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林杨之争_与后发国家经济长期发展

林杨之争 与后发国家经济长期发展

高传胜刘志彪

内容提要 林杨之争 ,是一场在战略级别上有关后发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的重要论辩。杨小凯有关后发劣势的提醒着实是一片良苦用心,但其激进式改革思路却又值得商榷。林毅夫基于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辩驳让人称道,而其主张通过外生比较优势来利用后发优势的观点却也有待完善。本文认为,后发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靠的是基于自身而言的持续不断的累积创新,这种累积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实践中对无数些微问题的发现、解决意识和解决方式,即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各个层次的主体特别是微观经济主体不断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累积性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就是要激发国民参与发展的热情与潜力,国民经济的发展,说到底就是全体国民的发展。此外,本文认为,并不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能够持续不断地推进后发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或战略。

关键词后发劣势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林杨之争 及其评介

杨小凯(2000,2003)根据后发劣势理论,提醒我们注意,后发国家虽然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变革的情况下,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超越,但这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倾向,从而给经济的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还会使经济的长期发展遭到失败。根据其思想推演,后发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应该实行 由难而易 的战略,即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特别是应该首先模仿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这样才能获得后发优势!。

针对杨小凯的观点,林毅夫(2003)基于内生制度变迁理论提出,英美式共和宪政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否充分利用 后发优势 ,关键在于发展战略的选择,即在于通过政府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因内生要求产生变革的动力时才能真正奏效∀。

我们认为,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国家应该首先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以抑制国家机会主义的用心,着实是良苦的,这也正是后发劣势说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其中的有些观点却是需要条件的,因而有待商榷。

第一,主张先难后易的激进式改革思路,在操作方面有着很大的难度以及过于集中的政治风险,不太符合饱经政治磨难冲击之后的中国人求稳怕乱、偏好稳扎稳打的心态。况且,弄不好还可能破坏当前经济发展的稳定大局,进而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毕竟,经济发展是一个累积过程,而不是一个时点。我们不能指望把经济发展的所有隐患都排除掉之后,再来一个 大冲刺 式的发展;恰恰相反,经济发展是一个通过不断累积的创新过程,表现为各个层次的主体逐渐解决自身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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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所遇到的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过程。

第二,他所推崇的英美式宪政体制,是否真正能够抑制国家机会主义,并一劳永逸地促进经济长期发展,也非常值得怀疑。毕竟,英国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序列中已经出现了落伍的征兆,它是否能再现雄风,我们还无法印证。而美国的经济发展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它也有相对衰落的时候,如上个世纪80年代,它不是就曾遇到日本经济的严重挑战吗?因此,我们不要指望着一种制度,包括共和宪政制度,能够持续不断地推进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经济的长期发展只能依靠持续不断的累积创新来推动,虽对后发国家而言,这种创新很可能是通过 干中学 而来的模仿创新。

第三,一种制度安排,无论是模仿学习来的还是自主创新的,能否真正奏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传统、国民素质等多方面因素。从确保一种制度安排能够真正奏效的角度看,它的确必须是内生的,虽然这种制度安排本身是可以通过模仿学习得来,但是制度模仿的实际效果是有条件的,结合自身的条件进行累积性创新最为重要。上个世纪50年代后的日本,在经济发展方面通过无数的模仿式累积性创新,创造了 日本奇迹 ,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而国内某些改革一味模仿国外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自身的环境,因此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其中公司治理方面的制度安排就是非常显著的一个反例。

制度建立是一个取决于路径依赖的积累过程,也是一个复杂和渐进的过程。制度因时因地而异,而且还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冲击的影响。制度安排并不像技术那样,可以通过直接模仿拷贝而产生效果。它需要一定的 土壤 和环境基础,需要与迁入地的 土壤 环境有一个适应和磨合过程,否则是难以成活和生效的。具体到宪政体制建立,道理也是如此。

近代宪政是从中世纪的欧洲孕育萌芽的。尽管人们习惯于把中世纪的欧洲冠以 黑暗的 前缀,但是,与古代世界比较起来,中世纪仍然有三项新的因素有助于近代宪政的出现,这就是基督教伦理的基本原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泛日尔曼民族关于契约的政治理念,以及英国的议会制度。没有这些营养成分做基础,中世纪的 土壤 也是培养不出近代宪政的。而英国虽然连一部成文宪法都没有,但客观上却是对人类宪政贡献最大的国家,原因之一就是其 土壤 中包含着特定的阶层结构。

众所周知,所谓宪政,就是指政府的一切行为是以被授予的权力为范围的,即是指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是被民意所限制的。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正如一头在笼子之外的老虎,是非常危险的,它可能为善,却更可能作恶。宪政就是把权力这头老虎降伏在民意的笼子之内的办法。杨小凯不是也期望通过宪政体制改革来抑制住国家机会主义的泛滥嘛。

第四,制度虽然很重要,但也不能过分迷信其作用,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人本身比制度更为重要。毕竟,制度要靠人来执行。人是有主观能动性,而且还在不断地学习进步,因而是动态的,但制度却是静止的。指望通过一种静态的制度来约束住动态的人,除非设计制度的人是先知先觉,否则是不可能的,人与制度之间存在着动态博弈,此其一。其二,对于存在着多元主体的现实社会生活而言,设计出精巧的制度规则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像 分西瓜的人不能先选西瓜 这样精巧的制度规则是很少见的。其三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普遍存在。例如分西瓜的博弈,如果分西瓜的人具有信息优势,他知道西瓜哪部分好和哪部分不好,而其他人并不知道;或者说,这里的 西瓜 是一种经验性商品#,分瓜的人有经验,而其他人却没有。那么,在分瓜的时候,占有信息优势的分瓜人,很可能会通过制造假象来诱惑先选的人去选那不好的部分,而好的部分则留给了自己。因此,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普遍存在,也会影响被许多人所信奉的制度的重要性。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共和宪政体制虽然是一种权力制衡制度,但对其功效,仍然需要动态地看,不要过于迷信其重要性。

第五,宪政体制改革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需要内生化,因而不可能一蹴而就。制度模仿由于受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要比技术和管理模仿更难,这也是为杨小凯所认识到的。那么,理性选择自然是首先进行技术和管理模仿。总不至于坐等制度模仿成功再进行技术模仿吧,那岂不是要错失发展的良机。况且,发展还会内生出制度变革的要求和土壤。这对制度变革来说,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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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