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验”和“小说新闻化”

“个人经验”和“小说新闻化”

作者：方岩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07期

“个人经验”之于小说的重要性，是个常识性问题；“小说新闻化”则是近些年小说创作中的一种病态。正是因为后者的病相愈发严重，从而使前者成为一个需要重新提起的知识。在2015年发表或出版的部分长篇小说中，有的成为这种病态的新案例，有的则在常识性问题上探索了新的可能，为这个文体挽回了尊严。

在2015年，路内与周嘉宁有过一次关于长篇小说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路内说：“我其实非常羡慕你写小说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曾经用过一个词来讲一个作家的自我照亮、通过自我反射世界，这个词叫心解，即用心去解释。”[1]路内谈论的虽然是周嘉宁的长篇小说《密林中》[2]，然而在我看来，“心解”其实是重提了个人经验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是对近年来长篇小说基本品格缺失的提醒。在这个价值观、审美趣味日益趋同的时代，如何重建个人经验与世界的关系，如何重申个人经验之于“虚构”（长篇小说）的合法性，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密林中》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凸显了自身的意义。

《密林中》是一部出色的作家精神自传。这部作品的卓越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周嘉宁执着于个人经验的反复书写，但是这种反复并不表现为具体情境中的某种情绪的凝视和放大，或者说，并不表现为在具体情绪中的沉溺和封闭。周嘉宁不断“反复”的是关于文学观念、关于写作实践的思考和调整，以及这些言行与自身生活状态、精神历程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这些绵密、繁复的个人经验实际上始终保持了流动性、开放性、探索性，只不过是以一种朴拙甚至滞重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这种形式表现出的叙事进程倒是非常符合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极其缓慢、艰难甚至可能倒退、停滞的成长过程；另一方面，虽说历史进程、社会文化构成等宏大因素确实不是周嘉宁的关注重点，然而我们依然能清晰地辨认出上述因素对其写作及其所要处理的经验形态的影响。例如，QQ，MSN等即时交流工具的聊天内容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对话描写，论坛成为小说中人物交流、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所等，触及的都是信息传播的方式、人际交流方式、伦理/情感表达方式、认知世界的视角/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在根本上则是关于具体历史情境的“总体特征”的感性认知。这在小说的物质层面表现为叙述语言、文体思维与社会文化构成的相互影响；在精神层面则表现为个人经验与历史进程中某个代际群体精神症候、生存图景的普遍性的关系。

学者张新颖看重的亦是《密林中》的上述特点：“（她）似乎一直深陷在她这一代人的经验里面，这一代人的经验当然首先是个人的经验，想象和虚构也是基于这样的经验。读她的文字，会强烈地感受到文字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才是写作发生、进行和持续的理由。”[3]可见，《密林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如何出色地将个人经验视角中的世界图景铺陈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即如评论家行超所总结的那样，“…个人‟即是…世界‟”[4]；而且在于，它的存在将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个很严重的病相映照出来。如张新颖所指出的那样：“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有大量的写作，我们看不到和写作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看不到写作的必

要性和启动点。倒不是说作品里面要有…我‟，而是说，写作者和写作之间，不能不有或显或隐的连接，哪怕你写的是外星球。”[5]事实上，这样的病例很容易在2015年的长篇小说中找到。

具体而言，我们反复谈论《密林中》无非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侧重“个人经验”的书写并不必然保证作品的成功，然而“个人经验”却关乎文学的本质。所以，当我们认为《密林中》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佳作之一时，在广泛意义上指的是，这部小说捍卫了个人面对世界发言的权利，哪怕这声音是微弱的，私密的，甚至是排斥的。从微观层面，它重申的是主体在虚构领域的霸权和中心位置，无论作者关心的是何种层面的问题，所有的经验都必须经由“主体”的重构。其次，这本是一个常识问题，并无多少玄奥和深刻的道理。只是因为近年来的长篇小说的整体颓势，它又重新成为一个不得不谈的问题。如果说，当代文学史曾发生过大规模的个人经验的消失和主体的退场，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那么21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中“主体的消逝”，却是一个主动撤退的结果。

在余华的《第七天》之后，“小说新闻化”已经成为当下长篇小说的顽疾。在《第七天》引起争议之后的两年，东西的《篡改的命》[6]在2015年的文坛上收获了诸多的赞誉。这是否意味着当代文坛已经默认小说确实需要社会新闻来拯救，而这并不会损毁小说这种文体的肌质，甚至会认为这是小说文体的新突破？

《篡改的命》共七章，每个章节都用了一个时下流行的词语作为标题，如“簈丝”“拼爹”等。这些词语清浅直白地宣示着每个章节的叙事内容与读者所熟知社会现象的对应关系，以及作者的价值取向与大众关于这些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同构关系。小说的内容也并不复杂：农民的后代汪长尺在高考录取时被官二代冒名顶替，命运从此被篡改。汪长尺的一生始终徘徊于社会的最底层，期间经历了迫于生计为富人子弟顶罪、工伤与“跳楼”式索赔、妻子卖淫等，最后他把孩子送给了一家有钱人，希望孩子的命运就此被“篡改”。无疑，这是一个控诉权力与资本掌控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的故事。在创作动机、故事内容、情感取向、价值判断等方面，我们都无法挑剔其无比正确的政治正确性。只是就一部小说的阅读反应而言，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地看到一个又一个社会新闻如何巧合而戏剧性地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如果说，《第七天》里设置了一个“鬼魂”来收集、讲述各类社会不公的新闻，那么《篡改的命》无非是设置了一个人物来充当这些事件的受害人。这两部小说分别代表了当下“小说新闻化”的两种典型。

作家迫不及待地把新闻素材加以戏剧化处理，迅速进入公共领域，无非是试图证明在各种媒介/话语相互竞争、多元共生的时代里，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话语，依然保持了它充沛、积极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关怀的品格。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家的道德追求和政治诉求确实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描述却掩盖了一些问题的实质。

首先，作家作为公民个体的社会政治参与，与以文学的形式参与历史进程和社会建构，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却终归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作家若为凸显自身的政治/道德诉求，而把小说处理成类似于新闻的同质性话语，他动摇的是文学本身的合法性，从写作伦理的角度而言，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的经验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日常经验范围之外，甚至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件会倒逼作家反省自己的想象力。然而这都不足以构成模糊“现实”与“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