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旅游的现状及研究

海派文化旅游的现状及研究

赵锦翔 10122135 CJ103

海派文化，是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入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具有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特点。并且，海派文化体现了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多元性的基本特征。

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复杂的共同体，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需要人们及时清醒的做出辨别，有原则有区别的对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海派文学一直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争议颇多。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们对于海派文化的关注，对海派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

海派文化研究的现状

海派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市民的大众文化，较之全国其他地域文化，海派文化或许多了一点政治色彩，但其政治色彩不是其重要特征，部分海派作家可能有一定的精英意识，但他不能完全脱离地域文化进入精英文化圈。

杯满自溢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现在海派文化的封闭性导致的文化属性的发展停滞。海派文化封闭性导致其的排他性。海派文化的确曾经海纳百川，但却不曾想到这个世界远不止百川。现在的海派文化已经无法接受一个有千川万川的现实世界。而上海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却要不断的吸收新的外来人群。以上海人为传承载体的海派文化已经成为上海文化发展的阻力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海派文化逐渐脱离了上海这个城市，而成为一些在城市人口比例不断缩小的人群的文化。海派文化也逐渐成为亚文化。那海派文化枯萎也是必然的

上海地处江浙，其海派文化受吴越文化的影响较大，也可以说上海生发的海派文化是吴越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海派文化之所以是吴越文化的发展，除了上海位于吴越中间地带这个重要因素之外，市民大都是由江苏人和浙江人构成是主要因素。自明朝中晚期以来，吴越一带工商业发达，尤其自上海开埠以来，本地工商业日渐繁荣。而且，因为吴越经济自古以来就发达，还有因为中原战乱，导致了帝王、贵族、文人南迁江浙，使得吴越文化呈现雅致化倾向。中晚明以来的吴越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商业意识强，当地人务实、开放；二是喜文雅，江浙人的素质较高。无疑，中晚明以来的吴越文化是一种开始疏离古典的近代文化，无论在商业意识还是在人文精神方面吴越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近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文化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吴福辉先生认为，“吴越文化在不断推进中，与敦厚、保守、缺乏更新的中原文化渐渐疏离，这才为现代文明的进入，先期地扫地出盘。”[1]上海人重商务实的作风和较为平和的个性终究消弭了裂隙。近代吴越文化不断吸纳西方文化，最终海派文化逐渐替代了吴越文化。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海派文化。这是一种开化程度略高于传统文化，却又不失传统文化影子的独特文化。多元的海派文化，既崇新又守旧，既妩媚也雅致，既特别注重物欲也创造精神文化，海派文化制约心爱的海派文学也呈多元势态。诚然，海派文学是现在是其最富有现代都市气息的文学，但是，海派文学也有乡村回望；海派文学是一种面向市场的文学，消费决定了它的媚俗，

然而，中国第一个成熟的现代派——新感觉派似阳春白雪，它不是市场的宠儿，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上，海派文学并不是一味地否定传统，而主要体现为现代与传统的交错，有时甚至有以传统批判现代的“新古典主义”倾向。海派文学将都市与乡土、现代与传统、俗与雅惊人的掺杂在一起了。例如，长期为人所诟病的“鸳鸯蝴蝶牌”，其实也并不只会游戏，陈蝶衣在任《万象》的主编时明确地将杂志定位在“大众读物”上，“‘大众是需要教育的！’我们每一念及，就不禁凛然感觉到肩上所负文化使命重大。”[2]这一句话似乎言过其实，但《万象》对大众的启蒙作用未必就不如纯正的新文学期刊。

上世纪30年代的“京派”、“海派”之争是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争论，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建国后的文学史对当年这场文坛争论并不重视，往往语焉不详。至八九十年代，由于海派研究热的兴起，对“京海之争”的研究也受到了重视。事过境迁，学者们以冷静、求实的态度努力做出较客观的评价，既看到这场争论的深广涵义，也对海派文学的特性、范围等问题予以重新审视。王爱松在《从文化影响看“京派”与“海派”的自然形态》【3】一文中认为以往对京派海派的区分过于粗疏简单，从而使海派的内涵与外延存在着分歧。他从文化影响的角度探讨了京派与海派的自然构成形态，认为京派、海派首先是一个地域文化上的概念，文学上的海派是地域文化概念“海派”的一个分支，海派文学所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物质因素、西方文化因素、商业因素，还有中国正统文化因素。在文本和现实的层面，海派都主张文学要贴近现实、因时而变。京派与海派因地域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差异有过一场争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两派都对左翼、右翼争夺政治话语霸权采取疏远或抵抗的态度。黄德志在《论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作家的话语立场》【4】一文中对此做了分析。他认为两派都要求文学远离政治，要求摆脱政治的束缚，但是在具体的举措上，“自由人”、“第三种人”等海派作家公开反抗话语霸权，他们与左翼作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的是追求文学本体的话语与追求文学革命功能的政治话语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京派比海派谨慎，以“反感的、不屑一顾的抵制态度”含蓄地表达了对这种霸权的批评。

吴投文《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5】和王继志《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6】都探讨了“京海之争”中的关键人物沈从文的用心，对沈从文在当年京海之争中的地位与意义做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吴投文认为沈从文在论争中的观点具有把握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和敏锐，他从文学本体论出发，用宏观的眼光观照整个文坛存在着的恶劣创作现象，“倡导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标举文学的独立性，要求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这是沈从文真正的用心，也是沈从文在论争中不容忽视的价值所在。王继志则将沈从文用严肃文学观对京派海派所作的批评进行综合论述，认为沈从文反对“趣味主义”的“名士才情”和商人气极重的“商业竞卖”，因此写了《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批判文坛上的恶劣创作态度，希望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和独立性。

从“京海之争”中也可见出海派文学的通俗性、商业性，这也正是它被主流文学所排斥的主要方面。海派文学无论题材还是审美趣味都注重迎合读者，注重一定的商业运作。当年的京派对海派嗤之以鼻，并且由点及面地批评了整个海派文学，也大多从此角度人手。海派文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蓬勃发展，在都市消费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今天文学走向市场的时代环境下重新认识海派文学的通俗性、商业性，不仅可以较公正地对它做出评价，而且也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

李今《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的哲学——试论海派小说的精神》【7】从海派小说中所表现出的俗人意识及日常生活意识人手，揭示海派小说独特的精神特征。作者着重分析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