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展望
○李榕招
摘要：在美国内部权力更替、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和全球性挑战凸显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整体上保持了积极、稳定的发展势头。

然而，围绕经贸、人权、气候，军事，全球战略等议题，中美之间仍然矛盾不断，因权力过渡而带来的政策波动在双边关系中也时有体现。

但总体而言，两国之间深厚的利益基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复合的对话机制使得中美间的矛盾和问题相对可控。

在总体稳定的框架内不断波动，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中美两国正在开启走向战略互信、共存合作的新时期。

关键词：中美关系经贸军事问题未来展望
自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两国高层互动频繁，经贸联系不断增强，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合作顺利，在其他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也加大了政策协调力度。

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既提升了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也增强了双方的政治互信；中美关系确实也很复杂，既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也存在不少重大的分歧。

中美关系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关系的展望，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良好的开局
过去30年来，中美关系存在一个基本规律，即每当政治权力从一个政党转换到另一个政党，新政府总是借批评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来凸显自己的地位。

政治权力的更替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周期性波动，凸显了双边关系的不成熟和脆弱性。

但是，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成功地避免了政党权力转换的怪圈，开局良好。

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中国积极的政策应对。

在奥巴马执政前，中方就与他的决策班子建立了良好联系。

奥巴马执政之后，双方在官方和民间层面进行了密切接触。

从国际系列峰会到战略与经济对话、从议会外交到商贸、能源、军事外交，两国交流次数之频繁、范围之广、层级之高、内涵之深，不仅在中美关系史上不多见，而且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也属罕见。

尤其是两国首脑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不仅建立起两国元首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而且确定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总体基调。

在具体的政策议题上，中国也加强了同美国的政策协调。

围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国采取了温和渐进的态度，并不寻求对现有金融体系的革命性颠覆，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持美元既有的主导地位；在反恐、核扩散、气候变化、军事交流等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合作姿态，为维持中美关系的持续稳定提供了政策保障。

第二，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战略影响逐渐显现。

北京奥运会显示了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现代化成就；而从抗击汶川地震到应对金融危机则反映出中国超强的抵御灾难和抗打击的能力，这反映出中国国家能力的全面提升。

美国的实用主义特性使其不得不正视中
国实力的增长。

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在日本东京就亚洲政策发表演讲时强调美国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将为国际社会注入力量”。

奥巴马的讲话实际上反映了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实力的增强为双方更加平等的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三，中国和平的对外战略。

自邓小平确立“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起，中国通过在对外事务中的积极合作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力量增长并没有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和平性质，和平发展战略及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的合作、和平原则。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是“国际体制内崛起”的道路，即在既定的规则框架内寻求利益增长和空间拓展。

正如王缉思教授所言，尽管美国是唯一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内部稳定施加压力并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国家，但是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仍是中国的优先政策选项。

这使得美国战略界将对华政策的基调定位为把中国纳入现有的国际体系。

利益攸关方、两国集团(G2)、四国集团(G4)都是这种政策思维的体现，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接受度有所增加。

第四，金融危机的正面效应。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受到损害，并累及它的实体经济，引发其他发达经济体同时出现了经济衰退。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强大财政刺激和金融支持下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阻止世界经济继续下滑的重要推动力量。

然而，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存在长期停滞甚至再次倒退的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依赖中国的积极合作，美国对华的利益需求将相应上升。

此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政策协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上，中国仍然是美国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

这无疑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

第五，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变革。

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巧实力外交”的政策设想。

希拉里·克林顿在国务卿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国现在面临的安全威胁要求新一届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设法巩固原有的联盟，形成新的联盟，以便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

“巧实力外交”思想在政策手段上要求摒弃过去那种军事优先和武力相向的简单做法，综合运用软、硬实力来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在政策基调上则突出合作意愿和软性姿态，注重倾听他者意见，倡导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伙伴关系的定位有助于中美关系维持稳定，建立更具实质性的合作框架。

二矛盾和问题
尽管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两国间存在的长期性矛盾并没有消除：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依然很大；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战略困境有可能因国际权力转移而有所加剧；因中国实力增强和日益自信而带来的两国模式的竞争会进一步凸显。

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等现实背景下，一些新的问题领域有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概言之，中美关系间的矛盾问题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贸易问题。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

这使中国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增多，贸易环境趋向恶化。

统计显示，2010年1至9月，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4起，涉案总额达58.4亿美元，同比大幅上涨639％。

美国商务部2010年11月24日做出终裁，以中国油井管存在补贴为由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至15.78％的反补贴关税制裁，涉
案金额约27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

中美贸易摩擦显示，不管两国政治关系是否良好，在涉及经济利益的问题领
域，美国一定会以其自身的利益为重。

（二）人权问题。

人权是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政治议题，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华有着不同的人权关切。

克林顿时期，美国关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小布什时期则强调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地下教会领袖的命运；奥巴马政府可
能会更加关注少数民族的权利，其中主要是西藏问题。

尽管中美强调应相
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但人权问题仍将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

（三）中国军事现代化问题。

在过去几年，中美关系又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尤其在美国，“中国威胁论”､“中国军事力量扩张论”､“中国的发展对
美国安全构成了主要威胁”等敌视中国的言论不断出现，有关“遏制中国”
､“敲打中国”､“重新建立一个对抗中国的西方阵营”等主张一再出台。

与此同时，美国进一步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军事活动频繁，并且大力逼迫台湾购买先进武器，以至造成美国在反恐和伊拉克战争似有所得手后，战略重点正在向东亚地区转移的印象。

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迅速
进展，美国对中国军力的担心会不断上升，将可能加大要求中国加入美俄
裁军谈判的力度，在军事透明方面的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强。

（四）能源，气候及东亚地区问题。

在气候变化、新能源等问题上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层面主要表现为美国将更多地将责任推给中国，双方在减排的基本原则和责任分担上将争吵不断。

在东亚地区合作上，美国高调宣布
重返东南亚，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如果中日韩按照鸠山首相“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进一步推进地区合作，美国则更加担心其被排除在亚洲
合作进程之外。

（五）第三方问题。

第三方问题主要指的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普遍存在对华不信任感，它们都倾向于借助美国的力量来牵制中国。

比如俄罗斯最近在伊朗核
问题上一改以前的政策立场，跟随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不能排除这一变
化源自它对中国的畏惧；日本最近动作频频，设法推动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支持日本；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也尽力让美国卷入，推动南海议题的“国际化”。

所有这些来自第三方的问题都是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

（六）战略猜忌。

长期以来，人权、台湾问题、意识形态、经贸摩擦等议题主
导着美国对华政策。

随着中国力量和地位的显著改变，美国对华政策逐渐
由以前分散的议题转向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命题上来。

中国如何实现崛起及美国如何评估中国的崛起，开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或主线。

经过长时间的良好沟通与有效合作，中美两国对彼此已经有了相当的
了解，但战略上的相互猜忌仍是困扰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非西方的中国
崛起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意味着什么?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和政策走向如何?中国将如何运用其不断累积的实力?诸如此类的问题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上升，反映在政策手段上就是既要努力促使中国遵守国际准
则、融入国际体系，以美国利益为准绳规范中国的行为，说服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又要采取“防范”或“围堵”战略，减少中国崛起可能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最近提出的中美“战略再保
证”正是基于中美两国缺乏战略互信而提出的政策设想。

其目的是美国在
公开接纳中国崛起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做出不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秩序的战略承诺。

同样，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也抱有怀疑。

美国对华友好政策是长期性的合作取向还是危机事态下的权宜之计?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野心是否会继续下去?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行动是否在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这些都是中国在对美决策时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中美战
略互信的缺失使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并可能诱发战略层面的对抗。

三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性因素
上述问题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中美关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利益的高度融合、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复合的对话机制使得这些问题相对可控。

与此同时，在新的全球背景和双边关系结构下，支撑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也不断增多，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双方共同利益的扩大。

中美在客观上存在着大量共同利益，而且这种共同利益还在发展之中，体现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等各个层面。

在双边层面，中美经贸关系持续扩大和深化，达到空前的相互依存程度。

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持有国，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直接投资国。

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中美贸易总额增速降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7年来的最低点，但两国全年的贸易额仍然突破了3000亿大关，达到3337.4亿美元。

不管双方在经贸领域存在多少冲突，巨大的贸易总额足以说明两国在经济层面的相互需求和利益共生关系。

此外，在社会领域，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都有良好的印象，保持着频繁交往的积极势头。

在地区层面，中美在朝核危机、稳定亚洲金融和经济格局及维持东亚地区整体稳定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要求。

在全球层面，中美在诸如反恐、防扩散、气候变化与其他环境问题、能源安全、航道安全及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等议题上，也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第二，美国对中国的重视逐渐长期化。

20世纪70年代，基于对抗苏联霸权扩张的共同利益需要，中美两国摒弃了意识形态敌对，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从而使世界战略格局向“大三角”转型。

冷战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对是否仍然在战略上需要中国产生了动摇，美国对华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徘徊在遏制还是接触的两个政策取向之间。

在政治话语上，这种徘徊表现为对中国行将崩溃的预期一度充斥美国的媒体；在具体实践上，则表现为中美关系一度陷入议题对抗和危机不断的脆弱时期。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美国逐渐认识到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及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

国务卿希拉里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改变世界版图方面正扮演着关键性角色，美国在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合作的关系。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致辞中直言，中美关系将塑造21世纪。

这意味着美国对华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种重视将随着中国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而持续增加。

可以说，重视中国已在美国战略界形成共识。

正是在这一共识的作用下，美国逐渐提升了中美关系在其外交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并将其定位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这既为中美关系确立了重要基调，也有利于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

第三，中美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需要解
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这就需要两国之间开展越来越频繁的互动，并将这种互动机制化。

两国迄今已建立6大类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执法、科技、教育、能源、环保、航空等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在布什政府时期，中美之间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和双边问题进行了6次高层战略对话和5次战略经济对话。

为了进一步提升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领导人于2009年伦敦20国峰会期间达成共识，将原来的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合二为一，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09年7月27至28日在华盛顿成功举行，这不仅为两国在战略层面进行沟通提供了新的平台，也起到了消解双方战略猜疑、培育政治互信的作用。

中美关系的日益制度化使一些问题可以通过相应渠道而得到解决，也能避免因某一问题领域的争端而导致两国关系出现倒退。

这也是中美关系不断走向成熟的主要表现。

第四，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和实力积累，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能力差距迅速缩小，其速度之快超出了普遍的预期。

按汇率计算，198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926.08亿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31268.50亿美元，双方的差距达10.7倍；到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16.14亿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则为142646亿美元，两国的差距缩小到3.2倍。

(见表)国家能力并非仅仅由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还应包括政治整合和动员、学习适应、抵御风险等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中国正在迎头赶上美国。

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意味着美国单方面改变中美关系的能力下降，而中国主动塑造两国关系的能力则相应上升。

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目标在于维持两国关系框架的总体稳定，尽量减少美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干扰。

因此，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可定义为稳定因素，中国力量的增长在逻辑上有利于两国整体关系的稳定。

第五，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敏感度逐渐下降。

自2008年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之间的博弈由主权之争回归到治权之争，总体形势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岸关系新的主题。

当然，台湾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武器售台仍然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特别是在指挥、情报、训练、人员培养和体制等软性合作方面，美台已经达到准军事同盟的程度。

2010年10月3日，美国政府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导弹和攻击直升机在内的65亿美元的先进武器和军事装备，导致了中美军事交流的一度中断。

但总体而言，美国在涉台问题上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中美在遏制激进台独的问题上仍会保持战略默契。

这意味着台湾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和最具爆炸性的问题的可控度不断增加；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使得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力度大为减小。

第六，中美关系形成了新的关系结构。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对美国的需求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借重。

中国在维持国际环境稳定、吸引资金技术、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等诸多方面有求于美国。

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得原本不对等的中美关系结构更加失衡，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中国对美国的利益需求进一步上升。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失误，中美之间的关系结构开始发生改变，即中国对美国的需求趋于稳定，而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明显上升。

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及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则加速了中美崭新关系结构的确立。

具体而言，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作为问题排在问题清单的后面，而作为帮助者却被放在前面。

在美国战略家看来，中国的力
量和模式都意味着中国对美而言是一个问题，但这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安抚愤怒的俄罗斯和伊斯兰等在美国的外交议程中则更为紧迫。

相反，美国决策者在解决上述问题时都离不开中国的政策支持。

这一崭新的关系结构无疑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四中美关系的未来展望
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美间在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问题上仍将存在分歧，在经济、能源等领域仍将存在竞争和冲突，但是这些问题是可控的。

中美之间在未来的十五到二十年间仍将难以建立起战略互信。

与会美国学者大都认为中美可以努力减少战略不信任，民主、人权等问题并不会造成中美间的战略紧张。

与会学者大多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增加对对方核心利益的理解，都应该进行改革，调整心态。

在应对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上，中美间的合作是必须的。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主任、中美能源与气候合作计划项目主任班宁·加勒特(Banning Garrett)认为，应该从全球角度来思考中美关系未来30年的走向。

中美之间不能进行零和竞争，尤其是战争，这不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

中美必须进行合作，但二者之间缺乏合作所必需的互信，缺乏对对方核心利益的完全理解，缺乏应对共同问题的责任感，缺乏合作机制，还缺乏公众支持。

虽然政府高层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军方对此认识还不足。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孙哲教授认为，未来15到20年中美之间的互信仍难以建立，双方领导人需要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明确定位，并有远见卓识，推动中美合作。

中美将来可能会生活在一种若隐若现的合作伙伴或20国关系中和一种以相互竞争、相互遏制为常态的关系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周琪研究员认为，中美之间缺乏互信的原因在于美国人有一种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感，总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来衡量中国，这使他们很难了解真正的中国，也就难以建立战略互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认为，中美两国的合作和竞争都是结构性的。

冲突的可能性即便是1％也总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将它严格限制在一定的领域。

不管合作还是竞争，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战略猜疑，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

中国无论如何解释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最大的障碍。

对国际社会，中国已经有了巨大贡献，虽然中国今后应该对国际承担责任，但美国要求过多，期望过高，这种倾向值得警惕。

刘建飞教授认为，民主问题仍是影响中美两国建立战略互信的一大因素。

在民主价值观问题上，美国追求民主，中国也不反对民主。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有效治理。

并非多党制才是民主，民主可以有许多形式，而要看其实质，人民是否能真正享受权利。

民主要适合国情。

奥巴马访华没有提民主和人权话题，这只是策略上的变化，并非战略上的抉择。

中国政法大学刘长敏教授认为，中美建交30周年，发展的大体框架、轨迹都已基本明确了。

从历史看，中美关系实质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一种利益平衡和交换关系，因此，要建立互信是比较困难的。

她提出要以“君子和而不同”理念建设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赵梅研究员认为，与美国人从美国人的视角看中国一样，中国人也不可避免地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

研究表明，美国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