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性的善恶

谈人性的善恶

在中国哲学里，人性善恶争论不休，可谓平分秋色。代表人物是孟子持性善论，荀子持性恶论。而在西方，却没有这样的争论，因为西方社会在骨子里从来就不相信人性是善的。伊甸园的神话早就告诉我们，偷食禁果的亚当和夏娃被惩罚下凡间，有了一个沉重的肉身。这个肮脏的肉身让人始终葡匐在地面上，变得异常邪恶和自私。人一旦失去外在束缚就会作恶。这几乎成了外在社会的一致论调。所以西方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人的自觉和道德品质上，而是相信外在的束缚。他们不期待人做善事，而是想尽办法约束人不去做恶。正因为此，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才会如此深入人心。让权力互相制衡，彼此监督，就是防止作恶。

孟子认为，“性善”是人的天赋道德；该说的根据是“四端”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就是说，人的四种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仁、义、礼、智，是从恻隐、羞耻、辞让、是非四种天赋的“心”发端的，也可以说就是这四种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所以孟子得出结论说：“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同上）意思是这四种心或品质，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人生来就固有的，只是人们没有通过思考而发现它。孟子认为这四种心普遍存在于一切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同上）其中“恻隐之心”——即仁之端，是核心。孟子举例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个例子表明，善念的产生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而是恻隐之心的发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孟子的“性善论”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困境：既然人具有“善端”，具有善的本性，那么何以会有恶呢？如果没有恶的本性，不具恶端，恶又从何而来？孟子还说：“富岁之弟多赖，凶岁之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这简直就是用后天环境来谈论人性之善恶了，显然与他的“性善论”大相径庭。

“性善论”在理论上的不彻底，创造了否定自身的条件；荀子的“性恶论”终于起而代之。荀子认为，一般所谓“善”，是一切行为都符合道德规范，服从礼仪制度；所谓“恶”，是用心险恶，行为不正，犯上作乱，破坏统治秩序。这种“善”，在人性中是没有的，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自然地符合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相反，人生来就好利、嫉妒、喜声色，如果不加以克制，发展下去就会产生争夺、犯上、**，而仁义礼智等道德也就没有了。所以，事实上人生来就是“恶”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圣人、君主对臣民的教化，需要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去引导人们。如果像孟子讲的那样——人性本善，那还要君主、圣人及礼义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什么用呢？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为）也”（《性恶》）。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有“善”，那是人为的结果。他批判孟子没有把本性与人为两者区别开来，因此不能正确了解两者的关系，不能了解圣人、君子的重要作用。从总体上说，荀子的“性恶论”比孟子的“性善论”要圆通一些，但“性恶论”仍然存在自相矛盾的致命弱点：人性既然

是“恶”的——在人性这个内因中不具备“善”的成分，而制度规范等又是后天的，是外部强加给人的，是外因，那么，在缺乏内在根据的情况下，外因何以能够发生作用？或者说，人何以会有道德行为？何以能成为善？荀子的解释是，这是由于反面的要求，亦即本身缺少什么就需要什么，“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但是，从逻辑上说，所谓内在的反面要求，实际上就是善的要求，所以，荀子的“性恶论”无形中由性恶一元论发展为善恶二元论了。

其实，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不同的对善与恶的看法也有所不同有些事我们不能将它定义为绝对的善或恶人们做岀的那些被我们称作是善事或恶事的事其实大都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