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史说苑

从《东洋史说苑》重新审视桑原骘藏的中国观

11级历史师范二班 15110230 雷晓凡

摘要：长久以来，诸多国内学者由于各方面因素对于日本东洋学家桑原骘藏有着厌恶和抵制的情绪，他的代表作《东洋史说苑》饱受部分中国学者出于民族情感上的批评和诟病。本文试图尽可能客观地从《东洋史说苑》入手，以著作言论浅析相对最贴近原貌的桑原骘藏中国观并稍作评述。

关键词：《东洋史说苑》；桑原骘藏；东洋史；中国史；京都学派

前言

在专业选修课“中国思想史专题”上，业师李济沧为我们介绍了日本研究中国学的杰出代表京都学派。笔者对于京都学派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参考资料《京都学派》的作者尤其对京都学派的代表学者桑原骘藏颇有微词。笔者深感质疑和好奇之余，在李老师的启迪下阅读了中华书局出版的《《东洋史说苑》中译本。之后的篇幅中，笔者便结合此版本简单分析一番桑原骘藏的生平成就、治学风格，并最终在此基础之上得出笔者认为相对客观的桑原中国观。

一、桑原骘藏及《东洋史说苑》的简单介绍

桑原骘藏（1871~1931），1871 年1月27 日出生于日本福井县敦贺，他的父亲名为桑原久兵卫，经营着一家和纸店。桑原骘藏是家中次子。桑原骘藏是家中次子，兄长名为桑原制一郎，弟弟为桑原贽三郎。桑原骘藏的小学和中学在京都府立中学度过，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有名的京都第三高中。高中毕业之后，桑原骘藏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汉学科，并且在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大学院（日文中的汉字“大学院”即中国的“研究生院”），师从那珂通世，专门研究东洋史。桑原骘藏擅长英语和法语，因此选择了在当时尚属冷门的东西交通史作为其主要研究范围。1898 年，桑原骘藏毕业，就职于东京第三高中，教授东洋史课程。同年，他自己在研究生期间开始撰写的第一部著作《中等东洋史》完成并出版。1899 年转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1907年4 月，桑原骘藏前往中国，开始为期两年的官费留学和研究。在这期间，他游历了陕西、山东、河南、内蒙古东部等地。桑原骘藏在途中以日记形式作了详细的考察报告邮寄给当时的文部省，

在《历史地理》杂志上分别以《雍豫二州旅行日记》（即《长安之旅》）《山东河南地方游历报告》（即《山东河南游记》）《东蒙古旅行报告》（即《东蒙古纪行》）为题连载。这些考察报告在桑原骘藏逝世之后由森鹿三等弟子进行整理，加上桑原骘藏游历期间的另外两篇短文《观耕台》和《寄自南京》，1942年由弘文堂书房出版，即《考史游记》。

1909年，桑原骘藏结束了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就任刚成立不久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东洋史第二讲座教授，负责东西交通史和风俗史的教学与研究。桑原骘藏用与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等人不同的世界史的眼光来看待东洋史，并凭借他在东西交通史和风俗史方面的研究在京都帝国大学站住了脚跟。当时内藤湖南担任第一讲座教授，因而桑原和内藤几乎成了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的代名词。1910 年，桑原骘藏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其后桑原一直在京都大学工作，直到1930年退休。1926 年，桑原骘藏因其《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通常简称《蒲寿庚考》）而获得日本学士院奖。1931 年5 月24日，桑原骘藏因肺病在京都塔之段町的家中去世，享年61 岁。

《东洋史说苑》是桑原骘藏生前出版的不多的著作中的一种，1927年由弘文堂出版，收集了作者较为通俗可读的短篇论文23篇，①作者自己将之分为文化、宗教、习俗、气质、人物、时事、杂纂七部分。后来此书收入《桑原骘藏全集》第一卷时，增补了21篇，分别散入原书的七个部分中。书中如时事篇中的《黄祸论》，宗教篇中的《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风俗篇中的《中国人食人肉的习俗》、《中国的宦官》，以及气质篇中的《中国人的文弱和保守》、《中国人的妥协性和猜疑心》，人物篇中的《秦始皇帝》等等，都是十分有影响的名篇。笔者参阅的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的《东洋史说苑》以《桑原骘藏全集》为底本，选择了其中尤其著名和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的篇目，虽然仍然沿用原书名《东洋史说苑》，但实际上是原书的选译本。

二、桑原骘藏之前的近代日本中国观

正如桑原骘藏本人是近代日本东洋史学的代表，桑原骘藏本人的中国观也是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的重要一部分。而理解桑原骘藏的

①关于《东洋史说苑》所收录论文篇数，钱婉约博士在其《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一书中提到是23篇，而《京都学派》一书作者刘正却在书中写到《东洋史说苑》共24篇。但是岩波书店1968年出版的《桑原骘藏全集》第一卷《东洋史说苑》的“辨言九则”第一则明确指出，《东洋史说苑》是收录了桑原骘藏本人论文中比较通俗的23篇而成的，因此《东洋史说苑》一书所收录的论文篇数当是23篇无疑。

中国观，尤其是其中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批评与研究，则必须要首先了解桑原骘藏所处时代对他的影响。

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军舰威逼日本开国，这就是著名的“黑船事件”。随着锁国政策的结束，在西方的商品、技术、科技传入日本的同时，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史观也传入了日本。1887年东京大学史学科成立，聘请师承兰克的德国史学家里斯讲授和传播兰克实证主义史学。当时的井坪九马三、重野安绎、白鸟库吉等教授，都是引进和实践兰克实证主义史学的先驱。兰克实证主义史学的传入让日本的史学家开始接触到“科学的历史学”。

除了兰克实证主义史学以外，西方学者的史观，尤其是中国史观在日本的史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西方学界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文明停滞论”，这种观点源于启蒙运动时代的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等人对中国文明与历史的否定。在这个观点中，中国文明基本被描述成一个停滞、落后、愚昧的文明。这种观点传入日本，使原来的崇尚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日本学者中的一部分开始通过另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甚至于中国历史决裂。

福泽谕吉是这类学者的代表，他的“脱亚论”更被认为是“遥承‘中国文明停滞论’，是近代日本蔑视中国、批判中国观念的始作俑者”①。在福泽谕吉的眼中，日本是正在朝欧美等文明国家的方向发展的半开化国家，而中国和朝鲜则是正在向非洲国家等野蛮文明退化的半开化国家。福泽谕吉认为，在西方国家的眼中，中日朝三国同为黄种人，同是东亚国家，同样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三者之间并无很大差距（东洋连带论），西方国家对待中朝两国的态度与评价，也就是对待日本的态度与评价。他认为，这一点会严重阻碍日本谋求在开国之后的新时代中的利益，因此日本若要发展图强，则必须要与中朝这两个“恶友”划清界限，并与西方的“文明国家”共进退，这也就是福泽谕吉在其《脱亚论》一文中主要表达的观点。为支持这一观点，福泽谕吉从中朝两国的国民和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两个方面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因此，《脱亚论》就成了日本近代思想界与中朝的绝交书。更重要的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它不仅与日本明治以来的领土扩张、发展国力、谋求日本的国际地位等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对后世的学者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桑原骘藏的中国观

桑原谈“东洋”即主要是谈“中国”，因此其著作成为中国人观①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