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燕文化”考古研究综述

“三燕文化”考古研究综述
来源：长城网时间：2009-12-28 17:54:00
“三燕文化”考古研究综述
来源：长城网时间：2009-12-28 17:54:00
前燕、后燕、北燕均曾都于龙城，因此，朝阳有“三燕故都”之称。

所谓“三燕文化”即指这一时期以慕容鲜卑遗存为主体的考古文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辽西地区先后发现了一些三燕时期的墓葬，尤其是1965年发现的北燕冯素弗的墓葬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注意。

冯素弗墓本身有明确的年代可考，又出土了马具、金步摇冠饰、玻璃器等文物。

这些随葬品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同时期的墓葬中也有出土，因而为慕容鲜卑历史和相关考古文化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新的条件。

80至90年代陆续又有新的重要发现公之于世，如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埋置有后燕纪年墓表的崔遹墓、十二台88M1大墓等。

特别是自1993年以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北票喇嘛洞墓地进行了多次发掘，共清理三燕时期的墓葬四百二十座，获得一大批珍贵文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将三燕考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通过对这几批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我们感到启人思考的问题很多。

自公元3世纪末以来，慕容鲜卑在辽西地区迅速崛起。

他们纵横驰骋在东北和华北大地，建都立国，在中国北方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有声有色的一幕。

当时是骑马文化的繁荣时期，而且主要是在这个时期，慕容鲜卑文化大量地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并和当地文化相结合，使得骑马文化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出现了新的发展和新的繁荣，在东北亚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其光辉的一页。

而今，历史已进入21世纪。

随着有关考古发现不断增多，慕容鲜卑及三燕文化的研究已为国内外学者所普遍关注。

公元3世纪初至5世纪中叶曾活动于今辽宁西部大凌河流域的慕容鲜卑族（通常简称慕容鲜卑或鲜卑慕容部）是一个颇值注目的中国北方地区古代少数民族。

三燕，即前燕、后燕和北燕，是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时期由慕容鲜卑和后来的鲜卑化的汉人先后建立的三个地方性割据政权。

从公元337年慕容皝称公时起，到公元436年鲜卑化的汉人冯氏北燕的灭亡，其间虽几经兴衰，但仍在以辽西地区为中心的中国北方进行了长达八十七年的王朝统
治，在五胡纷争、十六国林立的历史舞台上曾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杰出表现在当
时的中国北方诸多少数民族中是不多见的。

这样一支出色的北方古代民族在其活动中心地区都曾留下了哪些为我们所关注的历史遗存呢？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其遗迹的主要形式是已发掘的前燕以前的鲜卑墓葬和始自前燕的三燕史迹；其遗物的典型代表是屡见出土、造型独特的金步摇饰和铜、铁马具系统。

1.关于鲜卑墓葬与三燕史迹
1) 80年代前后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陈大为先生在《考古》1960年第1期上刊发的《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可视为有关鲜卑墓葬发现与研究的最初成果。

此后，又有北燕冯素弗墓、后燕崔适墓、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和其它一些北燕墓葬诸如朝阳八宝村一号墓、大平房村壁画墓、北庙村一、二号墓和单家店的三座鲜卑墓等相继发现。

这些墓葬虽为数不多，但很重要，因为它们的发现对慕容鲜卑和三燕时期墓葬的认识与研究有着某种开拓或奠基性的意义。

尤其是具有墓主可考的冯氏墓和有纪年墓表的崔氏墓的发现，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断代依据。

此外，对后燕龙腾苑的初步确认也值得注意。

史载，龙腾苑系后燕末帝慕容熙于公元402年（一说403年）所建，后燕灭亡后便被废弃。

有学者经实地考察后推测，位于今朝阳北7公里的木头营子村附近的“东团山子”和“西团山子”遗址有可能是龙腾苑中的景云山遗址和宫殿建筑遗
址。

最早进行相关综合性研究的是宿白先生。

他在《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一文中除对北燕冯素弗墓的形制、壁画和随葬品进行了深入考察之外，还将北票房身墓和义县保安寺墓出土文物分别同匈奴、拓跋鲜卑遗物相比较，初步推定了这两座墓与内蒙古地区鲜卑墓之间的早晚关系，即：札赉诺尔墓群→
保安寺墓→二兰虎沟墓群→房身墓
其中札赉诺尔和二兰虎沟墓群的相对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公元1世纪，房身墓约当公元3世纪中叶，而保安寺墓的年代则介于札责诺尔和二兰虎沟墓群之间，大致为公元3世纪初。

其后的综合性研究可以徐基先生于1987年发表的《关于鲜卑慕容部遗迹的初步考察》
（《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一文为代表。

该文根据当时所掌握的辽西和周边地区的相关资料，对包括三燕时期墓葬在内的慕容鲜卑文化遗存的分期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将其分为四组六段，即：内蒙古地区舍根墓群（第一组第一、二段）→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早期墓（第二组第三段）→朝阳龙城、北沟墓地后期墓、袁台子壁画墓和腰而营子墓及河南安阳孝民屯墓（第三组第四段）→后燕崔适墓、北燕冯素弗墓（第四
组第五、六段）。

其中第二组的年代相当于西晋，即公元3世纪中叶至4世纪初；第三组的年代当在东晋，即公元4世纪中叶及其前后，亦即前燕时期；第四组的年代则为后燕建国到北燕亡国（公元384一436年）。

这些文化遗存的源头可溯至第一组——其年代约当公元2世纪初至3世纪中叶，亦即东汉中晚期至魏晋之际的舍根墓群，几这样从源到流的时间跨度为四百年左右。

该文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文中以对相关诸遗存中的多种文化因素和时代特征的综合考察为基础，首次明确指出新开河——大凌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应是鲜卑慕容部的文化遗存，并将辽西地区的鲜卑墓葬和三燕史迹同内蒙古地区的早期鲜卑墓葬联系起来，明确了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从而初步确定了一个以辽西地区慕容鲜卑文化遗存为主线的具有编年
意义的发展序列。

2）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新资料及研究新进展
首先是对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90年代以来新发现的鲜卑和三燕墓葬的初步研究。

较为重要的有沟门子晋壁画墓、十二台砖厂两晋墓和88M1、奉车都尉墓、甜草沟晋墓、喇嘛洞墓地、大板营子鲜卑墓地、锦州李廆墓。

此外，还有北票下喇嘛沟晋墓、朝阳凌河大街医M3、仓粮窖鲜卑墓、袁台子北燕墓等。

从相关报告对这些墓葬的相对年代的推定来看，其时间跨度大致在公元3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之闻，包括了前燕建国以前的慕容廆时期和整个三燕时期。

这些新发现不仅使辽西地区的鲜卑和三燕时期的墓葬在总体数量上增多、在地域分布上更广，而且作为聚葬之所并具一定规模的墓地也多有发现，如十二台、甜草沟和大板营子墓地等，，特别是喇嘛洞墓地尤为突出。

该墓地共有三燕时期的墓葬四百二十座，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迄今我国北方地区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处以三燕文化墓葬为主的墓
地。

其次，是对与慕容鲜卑活动有关的建筑遗迹的试掘和调查，包括：①金岭寺魏晋建筑群址：位于北票市大板镇金岭寺村西北，1994年发现并试掘。

2000年7月至11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3900平方米，清理出东西并列的两组大型“亭式”建筑，每组建筑皆有外围夯土墙。

其中东面的一组建筑布局较完整，围墙东西长弘米，南北宽27米，墙厚约1.1米。

该建筑共由五个院落组成，各院落南墙中部均设有一门。

每个院落内中部偏北处都有一较大的正方形夯土台，台边长6米，存高0.5米，诸台四角均有一个长宽为0.7米的方形夯土碟墩，夯土台四周和院门的南北两侧散落有瓦砾、烧土和炭灰堆积。

西面的一组建筑除残存的两座夯土台和外围夯土墙外，余皆被大凌河冲毁。

出土遗物包括板瓦、筒瓦（其中一残片上刻有“令使”二字）和莲瓣纹瓦当及涂有红彩的白灰片、块等。

经初步研究可以认为，这一建筑群址可能与史书上记载的曹魏初年慕容鲜卑先祖莫护跋自塞外入居辽西时曾“始建国于棘城之北”这一历史事件有关。

②“思燕浮图”与龙城故址：朝阳北塔是辽西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现存的年代最早的方形十三级密檐式砖塔。

以往认为此塔始建于唐，辽代重修。

自1986年以来，通过对该塔塔基下周围地面的勘探试掘，确认了塔基内的础石和其下面的夯土基础为早于唐代的楼阁式木塔遗存。

有学者以这一发现和《魏书》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将这处楼阁式木塔遗存推走为北魏太后冯氏在公元5世纪后半叶建于龙城三燕宫殿废基之上的“思燕浮图”：至于北塔基内的四块雕花础石，更进一步的研究则认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已表明应属于三燕时期的遗物，即这些雕花础石是北魏在修建“思燕浮图”木塔时从燕宫废墟上搬过来加以利用上去的。

尤值注意的是朝阳市营州路三处夯土台基址和一处砖砌建筑址的发现。

夯土台基址上的夯土最厚处约达3.4米，其表面尚存大致等距离分布的柱础石。

夯土之上的地层中还出土了篆体“万岁富贵”瓦当等建筑构件。

其中柱础坑的发现为前述北塔塔基内础石来源的推测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证据。

这样，作为直观反映当时营造宫殿建筑的基本过程和框架结构的重要遗迹和遗物——夯土、础坑、础石、砖砌墙体和瓦当等均大致齐备。

所有这些无不都会唤起我们对《晋书·慕容皝载记》中所记述的当年慕容皝“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时的历史情景的追忆。

现在可以这样说，对三燕故都的认识和研究所能凭据的已不再只是古文献上的只言片语，而是真实、直观的考古学例证了。

此外，有关研究者还根据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确认了以舍根墓群、十二台砖厂墓
群、新胜屯墓群和北票房身诸墓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应是三燕遗存之“源”，进而将慕容鲜卑的自身发展过程分为莫护跋率部入居辽西地区（公元3世纪初至末）、慕容廆自辽东回迁徒河之青山（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和三燕时期（公元337一436年）三个阶段，并对三燕遗存与慕容鲜卑早期遗存以及东部鲜卑三部遗存之间的差别进行了探讨。

这样，在继前述对鲜卑慕容部遗存的初步考察之后又将三燕文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2．关于金步摇饰
金步摇饰是辽西慕容鲜卑特有的重要服饰品，它在中国北方古代诸多少数民族的种类繁多、形态纷呈的金属饰物中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是除马具之外少有的一种曾对三国时期的朝鲜和古坟时代的日本发生过深远影响的器物。

作为骑马文化的重要一支，如同提到三燕文化就自然要联系到马具一样，倘若言及慕容鲜卑早期遗物就不能离开它的金步摇饰。

在本文论列的鲜卑、三燕时期墓葬中，房身墓、十二台砖厂墓、甜草沟墓和喇嘛洞墓及冯素弗墓中均曾出有这种器物，另在朝阳南郊姚金沟、王坟山等墓内也有发现，见于刊布者已有十六件。

从时代上看，除冯氏墓和王坟山一号墓所出者形制特殊、年代偏晚外，这种金饰皆见于前燕以前的鲜卑墓葬中，几乎可以作为判定慕容鲜卑建国以前的早期墓葬的标志性器物。

在这些出此金饰的墓葬中，以甜草沟的两座晋墓所出者最具代表性。

其中甜草沟M2内的金步摇饰为原位出土，并与颅骨残片共存，由此足可再次证明其属于一种冠饰无疑。

从其随葬情况上
看，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1)甜草沟M1中共出金步摇饰一大一小共二件，惜因发掘前已被当地村民取出，故两者相对原位不详。

同一墓中随葬两件冠饰，这种现象以前在北票房身M2、M8和朝阳袁台子墓中也曾见到过，并非孤例。

但有关资料尚未正式刊发，出土详情不得而知。

作为一种冠饰，早在80年代学术界就已对其钉缀方式有所注意，但仅限于“一冠一饰”上。

而对由同一墓中两件冠饰共存所涉及的“一冠双饰”的钉缀问题尚未作讨论。

在相关的后续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这种两件一套的步摇“大约可以像《女史蔑图》上所表现的那样直接插在发前”，此种推侧可备一说。

不过我们认为，二者相比虽在形制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间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即后者是直接插在额发上的如同钗一类的发饰；而前者则是一种冠饰，其牌座即“山题”的底边平直，不可能直接插于发中，而只能钉缀在头冠上，这一点也可从其“山题”上皆具
用于钉缀的针孔得以证明。

鉴于此，另一种可能的钉缀方式是，将这种一大一小的双步摇饰一前一后同钉缀于冠的前额部，且应小者居前，大者居后，使上下错落并间有一定空隙。

当然，这一推测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去印证。

2)甜草沟M2内发现的金步摇饰和其它金饰皆为原位出土，如按自头至足的顺序排列，可知其配置关系依次为金步摇饰一件、铜包金耳环二枚、金锁形饰二件、金方形牌饰一件、银钏饰七枚、银指环十六枚、银泡饰六十八枚。

同甜草沟M2全套金银饰相比较，甜草沟M1多具一件步摇饰、一件半月形牌饰和一件方形缀叶牌饰及一定数量的银指环、银泡饰，这也许是一种双步摇饰与其它金银饰配套使用的基本形式。

这种形式不仅表明了两墓死者之间的等级差别，而且还意味着早期慕容鲜卑在封建化的过程中受中原地区舆服制度的某些影响，已在金饰的配套使用上形成了某种固定的组合关系。

3)甜草沟两座晋墓中的陶器在种类、数量和陈放位置上均相同，即皆在头上方和足下方分别置四和三件灰陶壶（其中甜草沟M1中的四件陶壶原在头右侧的耳室内，发掘前已被扰动取出），这也许是辽西地区早期鲜卑墓中陶器与金步摇饰之间的一种典型的共存模式，值得我们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中予以注意。

此二墓在身份等级上虽存在一定差别，但在金饰配置、陶器随葬上的一致性则又表明两墓主之间可能具有的某种亲缘关系。

3．关于以鎏金铜镂空鞍桥包片为代表的马具系统
慕容氏马具系统现己成为三燕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统计，辽西地区出土马具的墓葬已有十余座，其中尤以鎏金铜镂空鞍桥包片的数量为最多，其民族风格也最为突出。

这种鞍桥包片在北沟M8、喇嘛洞M101和朝阳西沟墓、三合成墓中均有出土，特别是朝阳十二台砖厂88M1中随葬两副共四片，其在马具系统中的代表性由此可见一斑。

可以说，鎏金铜镂空鞍桥包片之于三燕骑马文化，如同金步摇饰之于鲜卑服饰文化一样，已成为一种密不可分的考古文化实体。

有关马具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对马镫的专题考察开始，至90年代以后对以鎏金铜镂空鞍桥包片为代表的马具系统的综合研究。

最先关注于此的董高先生曾将包括河南安阳孝民屯等
墓在内出土的马具分为三期，即
北票北沟M8马具（一期，即公元3世纪中叶以后至一4世纪中叶以前）→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姚金沟M1和M2、西沟墓、北票喇嘛洞墓以及安阳孝民屯M154马具（二期，即公元4世纪中叶至4世纪末）→北票冯素弗墓马具（三期，即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中叶
以前）.
与之相关的是对该马具系统的“源”与“流”的讨论。

而论及其“源”，就离不开对产生年代更早的中原马具的探索。

根据孙守道先生的考察，认为中原骑术当出现于商周之际，而北方地区骑射以及骑战的出现当不迟于公元前7一8世纪，即西周中期至春秋初期。

其初步结论是：中国北方骑马文化的确有其从发生到发展的循序演进的历史过程，但有缺环，脉络还不清楚，尚需进一步探索。

因此，目前虽尚不能确指慕容氏马具的来源所自由之，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决不会是孤立于上述历史条件之外的产物。

关于其“流”，即其东传过程，结论则是公认的和明确的，即：慕容氏马具（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中叶）→高句丽马具（公元4世纪中叶）→朝鲜半岛马具（公元5世纪）→日本列岛马具（公元6世纪）即东北亚地区
的马具皆源自慕容氏马具。

其次，是对同马具密切相关的甲骑具装的发现与研究。

甲骑具装即人甲和马甲之谓，是流行于十六国时期的重装骑兵的防护装具。

其相关实物最早在1965年9月发掘的冯素弗墓中曾有发现，但过于残破，鲜有能完整复原者。

1988年5月，朝阳十二台砖厂88M1中的一套前燕时期的铁制甲骑具装的出土无疑是一个弥补缺憾的发现。

经整理，已复原出完整的兜、颈甲和马胄，另外还有十七种计一千多片甲叶。

有关研究认为，前燕的甲骑具装是中原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其基本形制不仅为中国南北朝中的北朝（公元439-534年）的甲骑具装所继承，而且通过高句丽这一中介又对古代的朝鲜和日本发生了影响。

可以说，甲骑具装是慕容氏马具不断发展、完善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在马具有效解决了人的骑乘、人体与马身的结合以及对马的驾驭等诸问题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解决了人与马的战时防护问
题，因而是其马具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马具中还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其一，状如铜钉、高桥型、素面或在正面以楔形点錾刻出龟背纹、其上再加刻龙、凤、鹿和羽人纹等是以往所见鎏金铜镂空鞍桥包片的基本特征。

而喇嘛洞IIM101所出同类鞍桥包片平面则为椭圆形、两端状如
弯钩、其上只刻龙纹、不具凤和鹿等图像，表现出一种“低桥型”包片的独特风格；其二，在以往出土的木芯包铜、包革的鞍桥中所惟独不见的铁鞍桥包片现终于也在喇嘛洞II M202和IIM266中发现了，两墓中的鞍桥均为一大一小各一副9其中IIM202所出者为素面，正面裁成铜钉形，其外缘具扣接鞍桥木芯的狭长条槽，其中后桥正面还具穿系鞍精之用的穿鼻；而IIM266所出者则为椭圆形，其上镂空，外缘以铁片条贴边并加钉铆固，下附翼形片各二件，其形制和做工与鎏金铜鞍桥包片相比如出一辙。

这些鞍桥包片的出土，使得慕容氏马鞍具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了，其中铁鞍桥包片或许是在铜马具的发达与铁器的普及同时并举、相互影
响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4．若干问题的讨论
1)宫城、皇苑与墓群——关于辽西地区鲜卑墓葬与三燕史迹的整体性一般认为，历史上的鲜卑包括南、北两大部：北部鲜卑史称拓跋鲜卑；南部鲜卑则因世出东胡，故又称东部鲜卑。

东部鲜卑则在檀石槐死后又分化为慕容氏、宇文氏和段氏三个支系，其中较早接受汉文化影响的慕容部自4世纪初开始迅速崛起，至中叶相继建立了以龙城（今辽宁朝阳）和邺（今河北临漳）为都城、以大凌河流域为活动基地进而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黄河流域的两个封建王朝——前燕和后燕，成为先于拓跋鲜卑称雄北方的一个最有作为的少数民族。

继后燕而起的北燕虽为汉人所建，但也是一个完全慕容鲜卑化了的封建政权。

考古发现表明，除与拓跋部活动相关的一些遗迹之外，东部鲜卑中有关宇文氏和段氏鲜卑的遗迹迄今尚无确证，惟有与慕容鲜卑活动有关的遗迹发现最多、最为集中、最有特色。

从发表的有关资料来看，已发现分别与棘城有关的早期建筑群址，与燕都龙城有关的夯土台基址和与后燕皇苑址有关的东、西团山子遗址各一处、墓地五处（北票房身北沟墓地、喇嘛洞墓地、朝阳十二台砖厂墓地和甜草沟墓地以及大板营子墓地）、零散的鲜卑和三燕时期的墓葬数10座。

它们大致以与棘城、龙城和龙腾苑有关的诸遗址为中心，集中分布在今朝阳地区中部以北、北票地区中部以南、方圆约650平方公里的大凌河流域内，形成了一个由与宫城址、皇苑址有关的诸遗址和墓地、墓葬组成的颇具民族特色的慕容鲜卑考古遗存相对集中的文化区域（见分布图）。

其中金岭寺建筑群址同喇嘛洞墓地相距约10公里，而龙城城址同其南部的十二台砖厂两晋时期墓群（主要为鲜卑墓葬）相隔也仅12公里左右，这与慕容鲜卑在南迁东渐
的过程中棘、龙二都的创建和政治、经济、军事活动重心的转移不无关系。

可以预想，随着今后相关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我们对这个杰出的古代民族所留下的全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认识会不断深化和全面，这对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复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2)李氏、崔氏和冯氏墓—三燕时期纪年墓葬的重要性
作为辽西地区鲜卑墓葬和三燕史迹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氏、崔氏和冯氏墓的发现意义和研究价值令人瞩目。

崔遹和冯素弗分别卒于后燕建兴十年（公元395年）和北燕太平七年（公元415年），故二者墓葬的纪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而卒于“永昌三年，’（实为太宁二年，即公元324年）的李廆之墓的纪年则已超出三燕的纪年范围，其绝对年代已溯至前燕建立以前的慕容廆时期。

因此，就这三座纪年墓的重要性而言，似已不仅在于对其它相关墓葬的年代推定上所具有的标尺作用了。

众所周知，最富于变化因而又最能体现某一种民族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遗物是陶器。

如果说崔氏和冯氏卒年之间的时间间隔较短，我们对二者墓中的陶器似乎还看不出其间所具有的某种分期意义的变化的话，那么在相隔七十年以上的李氏墓与崔氏和冯氏二墓所出陶器之间，这种变化则是较为显而易见的了，即见于李氏墓中的那种典型的鲜卑器物—展沿暗纹陶壶均不见于后两墓中。

冯氏墓中虽有陶壶出现，但已具明显的向后世的釉陶瓶演变的趋势。

由此可见，这三座纪年墓的发现对辽西地区慕容鲜卑陶系
的编年研究又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此外，迄今在三燕纪年墓中还存在着一个人所共知的缺憾，即前燕纪年墓尚属阙如。

但李氏墓的发现似乎已在向我们作出这样一种暗示，即从李廆到崔遹这类流附或出仕慕容氏的魏晋汉人至死都在保有随葬墓表之习，其中崔氏墓中竟葬有两块，足见这种汉俗之根深、晋风之蒂固。

有鉴于此，我们相信，随着相关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置有前燕纪年墓表的墓葬
终将有望面世，这一天会为期不远。

3)金步摇饰和铜鎏金马具—关于辽西地区鲜卑与三燕金属文物的典型性
如果试图在辽西地区鲜卑与三燕文化中确认某种具有典型意义的遗物的话，则就不难得出这一共识，即最能表现慕容鲜卑文化特色的金器是金步摇佩最能反映三燕时期骑马民族文化风格的铜器是以鎏金铜镂空鞍桥包片为代表的马具系统。

此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金属文物无论是在内蒙古地区早期鲜卑墓中还是在曾对慕容鲜卑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中原地区汉晋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