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收稿日期：2015－1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DJ048）；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15ZZD005）；江西党校系统招标课题

（15DXZ001）

作者简介：冯志峰（1976—），男，江西东乡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比较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

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经济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冯志峰

（1.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

南昌330003；2.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摘

要：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实现经济发展由注重强调市场需求的“有没有”向注重供给的

“好不好”方面的转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理论内涵，是解决经济发展“滞胀”的有效对策，与需求侧管理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分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做好“转型、创新和改革”方面的工作，才能真正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逻辑；实践路径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 （2016）02－0012－06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依然保持着

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但由于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

特别是体制机制问题，导致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各种潜在风险的危害性不容低估。无论从改革本身的逻辑关系还是从我国发展的实际出

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主战场”，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度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为破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难题，实现经济发展由注重市场需求的“有没有”向注重供给的“好不好”方面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思路，是实现发展方式从粗放到集约、从数量到质量深刻转变的新要求，更是增强综合国力的新举措。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时代背景总体上来看，世界经济环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

全球经济结束了大稳定的

“旧常态”而进入了“新常态”。我国经济在“三期叠加”阶段，面临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

品供需错配、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市场机制运行不畅等结构性问题，要求我国必须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是一个综合性结果，主要包

括劳动力成本、

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成本等。在劳动力成本方面，

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

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导致人口红利逐步消减。随着老龄化步伐加快，

2014年末我国老龄化率已达到15%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未富先老”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我国老龄化率的上升，必然会抬高劳动力成本，

使得劳动力成本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大大增加。在自然环境成本方面，随着国家日益加大对自然环境的整治力度，

企业治污成本、

安全成本大幅增加，特别是高污染、高能耗制造业资金压力骤增。在技术进步成本方面

，“企业为应对成本上涨，往往会加大设备和技术投资”［1］

，

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产品更新换代。但这种

DOI:10.16011/ki.jjwt.2016.02.003

生产方式的成败与否，取决于企业技术进步的有效性。在现实生产过程中，企业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投资往往会变为“沉没成本”，导致企业负担更为沉

重，甚至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致命打击”。因此，企业生产成本上涨，就必须提高商品价格以保证企

业再生产；产品价格过高，

产品就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形成“滞销”的不良局面，进而导致

“经济停滞”。（二）产品供需错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

2014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469，超过国际公认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表明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过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越来越不合理。因为消费支出占富人支出的比重会越来越低，

形成有钱“花不出”的局面；消费支出占穷人各项开支的比重增大，但穷人为保证生活的刚性支出及免

除生活的“后顾之忧”，一般是将钱存储而“不敢花”，这就导致市场需求日益低迷。“十三五”期间，

我国将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未来5年内，“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居民发展型消

费需求将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

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有望下降到30%左右”［2］

。更为严重的是，我国产品与国外产品在质量上还有一

定的差距，

导致供给不仅跟不上需求升级趋势，而且满足创造新消费、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能力也不足。我国目前呈现出一种“富人有钱不用消费、穷人无钱不敢消费”的现象。这就迫切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灵活性。由此可知，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品的“供需错配”，一方面是需求刺激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是中国居民在海外购买力日益旺盛，导致国内产品

“滞销”。（三）资本边际效率下降

按照凯恩斯的定义，资本边际效率是一种贴现率，这种贴现率正好使一项资本物品使用期内各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等于这项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或者重置资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政策刺激下国内投资的大幅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呈现出明显降低的趋势。从2008年到现在，每新增1元GDP 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这主要是因为，投资的不断增加必然会引起资本品供给价格的上升，增加生产成本也就相应地降低了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降低就会直接影响企业投资意愿。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第一产业投资比重下降过快，设备投资占比不断下降，第二产业中基础部门和加工部门

的投资结构也相应失衡，导致投资结构也不够合理，突出地表现为加工工业投资增长较快而基础部门投

资增长相对落后

。“从2008年的23.5%降至2014年的19.4%，土木建筑类投资上升，

2014年占比已达2/3，增加投资更多依赖政府和房地产投资。”［3］同时，我国工业产业链基本上以土木建筑类投资为

核心来布局，造成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四）杠杆率较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大量资本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等一次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制造

业等二次产业转移，带来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4］，经济增速加快催生了结构性加速现象，也导

致了发展中的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尽管我国总体债务规模仍处于可控状态，但国家整体债务占GDP 的比重与2008年相比仍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种状况十分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总体上政府债务占GDP 比重还不到40%，但部分地区政府偿债压力较大，有的甚至资不抵债，

这就存在着债务的局部风险。因此，“去杠杆”就必须下决心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扭转以间接融

资为主的融资结构，

控制其软预算约束下的高负债倾向。

（五）市场机制运行不畅“新常态”意味着生产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在“旧常态”下的经济高速增长相当程度上依靠的是在招商引资中拼土地、拼资源、拼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以快速增长为核心、经济结构以

简单复制为重点、经济效果以GDP 增长为目标”。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质量处于一

种扭曲关系，没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问题”累积，主要表现为“投资产能过剩、要素供给约束、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这既是经济发展不充分的表现，更是发展质量给发展速度带来严峻挑战的表现。我们要把握现代经济产业发展方向，靠产业化的创新机制

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制度变革”是最为重

要的经济发展“发动机”，因为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但能提高经营的效率，而且会提供技术进步的强大诱

因。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创新活动的制度基础，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是制度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