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当前我国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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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当前我国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摘要:我国当今腐败问题是集历史、社会、体制、思想和监督等一系列因素所造成的。

而思想教育的缺失,法制的不健全,监督的疏忽漏洞,打击力度的不够,以及深化体制改革进程的缓慢,都是腐败滋生蔓延的现实土壤。

关键词:腐败;思想;体制;监督
一、历史根源
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讲是剥削制度的产物。

它之所以在消灭了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中国滋生发展,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是其中重要原因。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的改革》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形形色色的特权以及腐败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

我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根本特征就是皇权专制。

这种专制制度必然导致权力机构的臃肿、僵化、腐败和对人性的催残。

邓小平指出:“在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人物,他们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大搞“一言堂”,以权压法,是法律成为权力的附庸。

”在高度集中、个人专断、权大于法、家长制作风盛行的情况下,腐败分子肯定不可能受到有效的揭露和有效的惩处。

等级特权思想也是党和国家腐败现象得以产生发展的思想根源之一。

我国封建社会的管制等级森严,特权名目繁多。

皇亲国戚、各级官吏享有不同等级特权。

这种等级特权制度派生的“官本位”以及等级特权观念在今天让在盛行:上下级关系和群众存在的不平等关系,甚至依附现象。

部分形形色色的等级特权,自然驱使部分人追逐仕途,跑路、要官,进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滋生腐败现象。

亲情文化是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文化温床。

几千年自给自足的温饱农业经济和佛儒道合流的文化积淀共同形成了中国人的保守、自私、与世无争、逆来顺受、明哲保身、重友谊、重亲情、重邻里、讲礼仪、能忍耐、不逾规、避邪恶的立世保身思想,“狼从门前过不伤自家羊就行了”,这是他们祖辈奉之为座右铭的人生准则。

这些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国产生腐败的亲情文化。

亲情文化主要表现是感恩
戴德,唯上司是从、唯长者是从,在同辈之间是哥们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硬性的法律、法规、制度、条例都变成了弹性的东西了。

清代杨乃武一案牵连那么多官员不就是因为亲情吗?一张无形且无边无际的关系网让公平、公正、正义、法律望而却步。

大凡处理违法乱纪者时,总是说情者络绎不绝,有朋友、有亲戚、有领导、甚至有执法执纪的领导、一阵糖衣炮弹过后,结果是以权代法,以法代刑,党政纪处分代替司法追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久而久之,关系网下的腐败分子愈来愈胆大,拉下水的人愈来愈多。

纵观中国历史长河象包公、海瑞这样的官员真是寥若晨星、凤毛麟角。

每年有好多人向上反映问题,但大部分都被摆平,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

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怂恿了违法乱纪、不法之徒有恃无恐,从而形成了今日官场之风气。

当然,封建宗法观念也对腐败现象有一定推动作用。

主要表现在干部人事方面任人唯亲、任人为派。

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就业、提干等。

除了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是产生腐败的一个思想因素。

“一切向钱看”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核心是极端个人主义,表现为一切一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我诈。

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奢侈、糜烂、颓废、堕落的,一些党员、干部往往经不起诱惑和刺激,发生腐败行为。

二、社会原因
共产党执政以后,各方面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滋生腐败现象的社会根源。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和国力稳步提升,无疑也间接增加了腐败问题的可能性和社会危害性。

列宁说:“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很大。

”这里的“引诱力”就是权力的引诱力。

权力对执政者的腐蚀作用,主要表现就是执政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

社会分配不公也是产生社会腐败的原因之一。

社会收入和福利待遇会因所处部门有天壤之别。

这种部门或产业不公的根源是“权力不公”,其实质就是行业垄断。

它以权力经济化为实现方式,以权力为主线,并以此作为分配社会财富的尺度。

处于这种机制下的人们,会尽量的利用自己本身的职业及内容的权力,去猎取一些工资以外的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从而产生全方位、多层次的以职、权作为部门谋私活动。

这种类似“电霸”、“油霸”之类的行业不正之风,不正是腐
败的表现吗?
惩治不力也是腐败日益严重的原因。

官员的腐败行为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有的专家将我国查处腐败的情形比喻为“隔墙砸砖头”,砸到谁谁倒霉。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对腐败分子展开攻击,而腐败分子被砸也不是完全随机,总是迹象非常明显才容易被砸,而一些真正有后台,身居高位的领导被砸的可能性就很小。

对于已经查出的官员惩处不严,由于腐败大面积的发生,致使案件的查处标准在一些地方不断被放宽。

如厦门远华案,贪污5万元以下的免于处理;马德卖官,涉案265人,只有4人被处理。

而出现这种情形据说是由于“涉案人员太多,如果全部处理,整个政府就跨了,无法运行,而具体做法只能是抓大放小”。

可是这种处理结果与情与理都是对腐败的纵容和鼓励,必然使腐败更加猖獗。

三、体制原因
3.1政治体制方面
3.1.1权力过分集中,难免产生个人专断,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主义。

权力过分集中与党政职责不分由密切的联系。

长期以来,党组织代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甚至包办企事业单位的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

这就无疑容易出现盲目决策、铺张浪费、作风拖拉等腐败现象。

权力腐败现象与权力高度集中之间的关系,再三警示我们积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与创新,必须从深入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入手。

3.1.2干部制度不完善
邓小平曾深刻分析了中国干部存在的缺陷:一是考察任免干部缺乏公开性,往往由几个领导凭印象、凭亲疏关系决定,结果造成拉拢培植亲信,排斥打击异己的不争之风。

二是干部的管理使用制度不健全。

干部管理工作没有严格的考核和奖励机制,缺乏健全的岗位责任制及罢免制。

3.1.3民主法治不健全
一方面,我国法律法规虽然在反腐倡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从总体上看,法律的出台还不能很好的适应反腐斗争发展的需要,大多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政策性规定较多,上升为法律的却不多。

另一方面,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突出。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对贪污、腐败、受贿。

要雷厉风行地抓,按法律办事。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

3.1.4中国人事制度特点:官本位。

中国是职业官僚制,官员的名义工资与法定工资非常低,而且,由于官本位因素影响影响,优秀人才都集中在公职领域,高素质与低收入容易使官员心态平衡,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3.2经济体制方面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新旧体制交替,由于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给腐败现象的滋生以可乘之机。

经济体制的改革由商品流通,生产资料流通,到生产要素流通这一实际发展进程,而腐败就是在于改革“赛跑”。

腐败滋生的“缝隙”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到位,不配套和不彻底。

凡计划因素比较大、市场化步伐慢的领域,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可能性、现实性就越大【6】。

因为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许多腐败往往被披上合法外衣,在腐败所有权界定上画一个大大的“公”,其方式便成为合法的行为,官员的腐败行为和活动也都比较隐蔽。

“收红包”还美其名曰“劳务费”、“收入提成”,数额巨大的,干脆直接给存折或者支票,行贿还有更隐蔽的方式:邀请考察、介绍职业、调动工作、聘任顾问、提供性服务等等,这就促成了腐败方式的合法性与隐蔽性。

所以要从根源上抑制腐败,就要加快改革,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

四、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有些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抓得不紧,熬成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是腐败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这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们的骨子里恐怕已不再想念社会主义,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也不再顾虑是否会“亡国亡党”了。

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的是对自己升迁的渴望,是自己的钱袋是否鼓胀,是自己的后路和子女的“前途”。

所有贪官均是台前反腐败,台下搞腐败,他们的双重甚至多重性格行为的表现超过了顶级演员,但他们的下场却很悲惨。

如果说抛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腐败分子以前只是贪图享受、捞点金钱的话,现在的贪官已开始进行资本积累。

他们用腐败得来的钱购买生产经营性商品、投资证券、搞高利贷,实现腐败所得向资本转化。

相应地,他们由个人生活的蜕
化变质向剥削阶级(资本家)的转变,一个一个贪官就逐步成为一个一个的资本家,进而为形成资产阶级准备条件。

这种“从追逐金钱到追逐资本”的变化,说明今天的腐败已经走向“高级化”。

其原因,固然受到苏东剧变和我国市场经济实践的影响,但其本质是官员意识形态的蜕变。

邓小平生前在反思党内发生的问题的教训时说过: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强调物质生产的发展,这无疑是很对的,也是展位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重视创造这些物质的精神和思想,即人的素质的提高。

在以往的年代,我们偏重于物质,而淡化了生产者的精神状况和思想,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以致形成“一切向钱看”的时潮,拜金主义盛行,不少社会公德沦丧,道德败坏,纵情享乐,吃喝嫖赌,千金买笑,腐败之风屡禁不止,且越来越严重。

如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狠抓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人们思想觉悟,培养良好的社会环境,净化人们的心灵,而不仅仅停留在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腐败问题会好的多。

五、监督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担负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责任,在掌握党和国家权力的人员中,80%以上的是共产党党员,这些党员所体现和运用的,是执政党的权力,国家的权力。

权力历来具有双重性,无数事实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腐蚀剂,这必将导致腐败。

江泽民曾指出:“反腐败,监督是关键,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

”如今,我国监督存在着以下的缺陷和弊端:
5.1监督主客观错位
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职机构,同时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纪委的人、财、物权归同级党委和政府,这种附属性的隶属关系受制于监督客体,监督主体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事实证明,纪委发现同级党委成员的违纪问题,也很难进行监督。

这种主客体错位现象使目前各级纪委的权力与责任无法统一,难免产生查上不查下,查小不查大,查软不查硬的弊端,进而产生腐败。

5.2监督机制单向运行
有效的监督应当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统一,形成交叉火力,而目前只有自上而下的下行的垂直监督体系,自下而上的上行监督机制不完善,对下较易出
现监督的随意性,对上难以做到疏而不漏,往往形成“弱监、徐监、失监”的现象。

5.3监督缺乏统一规范和量纪标准
对违纪党员处理,往往凭经验,凭上级意见,甚至凭处理者的个人好恶、脾性。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形成倚轻倚重的处理结果,党员在纪律面前难以人人平等。

同时,纪检工作人员在处理部分案件难免带有人情色彩,担心得罪权贵,以后难以工作,只能“选时机,找角度”替其解围。

5.4民主监督表面化,群众监督形式化
领导干部有违纪腐败行为,广大党员光有表面监督义务,没有实际制约机能。

你在那里高喊揭发、检举,他在那里我行我素。

继续争斗下去,便给你穿“小鞋”,打击报复,自身难保,甚至连表面的监督作用也失去了,这种现象我们见到听到的还少吗?
其实,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明确腐败现象背后的推手,“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从根源彻底杜绝腐败,标本兼治,加强自身修养,坚决不做腐败的奴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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