出表现并不能补全国力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的要求或遭拒绝或被“主席团”以与和会议题无关为由不予理睬，但顾维钧的努力争取确实使中国在取得了在当时形势下能取得的最好结果。

其斗争策略就整体而言应予以肯定。

从宏观层面来看，顾维钧的“联美制日”策略既是当时形势使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维护中国的主权是有益的。

从微观层面上看，顾维钧并非遇事临时应付，而是充分准备之后，有条不紊的展开工作；清楚的知道应当联合哪些国家，主要与那个国家进行斗争；并能做到熟练驾驭国际法则，维护祖国利益；在失利的情况下，又能做到“步步为营”、以退为进、赢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从而为日后山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些策略、方法的合理应用拯救了山东，使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中有得。

这一切，与晚清时外交人才缺乏而屡屡受到列强欺凌蒙骗以及中国外交官在国外“闹笑话”相比，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实为国之幸事！
致谢
回首四载，总觉韶华易逝，岁月难留。

值此论文收笔之际，由衷感谢曾在拙文写作过程中给予帮助与支持的诸多老师与同学。

首先，应感谢的是张松智老师。

老师有着渊博的学识及深厚的学术功底。

在治学方面，亦是严谨细致、一丝不苟。

本文在选题、构思、写作时，都有赖于张松智老师的细心点教，完成初稿后，又蒙张松智老师、多次鼓励指导、批阅修改，方成定稿。

此外，还要感谢吕后轩老师，吕老师也给予了极大帮助。

得此厚爱，铭感难忘，特志于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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