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视角下当代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探究

国家利益视角下当代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探究
摘要：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历程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可知道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经历了国家政治利益优先、经济利益为重和文化利益凸显的三大阶段。

目前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仍面临政策目标迷失、政策制定机构不统一、制定过程不合理等现实困境，为此我们应采取明晰政策目标、建立外语教育政策统筹协调机构、完善政策制定过程等对策，以使其完善。

关键词：外语教育政策；国家利益；完善
在全球化时代，外语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外语已成为国家谋取利益的手段之一，而外语教育政策作为政府解决外语教育问题所采取的行为和举措，是国家指导和干预外语教育的主要手段。

外语教育政策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进行规划，并以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终极文化目标指向。

一、语言(外语)与国家利益的深层关系
谈到国家利益，西方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曾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

国内学者阎学通提出，“国家利益是一切满足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

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

本文认为，国家利益是满足和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的总和。

国家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

物质利益是指国家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而精神利益是指国家文化利益。

国家安全利益是保证一个主权国家独立与生存的重要基础，国家经济利益是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国家政治利益是保证国家主权和人权的重要手段，国家文化利益是保护本土文化以及增进本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的基本因素。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国与国的交流日益频繁，国家文化利益正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

由于国家利益对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国政府都尽全力去维护国家利益。

语言作为传播价值观念的载体，是各国谋取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语言好比冰山，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其露出海面的一角，更大的冰体潜伏在海底，那是依托语言的文化构件”。

可以说，当前世界各国语言之争的背后是语言文化权力和国家利益的争夺。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在传播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递着价值理念和它所负载的政治文化，因此，语言可以称之为一种“软权力”。

具体来说，语言对内有凝聚力，可促进民族身份的认同；语言对外有影响力，可传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正是通过语言的“软权力”特征去实现国家利益的。

当前我国国民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吸收了部分西方的价值观念，但更多的应该是利用外语使国人更加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以便更好地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二、当代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历程之国家利益审视
由于语言(外语)与国家利益的密切关系，使得推动外语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显得至关重要。

而外语教育的规划是一项极其复杂的行为，每一项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都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国家利益。

著名语言学家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提出的语言规划行为的分析模式有助于我们分析我国每一历史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国家利益取向。

库珀的语言规划分析模式包括：谁是规划的
制订者，针对什么行为，针对哪些人，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出于什么动机；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决策过程，效果如如何。

根据此模式，我们可以对我国当代外语教育政策进行国家利益的审视。

1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前的外语教育政策：国家政治利益优先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

“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在这种舆论影响下，国家全面压缩英语教育，大力推行俄语教育，培养俄语人才。

1950年8月1日，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规定；初高中须设一门外语课，如有条件(师资、教材)等宜设俄语，但已授英语之班级，仍应继续授英语。

从这个教学计划可以看出，国家要积极推行俄语教育的决心。

从1949年至1951年短短两年间，全国设立俄语系和科的大学就从13所增长到34所，国家还成立了规模较大的俄文专门学校7所。

1952年3月10日，政务院颁发的《关于全国俄文专科学校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大力培养俄文干部。

从1952年起，我国的俄语教育有了迅速发展，社会上形成学习俄语的热潮，学习俄文的人数已相当可观。

但是，由于过度强调俄语教育，没有全面均衡地对外语教育进行规划，致使“外语教育片面发展，俄语发展过于迅速，超过实际需要，而英语教育不仅规模大为缩小，而且水平下降”。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开始出现分歧，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威胁和核威慑，我国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及时调整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并与西方国家以及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更多的外交关系。

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我国政府于1964年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首次把英语提高到学校教育中第一外语的地位，并建立了一批外国语学校。

但是，由于“文革”的到来，《纲要》并未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在“文革”时期，在“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谬论影响下，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外语教育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外语教育陷于停滞状态，这也是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外语教育经历从重视俄语、削弱英语，到恢复英语教育，再到外语教育受到重刨四个阶段，这些都是由于缺乏连贯性与整体性的外语教育政策导致的。

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是从国家政治利益出发而制定的，是与当时国家领导人的理想主义政治利益观紧密联系的。

2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外语教育政策：国家经济利益为重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经过拨乱反正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代。

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经济利益在党和中央政府的决策中得到了高度重视。

1979年10月，邓小平说道：“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

”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取向也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优先考虑的是国家的经济利益。

教育部于1978年8月28日至9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外语教育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

此次会议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国领导人摒弃了国家利益认知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加务实地从国家自身利益的发展出发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

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
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

可见，现实的经济利益远胜于意识形态因素给国家带来的有限的政治利益。

在此背景下，国家非常重视外语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我国的外语教育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懂得外语的经贸人才。

在这一时期，国家加强了中小学外语教育，扩大并新建了一大批外语学院、学校及综合性大学的外语系，先后颁布了《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综合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和《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等，设立了高校四、六级外语考试。

随着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日益密切，外语语种也得到了扩展，增加了日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语种的教育。

高校外语专业也开设了经贸英语、金融英语等非常受欢迎的学科。

外语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从入学、升学、求职到升职，外语都是必考科目。

一系列的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3全球化时代的外语教育政策：国家文化利益开始受到重视
目前，世界多极化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文化逐渐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此基础上，国家利益的内涵也发生了转变，各国纷纷从以往重视国家“硬性利益”转向对“软性”利益的关注。

所谓“硬性利益”是指国家经济利益、军事利益等维护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力量，“软性利益”主要是指能够大大增强国家吸引力和感召力、提升国家声誉以及政治影响力、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的国家文化利益。

我国自本世纪以来已加强了对国家文化利益的重视。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地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这表明了国家对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国家文化利益的充分重视。

为落实“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指导思想，适应新世纪的要求，教育部于2001年颁布了《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推进了小学英语教育，规定小学一般从3年级开始开设英语课程。

但实际上，一些发达地区，小学一般从一年级就开设英语课，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外语。

从这一时期国家颁布的外语教育政策来看，国家进一步提高了外语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加强了外语教育过程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但是，外语学习实质上是把“双刃剑”。

有利的一面是使人们增强了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了解，不利的一面是外语所承载的“文化帝国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理念，使人们逐渐漠视中华传统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文化利益的实现。

三、国家利益视角下我国外语教育政策面临的现实困境
外语教育政策作为指导国家外语教育的依据，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

尽管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里不断完善，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1政策目标迷失
政策目标是政策规划和政策执行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

政策目标的迷失直接导致政策规划和政策执行偏离正确方向，达不到应有的预期。

当前，我国的外语
教育政策目标迷失表现在国家过分强调外语(英语)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作用。

具体而言，从课程制定来看，全国上下，从小学生开始直至博士生，外语是一门必修课；从考试评价体系来看，小升初、初中会考、高考、考研和考博等外语是必考的一门课程。

政策的安排使得学生、学校、家长乃至整个社会都不得不对外语(英语)十分重视，学习外语所花费的大量时间挤占了学习其他科目的时间。

更为严重的是，外语(英语)学习热潮对于作为中华民族母语的汉语语言及其所承载的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带来了严重冲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旦认同了某种语言则认同了语言所承载的文化。

当前，英语教育的地位节节攀升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英语语言文化的霸权。

“子弹是征服物质的武器，语言是征服精神的武器”。

过分推崇西方文化必将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日趋衰落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日渐式微。

快餐文化、消费文化正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发展势头必然对我国的语言文化安全和语言文化主权构成巨大威胁，中华传统文化得不到弘扬和崇尚。

长此以往，必将损害国家整体利益。

2政策制定机构不统一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没有一个统筹协调机构从事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与规划。

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主体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大学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主体为教育部高教司，而职称外语政策的制定主体为国家人事部。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虽负责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但却很少涉及外语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外语的使用和教学。

由于政策制定机构的不统一，导致国家未能从战略高度对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宏观和全盘的考虑。

例如，外语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外语教育与母语教育的地位，外语在各级教育机构中的连续性，外语教育与国家安全，外语教育与国家战略协调一致，等等，都应统筹慎重对待。

外语教育政策统筹协调机构的空缺使得政策缺乏整体性和连续性，不利于国家外语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也使得外语教育无法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

3政策制定过程不合理
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制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政府官员往往控制着政策制定的全过程，政府的执政理念对政策制定有巨大影响。

而相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学术权威的建议和人民的诉求在政策制定中却常常被忽视，导致政策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充分维护国家的利益。

四、国家利益视角下完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路径
鉴于当前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所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1明晰政策目标，合理确定外语教育地位
在我国，外语是一门外国语言，它不是官方语言，也不是通用语。

外语教育政策的目标是使学习者通过对外语的掌握，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同时，通过外语的媒介把中国的汉语语言和传统文化传播到全世界，提升中国语言文化软权力，以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家良好的国防安全环境，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

因此，我们应科学合理地确定外语教育的地位，平衡母语学习与外语教育的关系，而只有摆正外语教育的地位，才能真正做到政策目标明确。

2建立外语教育政策的统筹协调机构
我国是一个学外语(以英语为主)的大国。

为实现外语教育的目标，国家可参考美国政府成立“国家外语中心”的做法，建立一个机构，统筹安排我国外语教育
的建设和发展，从国家战略高度制订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大学的外语教育的中长期规划，并使规划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

3完善政策制定过程
政策制定过程应变为“民众一学者一政府”自下而上的过程。

政策制定者应悉心听取民众对于外语教育的诉求，高度重视学者等相关技术人员的研究结果和意见，从问题出发，结合调查研究与论证结果选择政策方案，并召开听证会，以广泛征求民众意见，最后经过相关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总之，政策制定应是政府、学者、民众三者互动的结果，这样才能充分反映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