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百年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

浅论百年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

“艺术歌曲”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盛行的区别于民谣而精致的独唱歌曲的通称。现在多指由专业演唱者在音乐会上演唱的、艺术性强、声乐技巧较高，一般采用美声唱法演唱的声乐作品。它属于抒情歌曲范畴；歌词多采用诗词来表现内心世界；曲调表现力强；创作手段和技法复杂；伴奏占主要地位；音乐会中常常演唱并作为声乐教材的一种歌曲体裁形式。

中国艺术歌曲产生在20世纪初期。它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就是“五四”运动的直接推动。1919年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使许多知识分子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他们呼唤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制度,宣扬民主与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个性解放，这些为此时期中国借鉴外来音乐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结合，促进产生新生进步音乐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同时,新诗界出现了胡适、刘半农等一些注重质朴自然，追求个人情感表达的诗人，他们在吸收古诗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这些因素又为艺术歌曲的诞生创造了文词方面的条件。

其次，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如饥似渴地吸收外国政治、经济、科学、哲学、法律等先进知识的同时，也兼学了西洋音乐中的作曲理论技法，他们冲破传统的主要以单音体系为表现特征的音乐表现形式，向具有和声、复调思维的西方创作方式上迈进，出现了运用西方创作技巧来创作民族风格歌曲的新气象，在他们的创作中，艺术歌曲的诗性和音乐性得到了充分结合。

另外，一批留学归来的音乐家，如赵元任、应尚能、周淑安等人用音乐会的形式来演绎欧洲艺术歌曲，同时也演唱大量了萧友梅、黄自等中国作曲家创作的艺术歌曲，这种音乐会的形式为当时艺术歌曲的推广提供了场所，同时他们在将美声唱法带到国内并逐渐传开的过程中，架起了应用西方歌唱技法演唱中国艺术歌曲的桥梁。这些都为当时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中国艺术歌曲的这种体裁究其源头属于“泊来品”。那么作为西方音乐体裁的艺术歌曲传入我国也近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了。下面我就从三个时期来浅析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

一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时期

五四运动掀起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热潮，随着西乐东渐，当时我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音乐家引用西方音乐的曲调填上歌词，在学堂中教唱,称为学堂乐歌，如李叔同的《送别》、《春游》等，开始了中国音乐史上的学堂乐歌时代，并成为我国最早艺术歌曲的雏形，当时称这类歌曲为“艺术歌”。

中国近代的艺术歌曲，是在发扬五四精神和继承欧洲这一浪漫主义歌曲传统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我国早期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青主在德国留学期间，于1920年根据宋代苏轼的词谱曲的《大江东去》成为我国的第一首艺术歌曲。以青主、赵元任、黄自等人为代表的我国艺术歌曲的奠基者创作了一些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和较高水准的艺术歌曲，并且采用了多种声乐体裁。如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海韵》、《上山》、《也是微云》，黄自的《春思曲》、《思乡》、《玫瑰三愿》。其中清唱剧《长恨歌》选段《山在虚无缥缈间》曲调委婉，气息悠长,诗韵与音韵相柔和，非常艺术化地再现了诗词的典雅、婉约的风格。再如《花非花》和《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幽渺深沉，《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和《点绛唇.赋登楼》的雄浑壮阔。艺术歌曲“从二十到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是一段辉煌发展的时期，萧友梅、赵元任、黄自、陈田鹤以及李惟宁、应尚能、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等一批专业作曲家创作了数目可观、又具有较高质量的艺术歌曲”。

综观中国艺术歌曲起步阶段，作曲家们大多都选用了具有很高文学价值、意蕴深远、清新脱俗的作品，游弋在广阔的创作空间，使旋律与歌词紧密结合，水乳交融，从而创作出诗意盎然、含义隽永的艺术歌曲，明显地体现出德奥艺术歌曲的影响，也凸现出中国艺术歌曲的重要特点。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的炮声震憾了中国乐坛，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革命音乐家，异军突起，通过开展左翼音乐运动，使艺术歌曲又得到了新发展，也使人们逐渐对艺术歌曲有了更为广阔地认识与理解。代表作品如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卖报歌》等，冼星海的《夜半歌声》、《黄河颂》等；张曙的《芦沟问答》、《一条心》、《洪波曲》和《丈夫去当兵》。此外，还有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左翼音乐家们创作的艺术歌曲呈现出了以抗战爱国为主题内容，富有群众性、战斗性的特点。而且这一时期，在音乐创作技法上又显露出另一个新

的特点，就是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加强了中西贯通，使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进一步融合，创作出许多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富有民族风格的艺术歌曲，如冼星海的《二月里来》，刘雪庵的《长城谣》、《红豆词》等，从而进一步拓宽了艺术歌曲的发展道路。

二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时期

20世纪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蓬勃发展的时代。一些专业作曲家感受到新生活、新时代的气息，热情地创作了一批反映新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以群体歌唱为特色的群众歌曲。而艺术性较强的艺术歌曲创作虽处于弱势，但却在夹缝中初露生机。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文革”前，艺术歌曲的创作出现了两股新的音乐创作主流：其一是民歌被改编的艺术歌曲。此时期民歌被改编的艺术歌曲，在保留了原有民歌特有风格的基础上，在曲调和伴奏上给以艺术化的处理，使其质朴中显露高雅，细腻中呈现奔放。尤其是钢琴伴奏参与艺术表现，使歌曲更加完美动人。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牧歌》、《玛依拉》(1955年)、《槐花几时开》(1955年) 、《三十里铺》(1956年)、《五哥放羊》(1956年)、《嘎俄丽泰》(1958年)等佳作。在创作上还出现了丁善德的《爱人送我向日葵》、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生茂的《马儿啊,你慢些走》等。我们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民族的生机、国家的生气之活力。其二是这一时期许多专业作曲家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艺术歌曲也广为传颂。如劫夫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蝶恋花.答李淑一》以及丁善德的《清平乐.会昌》、贺绿汀的《卜算子.咏梅》、赵开生与翟希贤分别谱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等均传唱至今。到“文革”后期也曾出现过一批佳作，但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与其它音乐品种比较，艺术歌曲在艺术化的探索以及优秀作品创作数量上显得较为逊色。其中，一些作曲家也创作了极少量的艺术歌曲，多以颂歌体裁为主。在70年代末期的艺术歌曲有《北京颂歌》、《千年铁树开了花》，以及钊邦的《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李焕之的《半屏山》、施光南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等。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也出现了新的生机。“七十年代末所产生的一些作品中就表现出大胆的艺术创新精神，开拓了艺术歌曲复苏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艺术歌曲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题材的拓展，艺术上的成熟，使音乐语言与作曲技法的运用更为丰富多样。罗忠镕无疑是这一时期艺术歌曲创作的重要代表，他的《涉江采芙蓉》、《嫦娥》等歌曲都很有深度。在音高组织上运用十二音序列，采用调性与无调性相结合的节奏序列，并在序列结构中隐含着我国五声调式旋律，充分发挥作曲家的想像力与创造力，使旋律器乐化。他一方面增加了演唱技巧上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在词、曲、钢琴伴奏相结合的总体布局与构思上，表现出深厚的艺术功力。理论家们都认为“他成功地创造了‘诗’中所要求的意境，开拓了‘乐’时代的新领域，在艺术歌曲的创作上,具有突破性意义”。

三八十年代至今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以后，艺术歌曲也迎来了繁荣的春天。不仅在数量上比过去30年多了很多，而且在歌词的诗化程度，音乐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技巧的运用上也有明显的提高。如谷建芬的《那就是我》，通过对故乡的小河、水磨、炊烟、海螺等音乐形象的塑造，歌词与音乐都有着令人回味的意蕴，具有诗歌的含蓄美。施万春的《送上我心头的思念》融西方宣叙调与旋律歌唱于一体，自然亲切，深切地表达了人民对周总理的思念之情。还有苏夏的《题西山红叶》、刘锡津的《天鹅之歌》等，诗化的中国意蕴，新颖的音乐语言都说明了我国音乐家在探索艺术歌曲表现形式、音乐语言、体裁风格等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创新与改革。

20世纪90 年代前后，我国艺术歌曲创作和推广进入了新的高潮。1999年文化部主办第一届“中外艺术歌曲音乐会”并推出27首经典曲目；同年7月，文化部中国音协邀请专家就推广艺术歌曲创作举行座谈会；2000 年以后又连续推出全国性的哈尔滨之夏艺术歌曲比赛评奖、全国艺术院艺术歌曲创作的比赛评奖及专家论坛等，均有力地推动了艺术歌曲的创作与演唱。

新时期艺术歌曲创作的繁荣，其突出特点是创新求变，作品更动人，风格更多样，这方面主要以形成了一个优秀的作曲家群体以及创作出的一批优秀作品为标志。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有施光南、郑秋枫、施万春、尚德义、陆在易等。这些作曲家具有扎实的艺术功底，丰富的生活阅历，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又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与追求。施光南是这一时期作曲家群体中杰出的代表，他始终把表现人的真情实感作为出发点，创作出来的歌曲不仅意境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