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示弟立志说》及其立志思想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２５

作者简介：焦德明（１９８９—　），男，辽宁省沈阳市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明理学研究。

①关于《

示弟立志说》的写作时间，《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于此文下注“乙亥”（１５１５）作，详见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５９页。束景南则引用邹守益《王阳明先生图谱》和《王阳明全集》卷十二《守文弟归省携其手歌以别之》，证明王守文于正德九年甲戌（１５１４）秋来学，正德十年乙亥（１５１５）夏归去，因而断定此文作于正德九年，“乙亥”乃误。详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７８３页。邓艾民《传习录注疏》亦曰：“据王懋论言，原稿王守仁自志甲戌四月八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７２页。因此似乎应定在甲戌（１５１４）夏所作。

②陈先生考证说：

“中卷八书，即南本下卷。执斋又从一本加《示弟立志》及《训蒙大意》。”详见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４页。可见其所用的底本没有《示弟立志说》，连《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也没有。但不知执斋据何本添入。③陈先生考证说：

“内容与次序依《标注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惟删去《朱子晚年定论》。”详见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５页。既然三轮执斋已经把《示弟立志说》放入《标注传习录》的中卷，佐藤一斋又沿袭之，那么《传习录栏外书》中有此收录也属正常。

王阳明《示弟立志说》及其立志思想

焦德明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示弟立志说》是王阳明为其弟王守文解释立志思想的一篇文章。今日所见诸版本《传习录》对此文的收录情况各不相同。目前可以确知，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胡宗宪所刊《传习录》仍收此文，隆庆六年（１５７２）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时移入文录。综合诸南大吉本《续刻传习录》翻刻本之信息，嘉靖三年（１５２４）最初南本已收录此文的可能性极大。在此文中，王阳明将立志比作种树根，强调求为圣人之志是为学的根本，而求为圣人之方只是“去人欲而存天理”，如此便将两种教法打并为一。“去人欲而存天理”又要“正诸先觉，考诸古训”，体现了王阳明尊重经典、稳健笃实的学风。王阳明还认为，“志”贯穿为学始终，立志并不是简单的“有志”，而是指有所树立；有所树立，也即志立专一，“神气精明，义理昭著”，私欲客气责志即消便是立志工夫之大用。

关　键　词：王阳明；《示弟立志说》；《传习录》；立志；专一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８０－０９

《示弟立志说》是王阳明中年时期为其弟王守文来学①所做的一篇解释立志思想的文章，它言辞恳切，说理透彻，笃实平正，感动人心。迄今为止，学界对此文的研究尚少。笔者拟从文献考证和义理内容两方面对此文进行梳理。

一、《示弟立志说》在《传习录》中的存删过程考邓艾民《传习录注疏》（以下称《注疏》）于中卷之《答聂文蔚》后、《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前，载有《示弟立志说》全文，但未进行注释。通常所见之《王文成公全书》的《传习录》部分（即语录部分）不见此篇，而收在文录四。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以下称《集评》）亦不载此篇。因此，此文与《传习录》的关系就成一问题：何人最早将其收入《传习录》？又是谁将此文从中删去？为何今天诸本《传习录》对此文的收录情况又不尽

相同？通过此文在《传习录》中的存删过程，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传习录》成书的一些细节问题。

（一）收录《示弟立志说》的诸本《传习录》《集评》虽未载《示弟立志说》全文，但于此处亦出注一条，首引日本人三轮执斋（１６６９—１７４４）的一段话，之后下按语曰：“《示弟立志说》日本各本均载于南大吉所录之后，《训蒙》之前。《全书》则不采入《传习录》而载于卷七，页五十一上至五十四下。故我国《传习录》除孙锵《传习录集评》外

亦无《示弟立志说》。”［１］２７６

意思是说，日本的《传习

录》版本多收录此文，而中国诸本受《王文成公全书》影响多不载。陈荣捷《传习录略史》所载诸版本中，收录《示弟立志说》的日本版本有如下几种：

１．三轮执斋《标注传习录》。１７１２年编②。２．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１８３０年编③。３．近藤康信释《传习录》。“新释汉文大系”第

第３４卷第１期２０１９年２月 平顶山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１９

十三卷。１９６１年东京明治书院发行①。

除了这几个日本版本，我国所刊《传习录》中也并非只有民国时期刊刻的孙锵本才收有《示弟立志说》，如下两个版本也有收录：

１．《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四卷。明人朱文启、朱文教编，简称“朱本”②。

２．《阳明则言》。陈先生考证说，此“乃薛侃与王畿由《传习录》，《文录》，《别录》中选萃编为二帙者”，下卷收《示弟立志说》等［１］１５，但它已经不能归入《传习录》系统。所以陈先生也说，它“是全集之缩本，非《传习录》之板本也”［１］１５。

除了陈先生提供的这几个版本，邓艾民补充《示弟立志说》的理由见于其对《答聂文蔚》所做的最后一个注释：“据德安府重刊南本及胡宗宪本，此条后有《示弟立志说》。”［２］１７２所谓“德安府重刊南本”，即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于德安府（今湖北安陆）重刻的南大吉本《续刻传习录》。在钱德洪中卷序的第三个注释中，邓先生引用佐藤一斋在《传习录栏外书》中对此本子内容的详细目录，其中下册卷四便有《示弟立志说》③。该目录与《集评》之《传习录略史》所述完全相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里收有《示弟立志说》，但德安府重刊南本的编排与今本《传习录》有很大不同，邓先生所谓“此条后有《示弟立志说》”显然不是根据这个本子来的。因为“此条”既然指的是今本《答聂文蔚》第二书，而在重刊南本中，《答聂文蔚》已经全部移到上册，《示弟立志说》紧承的是《答陆原静书》。所以，如果佐藤一斋对于重刊南本的叙述无误，那么可以推测，邓先生于此处增补《示弟立志说》，不应是根据德安府重刊南本，而只能是胡宗宪本。

关于胡宗宪本，《注疏》并未加以说明，《集评》对《传习录》版本的考证也未列出。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附考》中，钱明所作《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对这个本子有所记载：嘉靖三十七年（公元一五五八年），胡宗宪刻《传习录》，首次将三卷合刻。

隆庆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谢廷杰在

汇刻《王文成公全书》时，删去了《传习

录》中的《示弟立志说》……遂成今《传习

录》之原貌。［３］１６４０

这个版本的《传习录》，目前国内复旦大学图书馆有藏。日本学者永富青地则在东京神田的古书店，购得一种胡宗宪所刊《阳明先生文录》所附录的《传习录》［４］。从他提供的目录来看，这个本子的确收录了《示弟立志说》。此文何时从《传习录》中删去，已经可以明确：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胡宗宪所刻的三卷本《传习录》仍收有《示弟立志说》；谢廷杰对胡宗宪本稍加改动，便成为今本《传习录》的样貌。

（二）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南大吉本《续刻传习录》是否最早收录《示弟立志说》

谁最早将此文收入《传习录》呢？按照陈先生《传习录略史》的考证，最早收录《示弟立志说》的，是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南大吉命其弟逢吉校对而刻于越（今浙江绍兴）的《续刻传习录》，即德安府重刊南本的前身［１］８。《集评》详细记载了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南本《续刻传习录》的目录情况④。但钱明在《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中，针对佐藤一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佐藤所见的德安府重刊南本不是嘉靖三年（１５２４）之原刻本，而是经过南本人或他人增补的改编本［３］１６３５。的确，从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和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两个本子的目录来看，二者有明显的不同。且《答聂文蔚书》二篇应作于嘉靖五年（１５２６）以后。陈来先生在《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中也持相同的看法，并

·

１

８

·

第１期 焦德明：王阳明《示弟立志说》及其立志思想

①②③

④陈先生考证说：“附录有《大学问》《示弟立志说》。”详见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１页。与前面几个版本将《示弟立志说》列于卷中《答聂文蔚》后相比，此版本虽有所不同，但亦算是有关，姑且列出。

陈先生考证说，卷四收有《示弟立志说》。详见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２—１３页。此种收录方式，也与列在卷中《答聂文蔚》后者不同。此版本虽更晚出，却已是后人对已成型的《传习录》所做的改本。

原文如下：“上册分为四卷：第一，徐曰仁录。第二，陆原静录。第三，薛尚谦录。第四，则为《答欧阳崇一书》一首，《答聂文蔚书》三首。下册亦为四卷：第一，《答徐成之书》二首，《答储柴墟书》二首，《答何子元书》一首，《答罗整庵书》一首。第二，《答人论学书》一首。第三，《答周道通书》一首，《答陆原静书》二首。第四，则为《示弟立志说》四则，《训蒙大意》六则。”详见邓艾民：《传习录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９１页。

原文如下：“今查南刻本上册卷一为徐爱所录，卷二为陆澄所录，卷三为薛侃所录。下册卷一至卷四为论学书，卷五为《示弟立志说》与《训蒙大意》。”“论学书九篇为《答徐成之》二篇，《答人（顾东桥）论学书》《启周道通书》，《答陆元（原）静》二书，《答欧阳崇》一书，《答罗整庵书》，与《答聂文蔚书》。”详见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８—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