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来北石窟寺考古研究综述

2015年3月陇东学院学报Mar．2015第26卷第2期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Vol．26No．2近五十年来北石窟寺考古研究综述

董文强

（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745000）

摘要：近五十年来，北石窟寺在考古调查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纵观研究历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发端期，这一阶段主要为北石窟考古调查工作全面展开的时期；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为发展期，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成就是《庆阳北石窟寺》的出版；九十年代至今为繁荣期，这一阶段取得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六个方面。

关键词：五十年；北石窟寺；考古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30（2015）02-0001-05

收稿日期：2014－07－30

作者简介：董文强（1981—），男，甘肃陇西人，助教，考古学硕士，主要从事美术考古研究。

建国后，随着考古学研究的进展，对石窟的考古调查和研究也越来越重视；有计划、较全面的石窟调查首先在西北地区开展，尤其是甘肃的石窟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五十年来，陇东地区的北石窟寺在考古调查和研究方面有了显著的进展。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南二十五公里蒲、茹两河交汇处的覆钟山下，是陇东地区最大的一处古代佛教石窟群，为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由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创建，开凿年代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宋代。该寺现存有编号的大小窟龛共计308个，石雕及彩塑造像2126身，壁画彩绘90平方米，石碑8通，阴刻和墨书题记152方，清代建筑遗迹三处。北石窟是陇东地区石雕艺术的精华，洞窟形制多样，造像题材精美丰富，特色鲜明，保存完整，在中国石窟艺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五十多年来，北石窟寺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纵观北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端期，时间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阶段是发展期，时间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第三阶段是繁荣期，时间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

一、发端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一阶段是北石窟发现和调查研究的草创阶段，也是北石窟调查工作全面展开的时期，因此可以称之为北石窟调查和研究的发端期。对陇东地区石窟的调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西方探险家在甘肃的探险和掠夺开始，但北石窟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被发现，因而没有遭到破坏。1925年，陈万里先生在考察泾川南石窟寺时推断与南石窟相对还有北石窟寺［"］。直至五六十年代全国文物普查时才发现北石窟寺。

甘肃省博物馆和文物工作队于1959年至1960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在庆阳发现了北石窟寺，并作了初步勘察。1961年甘肃省博物馆的赵之祥与吴柏年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霍熙亮等协同勘察，对北石窟寺进行了第二次较全面的勘察，包括石窟编号、文字记录、摄影记录和重点窟龛的测绘等工作，并在窟群北1.5公里楼底村南蒲河西的崖壁上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石窟，后编号为楼底村1窟［#］。其中霍熙亮先生是第一个为北石窟寺的调查研究作系统记录的人［$］。1962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全面勘察的基础上对一些埋没的窟龛进行清理，发现了十余个窟龛，并清理了165窟窟前殿堂遗址。当时除霍熙亮先生外，还有岳邦湖、陈贤儒、赵之祥、贺书璧、初世宾和吴柏年等先生对北石窟也做了调查和记录。1963年经甘肃省文化局批准成立庆阳北石窟寺文物保管所，从此北石窟寺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了专人负责，北石窟寺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开启了新的历程。

这一时期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有：1961年陈贤儒在《文物》杂志发表《甘肃庆阳、镇原等县发现三处石窟》其中对北石窟的状况作了简短介绍，对北石窟

1

的开凿者、窟龛数量等作了简要说明，并提出要加强北石窟寺的保护工作。吴柏年于1963年4月20日在《甘肃日报》发表《重现光芒的庆阳北石窟寺艺术》，认为北石窟寺内容丰富多彩，学术价值较高，他主要对编号为165窟的石窟形制、造像特征以及洞窟外壁、历代题记作了说明，还对当时的发现和保护情况做了简短介绍；初世宾《甘肃庆阳北石窟寺》将《镇原县志》对北石窟寺的记载作了介绍，并对奚康生也作了简介，重点对165窟做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对北石窟寺的研究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南、北石窟寺的石窟风格与敦煌、云冈、龙门石窟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为北石窟寺以后的研究思路的拓展提供了参考；邓健吾《庆阳寺沟石窟“佛洞”介绍》主要分三部分对北石窟寺的相关内容作了阐论，第一部分简短地介绍了庆阳地区与北石窟寺相关的情况；第二部分是文章的重点，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石窟“佛洞”（165号窟）的内容，对“佛洞”七佛造像、弥勒菩萨造像、天王造像、菩萨造像、金刚力士等的造像风格特征，与佛教经义相关的内容作了详细描述，如七佛与弥勒菩萨之间关系的探讨、提出“佛洞”的中心思想表现的是北魏最盛行的《妙法莲华经》的主要内容等。第三部分提及陈万里先生的考察，对唯一提及“北石窟寺”开凿年代的《重修石窟寺诸神庙碑记》的碑文内容做了摘录、对残碑《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的内容依据《镇原县志》进行了复原，并对奚康生以及开凿石窟的目的有所论述。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推测“佛洞”采用了洛阳寺院的规范，建造该寺的领头工匠为洛阳调来的水平一般的工匠，正是这样工匠和当地工匠的技法结合，创造出了具有北方民族风格特征的北石窟寺［&］。邓健吾先生对北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为后来北石窟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他的很多观点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认同，在北石窟的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地来说，五六十年代学界对北石窟寺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工作做了不少，这是北石窟寺的调查工作全面展开的时期。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调查和研究工作仍显得比较粗疏，很多窟龛没有被完全清理，记录也不能全面反映石窟寺的完整状况，缺少北石窟寺洞窟平面、剖面、联络平面和立面图。对北石窟寺的文物保护工作虽有一定的认识，但认识不够全面和系统，文物保护工作也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落实。这一阶段对北石窟寺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165窟洞窟形制的介绍、造像风格的解析以及与之相关的七佛造像的探讨等方面，缺少对北石窟寺全面系统的认识，研究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粗浅，不够深入，但一些学者提出的观点影响深远，对后来北石窟寺的考古学研究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这一阶段的考察和调查工作，更为后来完成《庆阳北石窟寺》调查报告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

这一时期可以以七十年代末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北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工作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原地徘徊的状态，在考古研究方面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但在北石窟寺的文物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重要的有1974年至1975年，修建了165窟的木栈道和木混结构雨棚，还调派专人加强北石窟寺的文物保护工作。1977年以来，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董玉祥、赵之祥、张宝玺和北石窟寺文物保管所的张鲁章、王荫槐、寇克让等同志对北石窟寺进行了多次勘察，并对石窟寺的窟龛分期、造像题材和造像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对一些已绘制的重点洞窟的平、剖面图进行了校正或补测。后一阶段调查和保护工作主要有1983至1985年，李红雄、王琦、王亨通等先生对北石窟寺进行石窟砂岩PS药剂防风化喷涂试验。1984年为编辑出版北石窟寺调查报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石窟寺文管所联合文物出版社对所有窟龛进行复核，并对碑刻、墨书题记等重新作了记录，对碑刻进行传拓［’］。

考古研究方面相关的成果主要有马化龙《丝绸之路东段的几处佛教石窟》，在这篇文章里主要对泾川王母宫石窟，南、北石窟寺作了介绍，其中以北石窟寺占的篇幅最大，对南、北石窟寺的七佛造像做了简单的比较，对165窟除七佛以外的普贤菩萨造像、文殊菩萨、阿修罗天王、窟顶的太子舍身饲虎图和165窟其它众多造像作了研讨，对唐代北石窟中的窟龛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李红雄《论庆阳北石窟寺创建背景与165窟艺术造型》分两部分对北石窟创建背景和165窟的艺术风格进行了介绍，其中对165窟的艺术风格着重进行探讨，提出北石窟的创建的背景是奚康生按照魏宣武帝的意志督建的观点；165窟的艺术风格主要是继承了我国秦汉以来的雕刻艺术，中西合璧是其最鲜明的特征［)］。这两篇文章为后一阶段北石窟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一阶段北石窟寺考古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有：1985年由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庆阳北石窟寺文管所编著的《庆阳北石窟寺》，本书共分五部分对北石窟寺做了全面而细致的介绍，主要有：北石窟寺的发现与勘察经过；北石窟寺的地理位置、窟龛分布及其概况；关于北石窟寺的名称、创建与分期；北石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