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学话语的八大特征

90年代中国文学话语的八大特征

提要:“90年代”这一语汇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更是一种时代风尚、潮流、趋势等诸种特征的总汇。90年代中国文学话语的特征是:1.话语格局的多样化;2.语境的碎片化;3.话语关系的演变,即作者写作与读者阅读的关系,就是作者是以教化、训诫、鼓励读者为己任;4.批评的尴尬,它难以使作者满意又对读者有教益;5.文学的图像化追求;6.政治话语支配转为商业话语的渗入;7.深度美学转为“镜式”美学;8.失语状态下的话语,即作者在创作时,有时就真的有不知道自己应怎样言说才好的感觉。这种即时性的审视可能给未来几年的文学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90年代”这一语汇对于我们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更是一种时代风尚、潮流、趋势等等的概念,可以说,它是上述诸种时代特征的总汇。

当80年代的时代快车驶过时,人们一方面会对新的种种变化感到惊诧,另一方面却也可以从“改革”、“开放”,乃至70年代末延续下来的“拨乱反正”的话语中,找到诸种变化的内在脉搏。而在当今,其实90年代才刚刚经历半程,按通常的以10年作为一个年代的惯常理解来说,它才只是“半个”年代,可就是在这较短时段内的变化却使我们有时有耳晕目眩之感,这有些象崔健一首歌中所唱的:“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基于这一状况,论者拟从当今中国文学中的现状来分析、指出它的一些趋势。这并不是表明论者自命为独具慧眼,而是感到由于自己无法直接面对错综复杂的文学的现象世界,只好找一些“眼镜”,由这些“眼镜”来过滤掉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再使论者欲图认识的对象显得醒目。冀望不高,庶几可以差强人意。

以下,可从八个方面来论析。

一、话语格局的多样化

文学话语的格局,在90年代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坛基本上是双向的,至少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是如此。远的不说,只从70和80年代来看,“四人帮”垄断文坛霸权时,是以所谓的文艺上的路线斗争来划线的,搞的是什么样板戏、“三突出”一类,文学话语就是帮内话语与帮外话语之争。应该承认,样板戏一类作品大多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劳作的产物,并不能全算到四人帮的头上,但毋庸讳言,这些作品也大多是染上了极左色彩的。这一状况使得文学远离了文学审美的正轨。如果说四人帮是以他们的“帮性”来将文学作了二元格局的划分,那么反对、批判四人帮的文学也是在这种格局中运作。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诗抄,就是自觉地以诗歌作为批判、鞭挞“四人帮”的工具。而在粉碎四人帮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创作潮流,也是在“逆”过去潮流的思路上运作,双向演进的模式没有变化,只是其中的强势话语由四人帮的转为批判四人帮的。

80年代以后的文学,已不再是单纯固着在四人帮这一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发展自身的问题被更多触及,实际上70年代末已有了变化的征兆。所谓“朦胧诗”的出现及其所引发的争论,已经突破了以前单纯的从现实政治状况来研讨文学的藩篱。稍后,

又有创作上的现代派(新锐)与传统派(正统)、理论上文学的世界性尺度与民族性尺度等方面的论争,使得文学已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视点。但在这些争辩或竞争中,我们似乎是只看到“肯定—否定”的两种见解。而这两种见解的对立,观点不一致,思维的路径却只是一条:或者是这样,或者就那样,它象一条单轨铁道,车次有上行与下行之分,但都只是在一条轨道上行驶。

90年代的文学已不再是局限于两种冲突话语的对话,它已形成了一种多个声音交织的社会机制。这样一种新的话语格局也许可以有其它的描述方式,但我们以为下列的三维话语的概括是既有理论参考价值,也有解释文学现象的活力的。

按这一框架来看,当代中国文学的话语发出者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有人文知识分子立场的,还有新兴的市民文化意识的,这三种话语可以形成某些冲突与合作交织的关系。如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都提倡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都关注文学对某些社会现状的剖析;市民文化意识要求的文化的普及化、通俗化,对人文知识分子在文化话语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这种文化通俗化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得到官方的支持。有时,这三种话语力量还可以“联手”、“共谋”,达成某种统一战线。

如对《北京人在纽约》,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解释为西方并不全好,在当今已不能简单地将西方世界的人民描绘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亟待我们去解放的语境下,这一言说也就差强人意了。人文知识分子从主人公王起明在美国同白人大卫的较量中,虽遭失妻之辱,但大卫最终也没有守住郭燕;王后来击败了大卫的公司,由此能唤起一种民族自尊感,以满足他们自幼在文化中培育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愫。从市民文化的立场,则可以从王起明的“下海”中,为自己的“下海”之类活动找到一种价值依据。在“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小人喻于利”的传统观念中,下海是可以捞钱却没有文化价值的,但王的奋斗则一是为了生存,二是可以放大为一种中国人走向世界时的立身之本,则这时的下海有救亡图存的价值。另外,故事中的“阿春”则俨然是一个符号,它成为当代情人文化的理想:在困境中可以求助她,在顺境中她也可以成为帮助,而在麻烦时她也不至于成为拖累。这同传统文化价值的“刘慧芳”(《渴望》)型的女性标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都可以赞赏《北京人在纽约》的情形下,三方话语各有自己的潜台词。同一个文学文本被解析为不同的话语,并且是在不同的并不对话的维度上,话语已是异声同啸了。

二、语境的碎片化

所谓语境的碎片化,它同话语已呈现为“杂语”状况的现实有关,具体是指话语发出的情境已不是统一的。同一话语可以有不同语境,从而也就有不同的实际内涵。这种语境的变化同90年代以来的一个社会转型状况相关。

90年代的文学话语的格局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伴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社会话语的多样性已逐渐渗入到了文学话语中。在8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可以大体用“官本位”

的价值座标来衡量,无论单位或个人,都有全国统一的可以换算的行政级别,其话语的权威性也大体与此呈现为正向关系。而在90年代后,一些个人或法人单位可能并没有多大的行政职别,但由于其经济上有活力,有着享受的政策优惠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收益,于是在旧的官本位并未全面失效的情形下,“金本位”也开始有了份量。在过去体制下,一个科长、一个处长,显然比普通职员的地位高,但在金本位也加入到社会中后,一个“三资”企业的基层员工由于收入高于许多企业的科长、处长,他就至少可以在消费行为中体现出他不逊于后者的地位。一个“个体户”,他没有行政职别,但这也并不妨碍它在社会上享有一些声誉。在单一官本位的体制下,整个社会是以“官”作为砝码,而现在由于有金本位的渗入,于是话语的语境状况也就有了不同。

语境的碎片化可以作这样一个描述。在以前“革命文艺”时期,文艺作品是高度政治化的,甚至人物出场的状态、口吻等,都与政治考虑有关;而到90年代回归的“红太阳”系列音乐磁带中,磁带灌制加上了摇滚风格的处理,使之通俗化。而在喜爱该类歌曲的人中,有些人是借此回忆以前青春时光,有些人是以过去“大锅饭”作为对当今“优化组合”、“带头致富”之类的揶揄,还有些人只是单纯地对该类曲调的青睐。在他们喜爱某磁带时,其喜爱的动机是各不相同,与以前的政治主题相距较远了。

文学语境的支离破碎,在售书场合可见得很明晰。同样是经销书籍,各大型的新华书店和专业化的科学书店、外文书店、古籍书店等,是销售有品位的图书;至于街头的小书亭、书摊,则应是销售不上档次的畅销书。这种分流的格局在80年代是大体适用的。但到了90年代后,各种大型的和专门性的书店,也普遍经销了商战谋略、炒股、乃至情书大全一类没有档次但可能有销量的书;而在书摊上也可以摆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者的代表作,中国的老子、朱子乃至现代的胡适、周作人等的作品,它们有档次而且旺销。这一变化原因在于,以前的书店是事业型的,其书籍销售工作是作为文教政策的贯彻,而书摊摊主则是考虑利润。而在当今,书店的工作转到了企业化的投入/产出的运作轨道上,它就必须关注大众的购书趋向,有时甚至是迎合该种趋向。而书摊的情形是,由于书店经营的变化,也由于一部分人开始注意到把购书作为智力投资,因此那些名著或名家之作逐渐在销量上提高;另外,近几年的图书连年大幅涨价,购得那种不会几年后就过时的名著有保值的功能,也有在居室装修已普遍化的情形下,好书也可以使得居室主人似乎颇有品位的装饰效果。这样的状况,就使得本来是知识圣殿的书店也降格到一般商店,而书摊却又升格到与一般货摊不同的档次上。这里,书店与书摊都在经销书籍,它有一种书本话语的语境,语境状况显得破碎了。

三、话语关系的演变

文学的话语关系,简单地说即写与读的关系,或者说是作者写作与读者阅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典型的,也是基本的模式,就是作者是以教化、训诫、鼓励读者为己任。这一条件的存在与作为书写物的文学话语的状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