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

以高度的理论自觉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

（2012年08月07日）

来源：《红旗文稿》期号：2012/15作者：吴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胡锦涛同志今年7.23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而言，就是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理论探索

20世纪初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理念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变。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对资本主义肯定性文明成果的占有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前提。和俄国一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既缺乏充足的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又残留着深厚的封建文化的积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者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从“现有的前提”出发，正确确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限度，使社会主义理想不断现实化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中，本质的核心既不是固有的状况和条件，也不是预设的目标与理念，发展实践才是绝对优先的东西，才是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活的灵魂”。

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始终存在着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理想性与现实

性相统一的问题。显然，现实的任务是获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邓小平突出强调生产力的因素，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在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邓小平之所以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首要

内容，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基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的结合提出的建设社会主

义的正确原则。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依托一定的经济基础。在社会结构的诸要素中，经济基础是决定一个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一个社会的分配的关键因素。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3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即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作为未来社会具有起始意义的特征，构成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1890年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显然，这个具有起始意义的特征，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显示了本质特征的意义，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离开了这一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丧失了立身之本，任何关于公平的美好动听的口号和许愿都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实现。所以，在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的同时，邓小平反复强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我们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如何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及如何体现

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价值，是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两个重大课题。当前，无论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还是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现，都存在着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理论空间。对于前者而言，一些地方和部门忽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和价值，一味强调让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鼓吹“国退民进”，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对于诸如种种关于

私有化以及所谓破除垄断论的错误观点，需要基于社会主义的学术立场加以深入地理论剖析，澄清利害，为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提供理论支持。对于后者而言，首先需要从理论上深化对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价值的认识。从应然的角度看，这一价值提出的实践要求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水应该是其管理劳动收入，二是国有企业职工应该是国有企业的主人，三是国有企业的赢利除去必要的扣除外应该归全社会劳动者所有。在此认识基础上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探索社会主义价值实现的实践形式，进一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关系的理论探索

不平等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马克思还明确提出了彻底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案。他在阐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的社会的同时，明确指出这是一个“生产将以所有的人的富裕为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页）的社会，在他看来，由于这个社会的存在，“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页）相对于“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而言，“共同富裕”无疑具有更为基础性的意义。

关于“共同富裕”，邓小平使用过社会主义的目的、特征、特点、原则、最大的优越性等概念。总体而言，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是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使用的。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他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而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同上书，第123页）邓小平有一句精辟的论断：“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同上书，第265页）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加之一些地方和部门只注重追求物质财富的数量和GDP的高低，而忽视了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使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又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否得到解放，社会状况是否得到根本改善，“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群众所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1页）必须看到，邓小平虽然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根本任务，但他从来都不是孤立地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而总是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在他看来，与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相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具有手段的意义。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他还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同上书，第111页）在他看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对于共同富裕而言只具有手段的意义。

正确认识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关系，与正确认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存在一致性。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只要把蛋糕做大，大家都会普遍受益。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中，未来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寓效率和公平于其中的总体性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经济效率，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效率与公平是内在统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在马克思主义分配观的指导下，回应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关系的错误论点，积极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形式，以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工作。

三、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任务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