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山巨源绝交书》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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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绝交,实为明志

——读《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曲《广陵散》终结之后,世间再无嵇康的肉身,但嵇康的精神气质却未曾消退。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与其他时代迥乎不同,文人尚老庄、好玄理、喜清谈、爱饮酒,多放荡不羁,而嵇康正是其中最为放浪形骸的存在。嵇康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正始”时期,政治斗争极为激烈。《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山涛即将迁官时,嵇康恐山涛要举荐他为选曹郎而写给山涛的书信,这封书信的写作意图曾多被解释为嵇康宣告与山涛断绝关系。然而,倘若认真品读文本,则会发现文中并无绝交之意,而是在向山涛解释自己坚决不入官场的原因,并表明自己“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

开篇嵇康说到山涛曾称说他不愿出仕的志趣,然而此次的做法让他感到山涛对自己并不熟悉,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接下来嵇康把山涛与自己的性格对比,“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山涛性情宽和、善于处世,而自己心胸狭窄,对许多事情都不能忍受,两人的性格对比鲜明。据《晋书·山涛传》载,山涛自小就有器量,深谙为人处世之道,且有政治才能,身居高位依然谨慎节俭,是一个正直大度的人。“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表明嵇康其实也是了解并且尊重山涛的,不然也不会与山涛契若金兰。接下来嵇康表示山涛要举荐自己正如“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而做官恰如“手荐鸾刀,漫之膻腥”。虽然此处嵇康用了《庄子》中越俎代庖的典故,把山涛举荐自己做官比作疱人做菜拉尸祝帮忙,然而此处嵇康并没有表现出对山涛的敌意,只是阐明自己不愿进入污浊的官场的志向。

接下来嵇康连举老子、庄周、柳下惠、东方朔、孔子、子文的例子说明为官“乃君子思济物”,他们“达能兼善而不逾,穷则自得而无闷”;又举许由隐居山林、子房辅佐汉室、接舆行歌劝归来说明虽然每个人的性情志向不同,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循性而动,各附所安”,虽“殊途”却“同致”。无论是“处朝廷”还是“入山林”,都是各自不同的志向,不可被剥夺。嵇康明白人各有志的道理,这也表明嵇康并没有因山涛为司马氏集团效力而对他不满,要与之绝交,而是写长长的书信与之倾诉衷肠,表明自己志不在庙堂。说明了殊途同致的道理之后,本文逐步过渡到自己不愿出仕的具体原因,语言风格渐趋“嘻笑怒骂”。

嵇康着重写自己的放浪不羁,“不涉经学”、“性复疏懒”、“情意傲散”,“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这样的语句断然不会出现在儒家文人的笔下,应该只能在像嵇康这样的好老庄的魏晋名士的笔下才能看见了。嵇康为明志又把自己比作少时未被驯育的麋鹿,一旦“长而见羁”,便会“狂顾顿缨,赴蹈汤火”,即使是戴金笼头、吃美味佳肴也不能忘却对长林丰草的眷恋。此段嵇康用生动幽默的语言表现了自己放荡不羁的个性、自由傲散的生活态度和“长林丰草”的志趣。

随后嵇康用阮籍的“至性过人,与物无伤”与自己的“不识人情,暗于机宜”对比,进而过渡到自己的“必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嵇康详细列举了九条理由说明自己不宜做官,前七条理由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性复多虱而裹以章服”、“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而甚不可者二即“非汤武而薄周孔”、“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全然不似严肃的拒官理由,却更像调笑玩闹之语,语句间可见嵇康对自由逍遥、无拘无束的生活的追求。总而言之,嵇康在用黑色幽默式的语言调侃自己且重申自己以山泽鱼鸟为乐的志趣。

后一段再次说明各人的天性不同,不可强人所难。虽然有“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己嗜臭腐,养鹓鶵以死鼠也”这样的讽刺意味强烈的语句,但私以为其中虽有对山涛欲“举康自代”的愤懑,但更多是对司马氏政权、对污浊的官场的愤恨。而后文笔锋一转,写到“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如何可言!”,情真意切,如若不是写与好友的肺腑之言,断然不会有此般真情流露。“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读来也令人感动。结尾的“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的“别”如果理解为绝交之意不仅突兀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应理解为山涛即将迁官的告别、离别。

要探讨这篇文章的主旨,还应回到其书信的文体。徐公持先生曾经详细考证《与山巨源绝交书》题名本应为《与山巨源书》,“绝交”二字在南朝刘宋之后或齐梁时期才出现,后世沿用此名,流传至今。孙盛《魏氏春秋》:“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中还并未提到绝交,只是拒绝。而到后来刘义庆《世说

新语·栖逸》:“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与《康别传》:“山巨源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中才发展为告绝。“绝交论”由此流传于世,掩盖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背后的真实。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写给好友山涛的一封书信,如果不是极其信任山涛,相信山涛能够理解自己,嵇康不可能在书信中洋洋洒洒地肆无忌惮地倾诉自己的志趣所在和不能为官的原因,甚至真情流露,说到自己的身世之凄苦。在史料中也多有嵇康与山涛友情的记载,据《晋书·嵇康传》载:“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晋书·山涛传》载:“……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神交与忘言之契岂是如此容易绝交的?既是神交,那么嵇康必然深刻地理解山涛,虽然各自志向、选择不同,但仍然是精神相通的挚友。

《晋书·山涛传》载:“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嵇康临终托孤于山涛也证明了嵇康与山涛并未绝交。《世说新语·政事》中有山涛举荐嵇康之子嵇绍为秘书丞的记载,巨源的确做到了嵇康的托付,他不因嵇绍的身份怕招致灾祸而不敢举荐他,而是为嵇绍“思之久矣”。虽然嵇康信中的言辞颇有些讽刺意味,但山涛作为嵇康的神交,定然能够理解嵇康的内心,真正读懂嵇康独立的人格气质。

且嵇康在《与吕长悌绝交书》中主要写对方的过错,言辞激烈,直言其“包藏祸心”并用强烈的语气明确说到“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书恨恨”,其愤恨之心、绝交之心极其强烈。而本文绝大部分文字是在书写自己内心的志趣和表达对官场的排斥。

在嵇康与山涛的长期交往中,嵇康必定对山涛的性格、人品都有所了解,虽然信中的言辞的确有些尖锐,但山涛定然能够理解嵇康。且通读文本,文中更多的是嵇康的真情流露,在好友面前,嵇康诉说了自己以“长林丰草”、“山泽鱼鸟”为乐的人生志趣与追求,书写了自己不羁的生活态度、“越名教而任自然”观念,也表达了对司马氏政权、对官场的不屑。故“绝交论”不能成立,本文名为绝交,实为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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