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知识界为何认同马克思

中国早期知识界为何认同马克思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建党初期的党员中，有一批一流大知识分子，其中一些还出身于社会上层家庭。如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出身于安庆名门望族；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家庭，本人在外交部任职，俄与水平数一数二，是个典型的文人；郭沫若出身于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他本人则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学问家。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汉俊年仅14岁就东渡日本求学，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被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称为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很少有人注意到，连后来的中山大学校长、考试院院长、国民党“文胆”戴季陶都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戴季陶名列第二。当年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广泛介绍共产主义，称赞马克思、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准共产党小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址就是戴季陶在上海的家。戴季陶甚至受托起草了党纲草案。

革命年代的共产党员中有许多出生于社会上层家庭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为了底层公众，他们与自己的家庭决裂，彭湃就是众所周知的典型。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在土改中，不少人承受着政治信念与亲情冲突的熬煎，严厉对待前来求助的上层家庭成员。

这个现象引起了一位朋友的思考，他查了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发起人，虽然也有知识分子，但多是中下层不得志者。中国这样由一流大知识分子发起组建共产党，似为孤例。

笔者未查过其他共产党的发起者，记忆中“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也是一个大学问家，但未查到他在当时俄国知识界中的地位和“家庭出身”，另外12月党人均出身于贵族。但无论如何，中国共产的筹组者和首批党员中，有许多一流大知识分子和出身于社会上层家庭者，这是确凿的事实。

原因何在？这位朋友请教了一批专家学者，却不得要领，虽然学者们承认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一个国家的一流大知识分子无疑是这个国家主流文化的承载者。不妨从主流文化的特征入手寻找答案。

一

中国传统文明的主流价值观是整体主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些尽人皆知格言反映了这种整体主义的价值观。于是“以天下为己任”成为读书人的潜在倾向。

这种倾向绝非无足轻重。经济学在西方被理解为“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

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其背后就是资本利润极大化。而在中华文化中，“经济”一词指的是“经世济民”。连国民党的元老于佑任都主张“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古名。”

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观是个体主义，正如秦晖指出的：

“现代化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常识了，它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力和个性价值的社会。”（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

在西方文明看来，“共同体本位”就是传统社会，而现代公民社会则是“个人本位”。于是瓦解共同体，是实现个性解放的前提，舍此就无所谓“现代化”。

在西方文明中，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个异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着眼于论证：这个经济体系从整体上看，不可能持续运行，必然因内部矛盾的积累而毁灭。这种着眼于社会全局的分析视角，对中国读书人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而汲汲于个人资本积累的“经济学”，不过是“教人挣钱的学问”，难免给人以“不登大雅之堂”的感受。这应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

二

整体主义与“大同”思想互为表里，“大同”思想集中体现在《礼记·礼运》中一段被人广为引证的文字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是“大道之行”的结果，在礼记的作者看来，“大同”不是一个“向往”或“设计”的理想状态，而是一个曾经真实存在的状态。由于“大道”不行，“大同”瓦解，才出现了替代的状态，这就是“小康”：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比较“大同”与“小康”，我们看到：

从所有制上看，前者是“天下为公”的公有制；后者是“天下为家”的私有制。

从公共事务看，前者是“选贤与能”的民主政治；后者是“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的专制政治。

从社会风尚看，前者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

的和谐社会；后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尔虞我诈、峙强凌弱。

从成员的社会生存状态看，前者社会对全体成员负责，“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成员自然对社会有认同感；后者“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于是维系社会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礼运》篇的作者认为，为解决这个问题社会才需要“礼”，“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显然，前者是整体主义，后者是个体主义。“大同”这种社会状态，对中国的读书人而言，既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事实，又是渺茫而值得不懈追求的未来。《礼记》是儒家六经之一，是当年所有读书人都要学习的经典，可见“大同”思想之普及。事实上，清末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民初孙中山对黄埔军官学校的训词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将中国与印度对比，或许更有启发。很多到过印度的人都注意到，事实上存在两个印度，一个是上层精英集团的欧化的印度，一个是下层平民集团的极端穷困的印度。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两个印度比邻而居，相安无事。这可能会让中国的精英集团极端羡慕：这才是和谐。而这种“和谐”建立在种姓制度基础上。

有关资料显示：印度的原住民是达罗毗荼人，他们曾创造出灿烂的哈拉巴文化。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属于印欧语系的许多部落，从中亚细亚经由印度西北方的山口，陆续涌入印度河中游的旁遮普一带，征服了当地原住民。由于雅利安人对达罗毗荼人的征服和奴役，以及雅利安人内部贫富分化的结果，在雅利安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就是种姓制度。

波罗门和刹帝利这两个高级种姓，占有了古代印度社会中的大部分财富，依靠剥削为生，是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吠舍是古代印度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也就是雅利安人的中下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

首陀罗是指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实际上处于奴隶的地位。在这样的制度下，原住民达罗毗图人一生下来就被告知自己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习惯了这一切，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雅利安人的特权理所当然。现在，原住民达罗毗图人已成为他们世代所生长的土地上的边缘群体、不可接触者，自己祖先曾创造的辉煌文明，对他们已是过眼烟云，了无记忆。

靠制度和意识形态让社会底层人群安于卑贱，这是印度社会“和谐”的根源。不要以为这只是文明中的个案，希特勒就主张：雅利安人是优秀人种，而其他人种则是不同等级的劣等人种。美国的创建者们，将非洲人掠到美洲为奴，直到南北战争结束，黑人才获得人的地位，直到上个世纪马丁·路德·金的时代，黑人们还在争取公民权。

划分僵硬的社会等级，除了依据“人种”外，还可有其他依据。1941年，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写道：

“西藏政治之腐败，官吏之贪酷，多出常人意料之外。……人民备受蹂躏，莫敢告讦也。惟寺院僧伽，独蒙优待。……故其人一经做僧，如登天堂；留为差民，如坠地狱。然其人受佛化已深，百凡痛苦，诿为宿业，无所怨诽。且以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