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宓庆口译理论基本框架——评刘宓庆《口笔译理论》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12年第6期Journal of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No．6，2012
刘宓庆口译理论基本框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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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刘宓庆《口笔译理论研究》
彭秀林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清远511510）
摘要：刘宓庆《口笔译理论研究》以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为口译研究的指导思想，并构成贯穿全书的理论主线，从口译研究的指导思想、本体论、认识论、对策论、方法论五个方面构建了口译理论的基本框架，具有首创性、整体性、开放性和操作性，标志着我国口译理论初具雏形。

关键词：口译理论；刘宓庆；框架；《口笔译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2X（2012）06-0152-03
刘宓庆先生为我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翻译理论家。

他先后出版了11本翻译论著：《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刘宓庆翻译散论》（王建国编）。

在这11本专著中，除《口笔译理论研究》以外，其余都聚焦于笔译研究。

《口笔译理论研究》，顾名思义，应包含口译和笔译两个方面的理论。

其实不然。

在这部专著中，著者着力要解决的是口译到底有没有理论的问题、有没有具有操作性的口译理论的问题，关于笔译的论述不过是为把口译有关问题论述得更清楚的一个铺垫而已。

笔者反复研读《口笔译理论研究》以后，发现该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创建了一个口译理论基本框架或者说一个口译理论体系。

一、口译理论指导思想
刘宓庆口译实务经验丰富，翻译理论素养深厚。

他深刻体会到口译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口译员随时要面对一种“全方位的挑战”：心理素质、语言功力、反应能力、专业水平、百科知识、应对或应变策略、交流和交际技巧乃至仪态的“felicity”（得体）和所谓“becomingness”（适境），等等。

他认为口译理论需要一个指导思想，一个“理论的哲学”，最后他找到了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作为口译理论的指导思想。

维根斯坦是分析哲学及其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明确指出翻译属于“语言游戏”。

作为口译理论指导思想的语言游戏论，对口译理论研究的主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遵守规则与驾驭规则。

口译是一种语言游戏，口译员首先要遵守规则，并通过实践做到驾驭规则。

第二、口译的意义取决于使用，取决于语境。

口译员要把握意义就要把握语境，“语境—用法—意义”之间是互为条件的。

这是“口译语言游戏”最根本的法则。

第三、口译的基本规则是“生活形式”。

维根斯坦认为生活形式是人类认知的基础和依据。

语际转换的普遍事实是“对应”，即一个家族的“相似性范畴”。

在当下性要求很高的口译中，口译员有理由扩大意义转换的对应幅度，以保证交流的顺利进行。

口译员是口译游戏互动运动的启动者、调节者和口译的有效活动的保证者，在双语转换中要作出符合“生活形式”的理解与表达。

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翻译观。

不同的理论基础会产生不同的口译理论。

维根斯坦的语言观和理论思想是贯穿刘宓庆《口笔译理论研究》的一条理论主线，一个总纲，为口译理论框架的形成起了统帅的作用。

二、口译本体论
什么是本体论？这是一个哲学概念。

简言之，本体就是某种事物的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

本体论就是关于本体的看法或观点。

刘宓庆先生要构建一种属于口译的理论，首先必须解决诸如什么是口译，口译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口译有哪些突出的特征，如何评估口译工作的重要性等有关口译本体论的问题。

刘宓庆在第二章“口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传播行为”，很好地解决了本体论构建问题。

他认为口译有
收稿日期：2012-06-30
作者简介：彭秀林（1973-），女，湖北天门人，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外语与经贸学院副教授，硕士。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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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特征”、“五个基本”。

（一）“五个特征”：
1.媒介功能的强化，交流操控权的转移；
2.口译“语言游戏”的“在场”和“不在场”；
3.口译“语言游戏”的“当下性”；
4.口译传播有其本身的语境化特征；
5.听觉意义解码功能的前沿化。

（二）“五个基本”：
1.基本原则是解释；
2.基本职责是传播媒介；
3.基本功能是职能保证下的参与；
4.基本权力是对交流的相对操控；
5.基本行为准则是能动而不僭越。

为了构建口译本体论，刘宓庆不仅借助了传统的翻译学、语言学，而且借助了新兴学科如传播学、认知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

在该章的概述中，刘先生还介绍了拉斯威尔的传播学经典模式，并据此编制了拉斯威尔模式与口译流程比较示意图，发现口译的运作流程与拉式模式极度吻合。

他据此得出结论：口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传播行为。

他还把认知心理学家安德逊（J.R.Anderson）的语言生成的三段式认知程序模式作为翻译的语言生成程序的认知依据，把认知语言学家的“范畴与原型理论”以及拉波夫的“器皿系列试验”运用到口译理论研究中来，并据此得出结论：在口译中，对应幅度应当扩大。

他正是这样放开视野，从一切相关学科特别是新兴学科中吸取一切能“为我所用”的理论思想和论证手段，成功构建了口译本体论。

三、口译认识论
在第三章“口译传播的认知论证”中，刘宓庆将口译行为涉及到的perception（从听觉感应、感知到观念、概念）、production（言语产生）、comprehension（理解、理解力）、memory（记忆）、presentation（从反应到表现）等最重要的语际言语机制问题作出了符合认知科学的解释。

其主要内容包括：口译理解的关键：听觉解码（第一节）、口译反映论的认知论证（第二节）、口译中非言语意义解码的认知论证（第三节）、同声传译的认知剖析（第四节）、口译理解理论的认知论证（第五节）、对口译中记忆的认识分析（第六节）。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还对以上内容逐一作了具体的阐述，有利于读者理解。

在口译认识论构建中，刘宓庆主要运用了认知科学中的有关知识。

比如他在概述中介绍了认知科学家巴克氏的认知结构图，第一节中分析了认知心理学家A.W.爱丽斯和A.W.杨的听觉认知模式，并将二者进行比较制成了口译言语生成的认知图式。

刘宓庆认为，“语言能力是一种认知能力，不研究认知科学不可能真正地、彻底地了解语言科学。

口译是这样，笔译也是这样。

认知科学家为翻译学建设提供的思想武器和手段是极其可贵的。

”（刘宓庆,2004：174）他充分认识到认知科学对于口译理论建设和拓展的极端重要性。

他提倡翻译学跨学科——
—多学科整合研究，认为“要建设一门学科，特别是它的基础理论的构建，就必须进入到它的网络关系中去，探求、发现、剖析这个网络结构中相互交织的内部关系和互动脉络以及这种关系和这门学科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意义”（刘宓庆，2004：174）。

他这样倡导同行，也这样身体力行地去钻研相关学科，哪怕是最新的学科。

在《口笔译理论研究》一书中，我们随处可以发现他从别的学科中采集来的智慧之花，并由此结出口译理论研究的新果实。

四、口译对策论
有了对口译的宏观指导思想和理论认识，如何把这些理论知识运用到口译实践中去呢？这就需要研究口译对策论。

以往的翻译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忽视对策论的研究。

而刘宓庆则认为对策论是理论与实务之间的重要中介。

在第四章口译的对策论中，刘宓庆首先概括论述了口译行为和口译社会功能发挥的种种对策：“口译的基本策略：解释”（第一节）、“‘对应’是一个范畴”（第二节）、“形式的功能观”（第三节）、“口译中的‘原语效应’问题”（第四节）、“口译中的文化翻译对策”（第五节）、“口译中的推理策略”（第六节）、“口译心理调控对策”（第七节）。

然后又逐一进行具体分析。

比如，对“解释”的论述：口译的基本策略是以SL意义为主轴的即时性解释，做到解释体现原语意义，原语意义寓于解释。

对其余策略的分析亦大体如此。

在构建口译对策论时，著者除运用了传播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语言学、翻译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知识外，还把维根斯坦“语言游戏”的相关论述与这些学科的成果结合起来进行论述，如在第二节对“对应”的论证中，刘宓庆从“生活的形式”和基于认知经验的“自然事实”出发，运用了认知科学的范畴化的概念和相关知识，也运用了当代传播学关于“ego involvement”（自我参与）的解释。

这是其第一个特点。

本章论述的第二个特点是，每节中都运用相应的口译实例引导读者掌握相关的对策。

第三个特点是作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十分熟悉。

比如在阐释“隐喻”时，指出隐喻最早出现在《诗经》之中，第一位用现代意义上的隐喻语言写诗的大师是中国晚唐诗人李商隐，说隐喻、隐喻文学发轫于西方不符合历史事实。

再比如，作者在第三节中论述形式的功能观时，提出“世界上第一个将‘形式—功能—应用—效果—内容’的整体论内在逻辑关系联系起来考察的思想家是我国南朝杰出的哲学家范缜（约公元450-510年）”（刘宓庆，2004：217）。

他引原论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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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作者深厚的汉语功底、文学修养和翻译实力。

为了构建口译理论，著者博览群书，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同时能推陈出新，尊重科学，尊重史料，敢于质疑西方某些错误论断。

他引用西方最新的科学成果，是出自对知识和科学的尊重，是出自对学术的热爱。

他质疑其中的错误论断，也是秉承着尊重学术，尊重科学的态度。

刘宓庆先生身上闪耀着我国学者宝贵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这就是实践对策论的前提。

五、口译方法论
口译对策论中侧重的是经验描写，目的是架起口译理论与口译实务之间的桥梁。

如何把口译理论真正运用到口译实务中去，必须注重操作方法的研究。

口译有没有不同于笔译的方法？口译中有哪些技能、技巧？这些都是口译方法论必须解决的问题。

刘宓庆在第五章中做了口译的方法论上的探究。

在第五章中，著者首先概述了翻译方法论就是表现论，认为“对于口译来说，所有的方法描写都要以对SL 意义的清晰解释和表述为基本的价值标准”，“清晰”、“简要”、“实事求是”是口译表现法的原则和标准。

接着分节介绍了与口译传播特征有关的重要表现法：“阐释或疏解”（第一节）、“同步或伴随vs 分切或拆译”（第二节）、“明说与暗说vs 直接与间接”（第三节）、“增与删vs 繁与简”（第四节）、“融合与提炼”（第五节）。

指出口译解释中的阐释或疏解法，可以使语体更口语化、平实化、简易化，以利于听者接受信息和解码。

指出“若即若离”的伴随翻译优于“亦步亦趋”的同步翻译，并用麦奎尔的传播效果论进行了论证，口译员应善于进行分切、拆译，善用汉语流水句。

口译中“能直接、明确地表述的原语话语尽力采取同步—伴随法”，对含有隐含意义的原语话语可以采取“暗说明译”。

口译员在遇到叠床架屋式、浮夸虚饰性结构和程式化、套语式、拖沓冗赘的表述时应删繁就简。

口译员要善于运用融合与提炼的口译方法，提出了听觉筛选—完形整合—伴随表达的提炼步骤。

在这一章的论述中，对于每一种口译方法作者既进行了举例说明，又不同于一般口译教材仅限于方法加实例，他始终紧扣口译传播特征，着眼于强化口译跨语言文化的社会传播功能，运用相关理论进行论证。

比如，在第六节中，著者阐释了口译方法论的关键是语言感应力，运用palmgreen 氏“GS-GO 期望值循环”模式论证了口译方法论的价值标准，指出“挑平易的词、用平易的句、说平易的话”是口译表现法的基本要诀，口译员要善于“通变”，“拿出一切权益之计来”。

用这样的行文方式来探讨口译的方法论，充分显示了刘先生深厚的学养与丰富的实战经验，使得《口笔译理论研究》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综合以上阐述和分析，我们发现刘宓庆的口译理论
基本框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第一，具有首创性。

笔者在卓越网上查找含“口译”二字的图书，共找到420部，其中大多数是教材或考试辅导用书，专著仅有16部，且都是2005年以后出版的。

而刘宓庆的《口笔译理论研究》早在2003年9月即获得书号和出版权，2004年1月已经出版了。

由此可以断定《口笔译理论研究》至少在国内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口译理论的专著。

第二，具有整体性。

该书以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为口译研究的指导思想，并构成贯穿全书的理论主线，体现了作者学科构建的哲学高度和口译理论架构思路的整体性。

第三，具有开放性。

该书采用了最新的语言学、传播学、符号学和认知科学的新成果新发展，体现了著者明确的跨学科意识以及开放的学术视野。

在口译本体论、认识论、对策论、方法论等方面的论证中各学科理论交叉其间，体现了口译理论研究的多维性与复杂性。

第四，具有操作性。

对策论、方法论中注重经验描写和操作方法的探讨，使这本理论著作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当然，刘宓庆的口译理论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不够全面。

如按照著者在第六章中对翻译研究的多维化、整体化格局的设想，口译整体框架还应包括口译的效果论、口译的价值论，但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著者对这两个方面并没有作专门的论述。

第二，不够厚实。

著者借鉴了诸多西方学科理论知识如传播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语言学、翻译学、文化学等，却缺乏西方口译研究的对比参照。

如能借鉴相关理论对著作有关问题进行深入阐述，将会使读者感到更能全面把握口译理论研究的全貌，也将会使该书更加厚实。

总之，《口笔译理论研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重要的翻译理论著作，奠定了我国口译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标志着我国口译理论初具雏形。

参考文献：
［1］刘宓庆.口笔译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审稿：贺显斌
责编：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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