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近代史论文

课序号 310004—0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期末论文

题目：论中国革命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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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评分表

毛泽东思想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毛泽东思想中无处不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要革命就必须有革命的理论，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近代中国80年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尽管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但是马列主义的传入和传播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批评和抛弃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革命家的智慧，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理论。

首先，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对待农民，是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就是农民。”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强调说：“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其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再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必须另辟新径。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开始了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毛泽东深刻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完整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工农武装割据，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基地，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毛泽东认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最后，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已经得到全党的认可，相反，在党内仍然盛行着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为此毛泽东批评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科学地论述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把落后的农村造成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的敌人，借以在长期的斗争中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强调农村斗争并不是忽视城市斗争，必须正确处理农村斗争和城市斗争的关系，使它们相

互配合，相互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不仅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而且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树立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光辉典范，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大贡献，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近年来，大批论文，论著多层次多角度地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笔者不惮简陋，对这条道路的开辟作一番史的考察，就教于大家。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为日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开辟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事。但任何历史现象的发生就其终极原因而言都具有发展的规定性。从社会性质来看，这条道路的开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革命的发展来看，它的开辟则又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国家中，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发动农民，马恩经典作家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尤其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战略思想，指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赢得胜利的关键①。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宁，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具体特点，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他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等著作中反复强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并与最广大的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领导农民打倒封建地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经典作家对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认识的理论指南。

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是深刻的，他们从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出发，研究农民运动的经验，充分论述了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李大钊指出：中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农民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而当时“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②再加上“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扰乱中国，以致内乱踵起，影响所及，日益扩大，其结果遂使中国全国的农民生活不安定，以急转直下的趋势，濒于破产的境遇”③。因此，反帝反封建是农民的一致呼声。恰如邓中夏所言，“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业群众”在革命运动中“是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预言：“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与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④邓中夏甚至明确指出：“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假设没有这种势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⑤。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有着杰出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农民运动，并在总结农民运动成败的基础上，在进行广泛而深入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