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张之洞与汉阳铁厂的心得体会

观张之洞与汉阳铁厂的心得体会

篇一：汉阳铁厂的选址之争

汉阳铁厂的选址之争

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先生曾指出经济史研究不能仅仅就经济而论经济，需要结合经济活动所处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环境来进行研究，而这恰是以往学界在企业史研究中，特别是对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史的研究中比较易于忽略的问题。本文试以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厂汉阳铁厂之厂址决策过程为例，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层层考辨，揭示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张之洞、李鸿章两大洋务集团之间的斗争，对这一近代企业的创办及生产经营方面的深刻影响。

一、流行观点及其史料依据辨析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修筑芦汉铁路的意见被清政府采纳，并因此调任湖广总督。张在两广总督任内原订在广东开办之钢铁厂、枪炮厂等洋务企业机器设备也随之移设于湖北。笔者此前曾撰文揭示，钢铁厂之由粤移鄂，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因为继任粤督李瀚章不喜洋务，遇事推诿，亦非出于张氏本人之初衷，而是清廷中枢，特别是由醇亲王奕譞所主持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即海署），为了扶植张之洞以抑制李鸿章淮系势力过于膨胀，并考虑到湖北地区矿产资源、地理位置以及交通条件等方面的优势，而做出的重要

决策。

在张之洞在鄂筹办钢铁厂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决策历来备受争议，那就是钢铁厂放弃了铁矿所在地大冶而选择武汉地区，

并最终定址于汉阳龟山（又称大别山）脚下。时人及学术界对这一决策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对其评判亦褒贬不一，莫衷一是。遗憾的是，学术界的争议多集中在汉阳铁厂的选址结果，即厂设大冶或汉阳究竟孰优孰劣，这一实际上比较显而易见的问题上。对于张氏这一决策的原因，却并未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张之洞为什么要放弃大冶而将铁厂设在武汉呢？光绪十六年四月八日，张之洞致电盛宣怀，决定放弃大冶，将铁厂设在武昌省城附近。他本人对自己的这一决定进行了解释：

铁厂宜设武昌省城外。黄石港地平者洼，高者窄，不能设厂，一也。荆、襄煤皆在上游，若运大冶，虽止多三百余里，回头无生意，价必贵，不比省城。钢铁炼成，亦须上运至汉口发售，并运至省城炼枪炮。多运如煤下行，铁矿上行，皆就省城，无重运之费，二也。大冶距省远，运煤至彼，运员收员短数搀假，厂中所用以少报多，以劣充优，繁琐难稽，三也。厂内员司离工游荡，匠役虚冒懒惰，百人得八十人之用，一日作半日之工，出铁既少，成本即赔，四也。无人料理，即使无弊，制作亦必粗率，不如法炼成；制成料物，

稍不合用，何从销售？五也。铁厂、炮厂、布局三厂并设，矿物、化学各学堂并附其中，安得许多(来自: 小龙文档网:观张之洞与汉阳铁厂的心得体会)得力在行大小委员分投经理？即匠头、翻译、绘、算各生亦不敷用。三厂若设一处，洋师、华匠皆可通融协济，煤厂亦可公用，六也。官本二三百万，常年经费货价出入亦二百余万。厂在省外，实缺大员，无一能到厂者。岁糜巨款，谁其信之？若设在省，则督、抚、司、

道皆可常往阅视，局务皆可与闻。既可信心，亦易报销，七也。此则中法，非西法。中法者，中国向有此类积习弊端，不能不防也。即使运费多二三万金。而工作物料虚实优劣，所差不止数十万金矣。白（指洋矿师白乃富，引者注）议为是。

此电所列的七条理由包括自然地理条件、运输费用、监督管理及人才综合利用等方面，内容相当全面。后来张氏虽略有补充，但大抵仍不出以上范围。

著名学者全汉昇先生对铁厂定址于汉阳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为节省原料运输的费用，铁厂自以设立在铁矿所在地的大冶县为较妥当。”在谈到张之洞何以将铁厂设在汉阳时，全先生引述上录张氏电文后指出，“综观张氏列举的七个理由中，有四个（三、

四、五、七）完全著眼于铁厂管理方面。换句话说，

因为他须驻在武昌，不愿铁厂厂址距离他太远，以致管理不周，弊漏丛生，故放弃距离较远的大冶，而选择近在口尺尺的汉阳来建厂。”郑润培先生也指出，由于张之洞“过份着重管理因素方面，把建厂最重要的经济因素，放在次要地位，加上预算失准，使到铁厂日后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代鲁先生则对铁厂选址予以肯定。他指出，“张之洞之所以选择省城设厂，是有他相当考虑的，而这些考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设厂汉阳，“比单从‘就铁’一说更精细，也更节费”；“完全符合当年我国通晓近代科技人才奇缺，而一般员司人等又深染官场恶习这一国情”，认为“这又是张之洞高出他人一筹之处。”

显而易见，以上学者虽对铁厂厂址定位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却均以张氏上述说法作为解释铁厂定位的依据。

诚然，上引张之洞电文，包括稍后不久张氏本人的有关文献，系决策者当时留下的原始材料，其史料本身的真实性不容置疑。问题在于，作为特定政治氛围中的产物，该电文是否毫无保留地反映了张之洞决策时的真实想法？在这些公开的理由背后，张氏是否还有某种不可言说的隐衷？

对此，我们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张之洞郑重承诺将粤省原定机炉移鄂兴办。对于铁厂厂址问题，他表示：“将来大冶煤便即置大冶，若大冶煤艰，湘煤湘铁尚合算，即设武昌省

城外江边。”表明起初张氏对此并无定见。直到光绪十六年七月，张氏才最终决定厂设汉阳。这一期间张氏意见不断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光绪十五年底至光绪十六年四月初止，张氏由初无定见到计划“运煤就铁”，在大冶设厂。

第二阶段，从光绪十六年四月初八日至五月底，张氏决定放弃大冶，另在武昌省城附近择地设厂。此间张氏主要在武昌省城附近塘角地方、省城外东南汤生湖边金鸡垸等地斟酌、徘徊，终于被迫放弃在武昌省城附近设厂的打算。

五月底至七月份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张氏将目光由武昌转向汉阳，并最终定计设厂于汉阳龟山（又称大别山）脚下。

很明显，其间张之洞的态度有两次重大转变：一是四月八日放弃大冶，转向武昌；二是五月底由武昌转向汉阳。尤以第一次转变最为关键。上引四月八日张之洞电文，即为张氏决定放弃大冶时对盛宣怀所作的解释。我们不妨将之纳入张氏决策的全过程当中，并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背景与自然地理环境，加以考察。

其一，大冶黄石港一带是否确无适宜之地？

张电中第一条理由即为“黄石港地平者洼，高者窄，不能设厂”。后来张之洞又举光绪初年盛宣怀所请洋矿师博师敦（一作郭师敦）之勘矿报告，以及当时中国专家徐建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