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与巴黎和会

谁说弱国无外交
——顾维钧与巴黎和会
夜深了，周遭的喧嚣渐渐隐退，世界仿佛安静地睡着了。

使馆里，顾维钧的房间依旧灯火通明，他坐在桌前，时而在纸上写写划划，时而对着面前成堆的文案皱起眉头。

明天将要在十人会议上代表中国发言，准备工作丝毫马虎不得。

而他可能不会想到，明天的发言将作为民国外交中最精彩的一笔被永久地记入史册。

事情要从1918年11月说起。

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翌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拟定对战败国的合约，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派顾维钧等代表出席和会。

最初国人对巴黎和会是充满希冀的，认为和会“将确定国际间之一切局面，解除国际间一切易生危险之要点，使国际间将开一新世元1”。

但实际上，巴黎和会只是列强的战后分赃会议，中国不仅没有在谈判桌上得到什么好处，反而陷入更大的困境。

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有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原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以及驻美公使顾维钧。

初到巴黎，五人就因为席位问题而产生争执。

最初拟定的陆、王、施、顾、魏的顺序被北京政府调整为陆、顾、王、施、魏，各位代表都对资质尚浅的顾维钧被提到第二位颇有微词，次序被降低的代表也都心存不满，陆还因此染病，这导致在会谈还没开始时，1《顾维钧回忆录》（一）；164页
中国代表团内部就产生了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家通力合作，共同为国家争取利益的初衷。

由于这一插曲，其他四位代表在之后的和会中都不断推诿责任，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成为了中国的首席代表。

在巴黎，顾维钧投入了国联问题的研究，整天按照预制的工作路线埋头于准备工作。

1919年1月27日下午，中国代表团突然接到通知，美、英、法、意、日五国人士组成的“十人会议”临时决定当日讨论山东问题，邀请中国代表一小时后赴会，阐明对山东问题的立场。

消息之突然不啻为一晴天霹雳，此前中国代表团并没有对此作充分准备，只得派出顾、王匆忙赴会。

会上，日本的牧野先发言，牧野态度非常傲慢，悍然声称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应无条件让予日本，并展示了1919年初日本与英、法、俄、意四国达成的承认日本上述要求的秘密谅解。

紧接着，不让人有一点思考余地，克列孟梭把手向中国代表一指，问中国代表是否准备发言。

这当然是日本与英、法相互勾结，有意为中国代表团制造迅雷不及掩耳的困境。

顾维钧和王正廷商量后，由王正廷起立发言：“我们代表团的顾维钧博士将予以答复，但应当给予时间准备中国的声明。

”在威尔逊和蓝辛的支持下，克列孟梭这才宣布休会，明天上午复会，听取中国的立场。

次日下午，顾、王再度参加十人会议，顾维钧代表中国代表团进行了慷慨激昂的答辩，他从多个方面详实地论证了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在文化上，他指出，“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在军事上，“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在经济上，
“人口既已稠密，竟存已属不易，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他国之侵入唯盘剥而已，非真正之殖民”2。

顾维钧的发言持续半个多小时，论辩又牢牢掌握主动权，尤其他这一段话“若竟割让中国人天赋之权利以为酬报，由此再酿日后纷争之种子，不但中国之不幸，也是世界之不幸。

中国全权深信和会于德国在山东租地及他项权利之处置，必能重视我国之政治独立及领土之无上权力”，更是震撼人心，引起强烈反响，而使牧野颇形窘迫。

顾维钧的演讲结束后，美、英、法三国巨头都和顾维钧握手祝贺，表示赞赏。

顾维钧在这次会议上的成功辩论，一时使舆论倒向中国一边，也使他成为巴黎的头号新闻人物。

此次发言，是中国代表团在整个巴黎和会期间最重要的发言，它迫使日本同意交还山东，迫使中日政府公布各项密约,为争取收回山东主权奠定了法理基础。

顾维钧的演讲曾一度赢得西方列强的同情，暂时扭转了中国方面的被动局面，顾维钧也因此被世人称为杰出的外交家。

当时巴黎和会的讲台是被少数列强霸占的，顾维钧能在这样的讲台上一鸣惊人，除了他非凡的胆识外，更源于他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和对国家主权、领土、文化完整性的守护。

在不少国人的眼中，顾维钧接受完整的美国教育，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穿西装结领带，是一个完全西方化的中国人，但是，顾维钧骨子里仍有着深深的国家情怀，拥有对国家满腔赤诚的热爱，这让他得以调动所有的智慧和力量，在和会上给列强展示出一个毫不畏缩、从不屈服、拒不退让的伟
2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七），第264~267页。

大的中国形象。

顾维钧晚年时，有人曾问过他，搞了一辈子外交，最得意之举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答道，巴黎和会。

那人又问，当日国势羸弱，内乱频仍，外侮迭生，世界上没有人看得起中国，而你毫不自卑，勇气万分，不慌不忙，沉着发言，究竟凭何动机，凭何激发，而有此成就？他答：“这很简单，我满腔热诚，爱国情深，只想为国家做点事。

山东是我们的国土，德国是我们的敌国，敌国既败，应把从前在我领土内强夺去的权益归还我国，这是名正言顺之事。

我相信凡是有正义感的人，对我国只有同情，只有赞助；对日本的强词夺理只有驳斥，只有厌弃。

”顾维钧的话说的有理有节，有根有据，有其人，乃有其言3。

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中发展那么顺利。

4月16、17日，五国会议讨论山东向题，中国代表却被排斥在外。

美国在会上提议山东由和会共管，未获通过。

而后又退步让五国共管，日本表示反对。

这时，意大利对阜姆的领土要求被大国拒绝，一气之下宣布退出和会。

日本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在山东问题上态度立即强硬起来，并向和会施加压力，声称如不答应其要求，将效仿意大利，并且拒绝加入国际联盟。

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迫于压力，满足了日本的要求。

美国对日本的妥协，使中国不得不单独承受东西方帝国主义的联合压力，遂使山东问题陷入更加复杂、严峻的境地。

紧接下来，在4月22日英、美、法三国会议上，美国总统威尔逊不顾美国国务卿蓝辛的劝告，接受了日本的立场，改变了原来同情中国的态度，决定牺牲中国。

最后，4
3高克《外交家与战争》，第22~24页
月30日，和会最后一次会议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批准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

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了，顾维钧在和会上的努力付诸东流。

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全国各界民众的强烈愤慨，人民一致反对和约签字，要求拒签的七千多份电报雪片似地从全国各地飞向代表团；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手持“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力”等标语；留法工人和学生也到代表团驻处抗议。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本就有拒签意向的顾维钧更是坚定了态度。

在临近签字的时候，陆征祥“旧病骤发”，住进医院，不再主持代表团工作，将签约一事推给了顾维钧，顾维钧就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局面下，承担起最后的、最艰苦的工作，一直到6月28日，在全国人民要求拒签和约运动的支持下，中国代表团终于“公同决定，不往签字4”，并对巴黎各报发表声明：“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

这一严正态度，令人扬眉吐气，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开创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冲破了“始争终让”的惯例，对以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

顾维钧也因此高翔于国际，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外交家。

纵观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命运，可谓是跌宕起伏。

从最初的不利地位（只有两个全权代表席位），到后来在山东问题上暂时取得胜利，之后又在大国的操纵下丧失山东的主权，最后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这一系列结果，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

4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
首先，是大的国际背景。

英法美日是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无论是军事还是科技实力，都是遥遥领先于别国，因此它们得以主导整个巴黎和会，在这样一种强权政治的背景下，谁实力强谁便有发言权，中国这样一个弱小的国家，尽管于情于理都占优，但不免会成为大国力量和利益博弈中的牺牲品。

大国总是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当本国利益与他国发生出冲突时，最先要确保的是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在这一前提条件下，他国的利益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其次，顾维钧“联美抗日”的外交理念是不尽完美的。

他认识到美国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和日本在华的侵略扩张是相违背的，因此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牵制日本的势力。

但很显然，顾维钧对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缺乏必要认识，对之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中日交涉二十一条时，顾维钧就对美国的帮助寄予很大希望，结果希望落空；巴黎和会召开前，顾维钧又对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深信不移，为此他满怀信心地组织人马研究巴黎和会上中国所提条件，结果会议还未正式开始，就已出现了失败的迹象，只有两个席位的代表名额就是证明。

然而顾维钧却认为“美国代表团一如既往,对此深表同情，他们向我保证，威尔逊总统将给予支持”。

事实上，《纽约论坛报》巴黎和会特派代表加拉格尔坦言，这两个席位是“豪斯上校向威尔逊建议才得来的”。

当美国自己的利益蒙受损失时，中国的任何境遇都是绝不会改变美国的意志的。

正基于此，当意大利退出和会而使情况发生变化时，威尔逊发现醉心追求的国联计划受到了挑战，日本乘机以退出国联相要挟。

为了他的国联计划，威尔逊决意向日本妥协。

不久，在英法美“三人会”上形成了山东间题决议，完全依从了日本人的要求，将山东的权益交给了日本。

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谋求美国支持的愿望也就化成了泡影。

中国最终没能在山东问题上收回本属于自己的权益，但这并不能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是完全失败的，如顾维钧自己所说，“山东问题经过巴黎和会之一番辩论，全世界皆知其曲直所在。

在我徐图补救之方，实属有利。

同时我国内人民，对此问题，均报一致看法，认为国际上对我太无公道，深感到有团结图强之必要，此种感想，我国青年爱国分子，报之更为深刻，其于我国前途影响所及，至今西方研究中国问题者，均认为十分重大，而有利我国民意之发展无穷。

”5同时，这也给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打下了扎实的法理基础，在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租借地、租界、关税自主等问题被一并讨论，中国也终于在那时得以收回山东的主权。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本是在国际上毫无地位可言，也毫无发言权可言的，巴黎和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但这并不表明，弱国就毫无外交可言，弱国也可以有外交，因为这场仗我们打赢了,我们没有把山东拱手让给日本！因为我们有顾维钧这样出色的外交家，我们有全国人民满腔的爱国热情，我们在和会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最大程度地对不利局面做出了抗争，最大限度地争取了自己的权益。

弱国也有外交，因为虽然国力弱，但我们的气势不弱；我们的人5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72~173页
民不弱；我们的意志不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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