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空间到文学空间

从生活空间到文学空间

空间”批评及其可能性

以薛燕平《琉璃》为例: 空间型小说与“外面之人”

葛红兵

空间不仅是存在的容器，还是存在本身: 它对存在具有奠基作用，所谓的“存在”就是出场，所谓“立场”是在场者立于场中的位置，所谓“观点”是在场者观察场域的出发点，所谓“地位”是共在者在场中的相互关系,, 一句话，存在奠基于空间，受空间规定。按照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观点，传统国家（State）是

i 建立在血缘联系和空间地缘上的共同体（而Nation 则是脱离了此种血缘地缘性共同体的诸个人或曰市民构成的，破除了等级制度，将之做了民主化、自由化、个人化改造之后的产物），可见空间在传统国家政治中承担者极其重要的功能空间充满传统国家赋予的政治属性。

在薛燕平的新作《琉璃》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三个主要空间

胡同

乡村校园

胡同是《琉璃》的主导空间。乡村和校园分别为胡同的“流放地（受难地）”、理想地（升华地）”，受到胡同驱逐的去乡村下乡，下乡者无一例外渴望回到胡同里

来，而在胡同里的又渴望通过升学考试，离开胡同，去理想之地校园，“胡同——乡村——校园”构成了一个空间的三角关系，它是“人间——地狱——天堂”三角关系的隐喻。

胡同里出生的小说主人公老二被下放到乡村（放逐之地）之后，努力的目标是回

到胡同（人间生活空间）; 而留在了胡同里，没有下放、被逐的大玲，她的目标则是

通过考试去校园(理想空间) ，她考试成功，如愿以偿地去了校园，离开了胡同，不幸的是，最终她又因生活问题被理想空间驱逐，只能再次回到胡同里来。从放逐之地回胡同，老二是主动的，而从理想之地回胡同，大玲却是被迫的，和大玲一起考上大学的吴蔷、杨小宁、建平，离开胡同之后，就不再愿意回来，建平离开胡同上了北京大学之后，几乎和胡同断绝了往来——他甚至不愿意回来看看依然在这里生

活的哥哥和奶奶等亲人，就是例证。这说明了胡同作为空间的政治属性: 它在乡村等放逐空间之上，在校园等大院上层空间之下，在上、中、下共和国三个等级化空间之中，它

居于中间环节。这种等级结构规定了它的“中间态”、“过渡态”空间属性: 它是被逐者日思夜想的人间家园，又是身居其中者渴望逃离的低贱贫瘠之所——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国家政治赋予空间的三层等级结构。小说的结尾老二到香港继承遗产并讨论拆迁和卖掉胡同居所，胡同的消失意味着随着中国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带来了空间的现代化——胡同空间作为

一种政治等级空间的意义正在消失。

在薛燕平的笔下，胡同这个空间是由两位老年女性“执掌”( 我这里所说的执掌并非“执掌”，后者的意味有主动掌握、缔造等隐含含义，而在我看来，姥姥和奶奶们并不能充当这种主动者的角色，他们更多地是被动掌握、代表、延续某种既有的空间秩序，简单地说胡同空间缔造了她们，她们则又反身成为其延续者): 老二奶奶，大玲姥姥，二老又非常奇特地都是丧偶的寡居老人。这让我们想起《红楼梦》中的贾母，曹雪芹为什么设置贾母为大观园的执掌者, 也许日常生活的执掌就是应该如此，它游离在主流政治力量之外，也游离在男权之外，应该由女性执掌，它具有日常生活中心的属性，而对政治有天然的偏离。胡同作为空间的“政治属性”和大观园有相当的相似性。胡同具有日常生活为中心的特点，在国家政治格局中是比较边缘的空间，它的一部分属性是游移在主流政治之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薛燕平的笔下，胡同可以收留被主流政治驱逐的人( 大玲怀孕被学校开除回来），它比主流空间（学校、军队、政府大院等）宽容，这种宽容，一方面可以说是

它有容乃大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它藏污纳垢的一面——这里也生活着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极其贫乏的“外面之人”——那种没有灵魂，或者缺乏灵魂反思的人物。其实老二就是这样一个人。

胡同作为生活空间它保留了某种民间生活的传统质素，不仅它的现实生活流是由女性执掌，物质的层面由女性长者（奶奶和姥姥）控制，其实，它的精神层面，道

德观、生活观、生命观等等，都由老一辈女性执掌——奶奶和姥姥具有某种双重的权威，这是胡同作为特别空间能够保留社会传统的原因——我们看到了薛燕平对这种传统的钟爱和重视，这里的屋子、树木、食店、委托行等等，有形的，她描摹复原得那么细致，而吃的方式、住的格局、食店的开法，人物的言语（甚至包括骂人的言语）都一一描摹。我们看到，作者对这种老派生活的物质层面很精心，但是，

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种物质的实在的层面，而是深入到它的内

里，胡同这个空间的内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 它的开放和封闭、它的缓慢的新旧演替，等等，作者对它的运作的节奏和规则的揭示也很精心——她是在展示和挽留一种生活样态——只有在北京的胡同空间里才有的生活样态。

事实是，空间的改变，正在迅速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薛燕平在它的《琉璃》不断地暗示，胡同空间下传统生活样态的崩溃，尽管这种崩溃是缓慢的，不自愿的，被迫的，主流空间通过各种政治手腕挖走里胡同里最优秀的年轻人，而老年人则在死亡，奶奶/ 姥姥的死宣布着胡同空间的精神死亡，她们是胡同的精神，她们死了，胡同的精魂没有了，胡同空间在物理上的消溃就近在咫尺。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

容器，它是社会政治角力的产物，“社会空间是一种被用来使用的产

也是一种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脉络，叠加着社会、历品”，

史、空间的三重辩证。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其生产。列斐伏尔说: “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包括那些

ii 通常意义上被我们所理解的社会，都生产一种空间，它自己的空间。” ?1

奶奶、姥姥们天然地附着于她们的空间，也带走她们的空间。在共和国上、中、下三级等级空间中，胡同是唯一能容留奶奶和姥姥们的空间，这个空间不受主流政治的主宰。

小说写到老二奶奶供奉黄鼬的细节:

大玲随老二奶奶进了北屋〜见屋中间的条案上竟烧着香…… ,奶奶,对大玲说：

这两天闹得凶〜拜拜它〜让它消停消停。……刚说完话〜突然抬起头〜对着房子顶棚大声说：行了吧〜这两天好吃好待诚的〜也该知足了〜到别人家去吧

主宰着胡同这个空间的意识形态和黄鼬崇拜相关，在大玲看来这是封建迷信，但是，在老二奶奶看来，黄鼬的存在是真实的，它主宰着胡同空间里所有人的生

活。明着看，老二奶奶和大玲姥姥控制着胡同空间的运行秩序，实质上呢, 二老背后是“黄鼬”，那个神龙见尾不见首的“神”，那个时候，天安门的城楼上挂着毛泽东的像，而在胡同里，老二奶奶却供奉着惹不起、避不开的黄鼬，胡同有它完全不同于主流空间的隐秘逻辑和意识形态——它不为单个的人左右，也甚至不为每个有限的时代里的阶层、阶级左右。

不是胡同的物理格局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样态，而是这种完全不同于主流政治样态的生活方式、隐秘的生活逻辑决定了胡同的物理形式，它本就该如此被造，之后它又造就老二、大玲、奶奶、姥姥等所有人和他们的生活。胡同空间对应的是这样

一群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里面流淌的是这种日常生活不同于乡村（流放地），也不同于大院（理想地）的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

胡同的边缘处境来自这样的尴尬：一方面，它的日常性、暧昧性，使得它天然地不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亲近，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进入胡同的渠道打开着，但是，

那些真正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人，都是以离开胡同为目的的，最后留下的依然是胡同空间本身所固有的，它不为所动; 另一方面，胡同的民间属性，某种封闭性、滞后性，又使它天然地处于消费社会的边缘——老二买了汽车和大哥大，但是，大哥大用了没几天，就放进抽屉，再也不用，而汽车只能让它停在胡同里，

上面布满了灰尘，消费不可能成为这里的主神——在胡同这样的空间里，一个消费主义者没有他可以显身的“场域”，胡同的消费和胡同连在一起，是芥末鸭掌、笋丝、是锅贴、是家常的炒肉丝，等等。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胡同在共和国空间结构的政治版图上就这样安下它的根，它根植于中国空间政治的隐秘逻辑——崇拜黄鼬的胡同和天安门广场共存，被保持、保存下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