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之红安将军

红色记忆 2011-05-27 策划：张瑞峰

A红色记忆，留住曾经的故事。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红色记忆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B大家好，我是***，上期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红安的将军，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将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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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知道吗？其实红安的很多将军有亲戚关系。

B你在开玩笑吗？

A当然不是，下面就由我为大家解答这个疑惑。，红安的将军们有很多是亲戚关系，在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中，这一点尤为普遍。“比如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戴克敏烈士，他全家两代人中，就有14人参加革命，其中11人为革命英勇献身，2人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唯一幸存的是他的胞妹、红军老战士戴觉敏。”，1927年8月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农民自卫军有少数战士经不起考验，思想动摇，想扔枪回家。作为自卫军负责人之一的戴克敏说，光靠嘴皮做思想工作还不够，党员要带头动员自己的亲人参加自卫军，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那些不安心的战士。”此外，“当年，戴克敏与黄麻起义另外两名主要领导人吴光浩、曹学楷还仿效桃园结义，拜为了兄弟。

B原来是这样啊，我也知道一些，比如戴克林、戴克明两位将军。两人同生于红安县戴家塘，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戴克林将军为长，戴克明将军为弟。说起来，他们俩兄弟还有一段趣闻。”

A那你说说。

B戴克明和戴克林虽都是少年参军，但由于时间有先后，参加的连队也就不一样，所以很长时间没有音讯。直到抗战后，两人在河南某地相遇。两人同住一屋，进屋后，相互打量，谁也没认出谁来，素来嗜烟如命的戴克林将军首先递过去一支烟，然后就和戴克明聊天。“听你的口音是湖北老乡啊？”“是啊，你也是湖北的吧。”“对，您哪个县的？”“红安。”“嗨，我也是红安的，哪个湾子的？”“七里坪戴家塘。”戴克林猛然不说话了，盯着对方看了半天，突然来了一句“你是道奎（戴克明小名）兄弟吧！”戴克明一愣，“哎呦，你是道驹（戴克林小名）哥哥啊！”两人顿时抱头哭了起来。“其实戴克林不仅和戴克明将军是堂兄弟，他和程启文将军还是表兄弟。戴克林将军的母亲和程启文将军的父亲是亲兄妹。”彭希林说，“上世纪50年代，程启文、戴克林、戴克明三位将军同在军事学院相会，在老表的提议下，还合了一张影。巧的是，这三位将军都是1964年的少将，而且最后都是省军区的副司令员. (插入音乐)

A红安一共诞生了200多位将军，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将军？

B你就别卖关子了，快点告诉大家吧。

A对于红安多将军的原因，外界的普遍解读只有一个字：穷。有人甚至这样认为，“当时最穷的地方也是出将军最多的地方！”

B对这类观点，红安县党史办主任周少怀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太过片面。”“有三点可以推翻这一论断，一是参加革命的并非都是穷苦农民出身，在革命早期的领导者中，绝大多数家庭殷实；二是在张国焘主持大肃反时，不少红安籍红军将士被错杀，但这些被错杀的将士的亲人仍然全力支持革命，苏区红旗始终不倒；三是红安籍将军性格最相似，很多硬仗都由他们在指挥。这些，并非一个‘穷’字可以解释。”周少怀说，红安多将军，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A彭希林也认为：“红安之所以成为第一将军县，一是有着特殊的历史、地域条件，这种条件塑造了红安人的性格；二是革命思想的成功传播。”彭希林告诉记者，宣统年间《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而当时的黄安本土却是“匪

盗横行”。红安的大部为古麻城县孝感乡。嘉靖21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全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从这个呈文中“地僻民顽”四字，可见民风彪悍之一斑。

B“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而且还想在一个‘地僻民顽’的地方站稳脚跟，必须依靠强悍的性格、团结一致的精神和绝不妥协的意志，这是最朴素的生存法则，也是红安人的精神根源。”彭希林说，“穷，只能算是革命的导火索。”

A黄麻起义发生之前，反动统治下的红安，农民几乎无地可种，工人普遍失业。在当时，想离开红安闯世界，最好的路只有3条：一是读书，二是学手艺，三是参军。“红安自然条件落后，但是这里有读书的传统。当时稍大一点的村子，都有私塾。只要不是天天挨饿，家长都会送孩子读书。”董必武、李先念、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通过读书，先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先进的革命思想与红安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了“为农民要土地”的口号，黄麻起义随之爆发；而黄麻起义爆发时，王建安、刘飞、汪运祖等，直接参军参加了起义；韩先楚、王诚汉等，先是当学徒学手艺，后来受到革命洪流的影响，开始了革命生涯。B“可以这样说，红安的将军中，很多没有参加过黄麻起义，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因为此次起义而参加红军队伍，是黄麻起义结出的果子。”彭希林说，“在日后的作战中，红安人勇猛顽强、不胜不休的历史性格，是他们最终成为军中虎将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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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这里，也不能不提一下红安的地貌特征。红安县区区1796平方公里土地，却发育着滠水、倒水、举水三条长江支流，境内地形极为复杂，山地、丘陵、冈地与冲击小平原，各种地形都有，有时面积不大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山地、丘陵、平原三种景观。县北的天台山主峰四周皆90度的山崖，山顶却是一块6亩的平地，可算是世界上最小的“高原”了。红安的版图为长条形，南北长，东西窄，其西南和南部与武汉的新洲、黄陂接壤，西北与大悟接壤，北部与河南新县接壤，东部与麻城接壤，位于红安中部的县城城关镇与武汉中心城区直线距离80公里。因此，有人夸张地打了个比方：如果红军在红安南端的丘陵冈地上架起大炮，可以轰击武汉城区的敌人。假如要撤退，北行30公里就进入到河南新县的大别山深处。也就是说，红安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如此特殊的地理环境，也难怪被西方军事家称为“山地游击战的圣地”。

B将军百战穿金甲，不少红安籍将军都被演绎出了传奇故事，他们的故事或多或少反映出了红安人的性格。骁勇善战。1952年3月秦基伟率15军进驻朝鲜，担负五圣山、西方山一带的防御任务。当年10月，敌人分6路向五圣山扑过来，上甘岭战役打响了。从10月14日至11月26日的43天中，敌我双方在仅3.7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上投入了10万大军，“联合国军”倾泻190万发炮弹、5000枚炸弹，志愿军也发射40万发炮弹，山头被削低了1米多。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走上这块土地，粉尘竟能没至小腿，随便抓起一把土，有一半是弹片和弹壳。上甘岭战役最终以“联合国军”的失败而结束，秦基伟因此名扬中外。A生性耿直。1973年8月，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建安上将当着机关干部的面公开讲：“这样的‘火箭干部’（指其在党内职务快速提升）靠得住吗？”1975年，王建安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对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元帅说：“我们对台上坐着的四位（指“四人帮”）的历史不太了解，能否介绍一下？”让“四人帮”非常难堪。

B铁面无情。有一年回乡，韩先楚看到有的孩子进不了学校，就责问当地乡干部：“为什么不建学校？”干部回答说“没有钱”。将军一下火了：“开口就是钱，钱！一说办点事就说没有钱！旧社会，一族一姓修祠立庙，族长到家家户户收，几个晚上就能盖起来。如今是共产党领导，办个学校就这么难？！你们这些领头的，要为群众着想，要为子孙后代造福！不办教育，没有文化，能建设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