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_新增长理论发展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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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
——新增长理论发展述评
朱 勇 吴易风
本文在简单考察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对新增长理论的各个分支逐一加以评述,据此得出了对新增长理论的总体评价。
文章认为,新增长理论对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
长的决定因素的理论说明,以及对技术进步实现机制的详尽分析,填补了西方经济理论中
存在的空白,能够较好地解释一些方面的经济增长事实,对各国政府制定增长政策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新增长理论在其框架结构、分析方法和生产函数的构造方面还存在
一些严重缺陷,表明这一理论虽然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但其进步还是有限
的。
作者朱勇,1968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工作人员;吴易风,193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增长理论,有时又称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
西方学者通常以保罗・罗默1986年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卢卡斯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的发表作为新增长理论产生的标志。
在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主要有:P1罗默、R1卢卡斯、G1格罗斯曼、E1赫尔普曼、R1巴罗、P1阿格亨、P1克鲁格曼、阿尔文・扬、L1琼斯、S1雷贝洛和G1贝克尔等人。
格罗斯曼主编的两卷本《经济增长:理论和证据》是新增长理论的代表性论文集。
新增长理论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共同接受的基本模型。
确切地说,新增长理论只是由一些持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增长模型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
其各个增长模型包含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的观点是新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
大多数新增长理论家都
中国社会科学 1999年第1期
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因此,大多数新增长模型都着重考察技术进步得以实现的各种机制,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产品品种增加、产品质量升级、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模仿等。
对技术进步实现机制的分析是新增长理论的又一特色。
本文在简单考察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对新增长理论的各个分支逐一加以论述,最后对新增长理论作出总体评价。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和新增长理论的产生
在新增长理论产生之前,西方经济学界长期占据正统地位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
索洛等新古典增长理论家认为:在没有外力推动时,经济体系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
只有当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或外生的人口增长时,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存在的缺陷是:首先,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方面将技术进步看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将其排除在考虑之外,这一假定无疑使该理论排除了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没有影响,但是经济增长的事实告诉人们,政府的一些政策不仅影响收入水平,而且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这说明新古典增长理论与经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第三,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将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各国增长率存在趋同倾向,而现实中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却存在广泛的差异,并不存在增长率的趋同倾向。
新增长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自70年代起长期陷入滞胀,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严峻的现实迫切要求经济学家开出相应的政策药方,以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从70年代开始,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相继取得了持续的高增长,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下与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形成的鲜明反差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警惕和关注,促使一些经济学家将注意力转到经济增长问题上来。
他们在增长问题上的研究努力最终导致了新增长理论的产生。
二、外部性、收益递增和经济增长
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是由阿罗(1962)建立的。
由于不满意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看成外生变量,阿罗假定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即投资产生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其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生产率。
据此,阿罗将技术进步看成
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
由经济系统决定的内生变量。
在阿罗模型中,总量生产函数可以写成:
Y=F(K,AL)
式中知识存量A=K v,v<1;知识是投资的副产品;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而每个厂商的生产技术则是规模收益不变的。
阿罗模型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
由于阿罗假定全经济范围内存在技术的溢出,因此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善。
阿罗模型的缺陷是:在该模型中,经济增长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当人口增长率为0时,不存在任何经济增长。
这一结论显然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不符。
另一个重要的内生增长模型是由宇泽弘文(1965)提出的两部门模型。
宇泽通过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生产人力资本的教育部门,将索洛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化。
在宇泽模型中,尽管不存在收益递增,也不存在任何外部性,但由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线性的规模收益不变的形式,并且经济中不存在任何固定的生产要素,因而经济将实现平衡增长。
罗默(1986)承继了阿罗用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
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中,v可以大于1。
当v=1时,经济将沿着平衡增长路径增长;当v>1时,经济也存在竞争性均衡解,这时人均收入增长率将持续上升。
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中,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
罗默假定: (1)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因此知识是经济系统决定的内生变量;(2)知识具有溢出效应,任何厂商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
罗默认为,知识溢出对于解释经济增长是不可缺少的。
知识溢出的存在造成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偏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罗默开出的政策药方是:政府可以向生产知识的厂商提供补贴,或在对知识生产提供补贴的同时对其他生产课税。
这些政策能够对私人厂商生产知识产生激励作用,诱使一部分生产要素从消费品生产部门流向研究部门,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罗默模型强调知识的溢出效应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卢卡斯模型(1988)则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既具有内部效应,又具有外部效应。
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指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可以给他自己带来收益;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指个人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但个人并不因此而获益,因此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就是指人力资本所产生的正的外部性。
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不能给人力资本拥有者带来收益,个人在进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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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积累决策和时间分配决策时不会考虑对其生产率的影响。
除了假定存在全经济范围的人力资本外部性这一点以外,卢卡斯模型与宇泽模型是类似的。
在卢卡斯模型中,经济不需依赖外生力量(如人口增长)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积累。
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对于理解经济的实际增长进程都是重要的。
根据卢卡斯模型,穷国将永远较穷,尽管穷国的人均收入长期增长率与富国相同。
一方面,由于存在全经济范围的人力资本溢出,经济在实现持续增长时将伴随着资本深化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经济增长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人力资本的投资将过少。
卢卡斯根据这个模型解释了现实中存在的资本和劳动均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现象。
发达国家由于人力资本水平高,它的资本边际效率和简单劳动者的工资都较高,物质资本生产的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
与罗默、卢卡斯的观点不同,巴罗(1990)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政府服务(如基础设施建设)使生产呈现规模收益递增,使经济得以实现内生增长。
巴罗模型包括两个模型:公共产品模型和壅塞模型,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政府活动。
在公共产品模型中,巴罗假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即政府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这样,(1)政府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它对于私人厂商而言相当于一种外部经济。
(2)经济可以实现平衡增长。
当政府采取比例税制时,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当政府采取平衡预算政策时,政府可以通过规定适当的政府支出水平和采取一次总付税制使经济沿最优增长轨道增长。
壅塞模型假定政府产品具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确定适当的比例税率,使分散化均衡增长率等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这时政府若将比例税制改为一次总付税制,将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外部性条件下的增长模型出现最早,这类增长模型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一分支的内生增长模型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外生的假定,转而在技术内生的假定下考察经济增长的决定。
在说明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罗默、卢卡斯等人都假定技术具有全经济范围的溢出效应,外部性的存在使总量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收益递增。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储蓄倾向的变化对经济不具有长期影响,并且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
罗默、卢卡斯等人则认为,技术进步是由生产新知识的资本积累决定的,储蓄倾向的改变将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
应该说,罗默、卢卡斯等人的技术内生假设及储蓄变化具有增长效应的观点更符合实际。
第二,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一些经济增长事实。
索洛承认,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各国增长率存在的广泛差异。
而根据新增长理论,各国的增长率可以存在持久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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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新增长理论具有比较丰富的政策内涵。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对于关于旨在改变增长率的松散讨论泼了一盆凉水。
”①而在外部性条件下的增长模型中,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分散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提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尚存在一些缺陷,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之处:
首先,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
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总量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性质。
新增长理论对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键修正在于将技术因子A看成是经济的内生变量,这样在新增长模型中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
但是,规模收益递增假设至今尚未得到很多经验分析的证实,这使新增长理论像新古典增长理论一样,仍然处于“寓言”阶段。
而且,有的新增长模型关于生产函数的假设过于苛刻,如巴罗的公共产品模型假定产出是关于资本和政府服务的收益不变函数,即政府服务对产出的贡献份额同劳动对产出的贡献份额恰好一样大。
这种假设很难让人满意。
其次,外部性条件下的增长模型假定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完全竞争假设使各模型可以运用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分析法考察经济增长问题。
毫无疑问,外部经济分析法是一种有用的分析方法,但这一分析方法是否具有较大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85)认为,外部经济分析法不适用于分析大多数收益递增的情形,企业范围的内部经济较之外部经济远为重要;普雷斯科特和博伊德(1987)认为,当知识溢出对经济具有重要影响时,经济将出现相应的制度安排使这种外部性部分地内部化;琼斯和真野惠里也认为:“虽然大多数研究者同意,存在局部水平的外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总技术显示类似的行为特征。
”②
第三,这些模型对内生技术分析不够,致使有些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
卢卡斯模型将所有的技术进步均视为人力资本的增加,因此一些非蕴含于人体的知识和技术也被看成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的概念可能过于宽泛,从而使对它的测量成为不可能。
问题最严重的是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
罗默认为知识既具有内部效应又具有外部效应,这实质上是指出了技术商品的两个重要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
但罗默没有作进一步研究,就采用了完全竞争假设勾勒增长模型。
事实上,技术商品的两个特性决定了说明内生技术进步的较好分析框架是垄断竞争框架。
德斯高塔(D asgup ta)和斯
①
索洛:《经济增长论文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②Jones,L.andM anuelli,R.,1997,“T he Sources of Grow th”,J ou rnal of E cono m ic Dy nam ics
and Control,V o l.21,p.76.
中国社会科学 1999年第1期
蒂格利茨(1988)的研究证明,一种非竞争性的投入如果是部分排他的,分散化均衡将不可持续。
这一结论对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来说是灾难性的,它表明罗默模型只能说明非意愿技术进步下的经济增长。
为了说明意愿知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放弃完全竞争的假设。
第四,这些模型仍不能解释一些经济增长事实。
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具有递增趋势,大国比小国增长更快。
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大量经验研究的证实。
相反,富恩特(1997)的研究表明,当其他条件都相同时,世界经济存在着趋同倾向,不发达国家将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
对于世界各国经济是否存在趋同倾向,西方学者至今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这至少说明新增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
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的上述缺陷说明,这些模型并不完善,尚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然而,这些研究毕竟是摆脱新古典增长模型所跨出的重要一步,后来的新增长理论家正是沿着罗默、卢卡斯等人的思路继续探索经济增长的奥秘的。
三、凸性增长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的凸性模型,有时又称线性增长模型、渐进动态模型。
这一新增长理论分支的主要特点是用资本积累说明经济的内生增长。
新增长理论中属于凸性增长模型的主要有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
琼斯-真野模型像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假定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的,或者说生产技术是凸性的。
他们认为凸性生产技术足以保证经济实现内生增长。
琼斯和真野惠里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A・K+F(K,L)
考察个人的储蓄决策可以知道,如果利率刚好等于贴现率的倒数,个人将维持原有的消费和储蓄模式不变,这时将不存在经济增长;如果利率始终高于贴现率的倒数,存在促使个人牺牲现期消费以增加未来消费的激励,个人对经济激励的反应是增加产出。
因此经济增长的实现条件是使利率始终高于贴现率的倒数。
由于经济的非套利条件要求利率等于资本边际产品,经济增长条件可以表示为资本边际产品始终高于贴现率的倒数。
在琼斯-真野模型中,没有税收时的均衡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经济将渐近地趋于平衡增长路径,经济的稳定增长率既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又取决于消费者偏好。
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能通过影响储蓄意愿和折旧率而影响经济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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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长率;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是由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引起的;政府的税收政策一般将造成经济的扭曲,使竞争性均衡不再是社会最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应实施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雷贝洛(1991)发展了宇泽模型。
雷贝洛认为,宇泽模型关于教育部门的线性生产技术假定就足以保证经济能够实现内生增长,并不需要引入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概念。
雷贝洛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考察了经济中存在不可再生要素时各类资本品在经济增长率中的作用。
该模型认为,为了使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经济中必须存在一类核心资本。
所谓核心资本是指这样一类资本,即不可再生要素对该类资本品的生产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即使消费品和其他资本品均由不可再生要素生产,而且经济不存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但只要经济中存在核心资本,资本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内生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
经济的稳定增长率取决于核心资本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消费者的储蓄意愿、折旧率以及经济的工作总时数。
因此,一国劳动者越勤劳、储蓄意愿越高、生产技术水平越先进,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雷贝洛也将增长率的国际差异归因于各国实施了不同的经济政策,认为那些收入税率较高及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较低。
他还认为:对非核心资本品征税像对消费品征税一样,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核心资本品的生产征税,将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政府应减免核心资本生产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在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中,凸性增长模型是一类比较特殊的模型。
从新增长理论的创立和发展看,新增长理论的主流思路是将技术进步看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但是凸性增长模型认为,即使不存在任何的技术进步,经济也可以实现内生增长,资本积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不过,凸性增长模型与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的差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在罗默等人的新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是私人厂商进行投资的结果,因此技术进步必然伴随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
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是通过资本的不断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的。
凸性增长模型对于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见解,是新增长理论中的一类重要模型。
凸性增长模型的优点表现为:
第一,凸性增长模型都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为政府制定增长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琼斯-真野模型和雷贝洛模型都认为,各国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是导致增长率存在国际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了推动本国经济增长,政府应制定一些促进资本积累的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
雷贝洛模型意味着,生产核心资本品的部门可视为经济的增长点,政府应对该部门实施税收减让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
这些观点无疑对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二,凸性增长模型可以解释一些经济增长事实。
在琼斯-真野模型中,各国经济增长率呈现出有条件的趋同倾向,这一结论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证实。
雷贝洛模
中国社会科学 1999年第1期
型可以解释伴随经济增长过程而出现的穷国向富国移民的事实。
第三,由于凸性增长理论普遍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益不变假设下考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此这类模型具有结构简单的优点。
这一优点给计量分析提供了便利。
因此,凸性增长模型为经济学家进行经验分析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可操作框架。
凸性增长模型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凸性增长模型过分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
这在琼斯-真野模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该模型完全忽略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雷贝洛模型沿用宇泽模型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思路,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联系起来。
但是雷贝洛模型对技术进步的考察是很不充分的。
事实上,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已经得到了众多经验研究的证实,忽视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凸性增长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第二,凸性增长模型赖以建立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
琼斯-真野模型的所有论证都基于资本边际产品不会无限递减的假设,至于是什么原因使资本边际产品始终维持在一定水平上,琼斯和真野惠里却几乎未作说明。
因此该模型在最需要加以解释的地方却没有作出解释。
雷贝洛模型同样存在问题。
该模型的核心假设是认为经济中存在一类核心资本品,不可再生要素对这类资本品的生产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如果经济的人口规模不变,劳动投入就可以被视为一种不可再生要素,那么经济中哪一种资本品的生产不需要劳动投入呢?至少这在目前尚不可想象。
因此,雷贝洛模型这一核心假设的现实性存在问题。
四、分工与经济增长
将分工看做经济增长源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
阿林・扬深化和发展了斯密的这一思想。
扬认为,斯密只考察了分工的一种形式,还存在其他的分工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分工形式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增加,即经济中出现新的中间产品,初始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链条加长。
因此,存在着两种分工观:其一是认为分工意味着经济的多样化,分工表现为新行业的出现及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
分工经济是一种多样化经济。
其二是认为分工表现为工人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生产一种产品,即工人专业化程度的加深。
分工经济是一种专业化经济。
确定了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说明决定分工的因素。
斯密从需求方面找原因,认为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
扬进一步指出,市场容量本身又是由分工水平决定的,因此研究经济增长就归结为研究经济系统中分工的动态变化。
斯密和扬的思想对新增长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
上述两种分工观在新增长模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