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贫富差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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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贫富差距问题
贫富差距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可以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贫富差距就开始出现了。
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话,贫富差距成文问题或者受到关注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事情,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使得贫富差距开始成为问题。
在原始社会下,生产力发展缓慢,物质资料极其贫乏,人们关心的重点是自我保存。
因为没有一人都没有单独在大自然中生存的能力,所以氏族公社成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
在这一组织中,所有的生产资料是绝对平均分配的,而且往往妇女和婴幼儿会被优先考虑,这一社会组织下,虽然有氏族首领,但是他们在物质资料的占有方面没有任何优先的权利。
私有制的产生是贫富差距得以出现的前提。
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除了满足人们物质资料的基本需要之外,物质资料出现了剩余,随之就产生了阶级分化:处于统治阶级的是贵族,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是奴隶;在封建社会下前者是地主,后者是农民;资本主义社会下前者是资本家,后者是工人阶级。
工业社会的到来使得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家凭借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巨大优势,占有了大部分的物质资料,工人阶级所享受的待遇虽然得到了提高,但是其提高的程度远远小于在同等的条件下其创造的财富,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贫富差距达到了一个顶峰。
一、中国贫富差距现状
中国社会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社会。
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因此贫富差距也应该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不会很大。
但通过下属资料的展示,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
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基尼系数小于0.2,处于绝对平均状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出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97,2000年达到了0.417,而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计算,1995年这一系数就达到了0.45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调查认为,包括非法和非正常收入在内,1994年和1995年我国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11、0.517。
通常国际上将0.4作为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也就是说跨入新世纪的同时,我国贫富差距非常不均,已经
到了值得注意的阶段。
(自2001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过我国具体的基尼系数,联合国数据估测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将突破0.55。
)
在具体的行业和阶层内我们可以看出贫富差距的巨大痕迹:①我国各个阶层的收入呈“金字塔”型的分步,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明显加快。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人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了2007年的23倍。
2002年我国居民收入个人本币储蓄存款为8.69万亿元,其中50%为不足10%的人拥有。
②城乡差距逐渐拉大。
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800~1000美元阶段,其他国家城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一般只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1.5到1.7倍,而我国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2.20、2.71、2.90和3.11倍。
如果加上无法统计的城镇居民收入,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之比可能达到6比1。
(201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01元,同比名义增长13.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5875元,同比名义增长20.7%。
城乡绝对差距10426元,城乡收入比为2.77:1。
是自2002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比首次回落到3以内。
作者认为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受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较为严重,该数据不能表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由于城市化等因素,一些城市近郊的农民虽然有城镇户口,但其经济收入仍然很低。
)
③地区之间贫富差距显著。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差距在1978年分别为1.20:
1.09:1,1998年则提高到1.94:1.35:1。
相比较而言,东部发展最快,中部次之,西部发展速度最为缓慢。
④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1978年我国工资最高的行业与工资最低的行业之比是1.38:1,1998年则上升为
2.35:1。
一些垄断行业、新兴产业部门收入增长很快,而一些传统产业部门的职工收入增长就相对缓慢,到2002年收人最高行业为最低行业的6倍多,而且这种差距仍然在扩大。
(上述材料中提到的数据均引自杨富贵:《我国贫富差距现状、成因与对策》,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第16卷第3期)
二、贫富差距扩大的缘由
上述数据虽然已经略有过时,但还是能很好地体现贫富差距的严重性。
而且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当前社会贫富差距应该更为悬殊。
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贫富差距出现如此大的差距,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话题。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方面,工业社会的到来尤其是市场经济制度得以实现之后,贫富差距开始逐渐拉大,这是经济问题,是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源;另外一方面,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都采取了市场经
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在它们国内贫富差距却没有出现过大的以至于不可弥补的鸿沟。
,这是政治问题,是影响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贫富差距成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亚当斯密在他的成名之作《国富论》中提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着市场的运行。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自由竞争,在不受政府监控的情况下,大量的财富和资源会流向少数人的手里,但是处于激发工人阶级的工作效率的需要,资本家在获得利润的同时,工人阶级的待遇也得到了提升,但总体上来说,贫富差距按着阶级的分割线被划分开来,而且越来越大。
导致或者影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原因是政策的因素,及非市场经济体制的因素。
理论上来讲,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越发达,贫富差距应该越大,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高额的税收制度将贫富差距人为地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决定收入初次分配的因素是市场经济体制,充分的竞争条件下(垄断出现时也存在同样的情形),大量的资源被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而工人阶级总是处于被动;决定再次分配的因素则是非市场经济体体制的因素,基于此,萨缪尔森认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是混合型的经济制度。
一方面,他们采取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了那些较为贫穷的人(罗尔斯将其称为“最少受惠者”),另一方面,对于高收入阶层而言,高额的税款几乎占去了他们收入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
这样做的结果是:高收入阶层虽然收入高的离谱,但是其税后收入被削去了一大部分,低收入阶层虽然收入较低,但是加上政府的社会保障和救济也足以过上较为安逸的或者适合其阶层的生活方式。
上述政策得以实行的有两个前提:一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拥有较为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后盾,另一方面,其各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呈“纺锤体”型而非“金字塔”式。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到过,中产阶级崛起并获得了大多数的席位之后,政策的导向就由其左右,中场阶级天然地站在较低收入者的一边,而排斥较高收入者阶层,只有这样非市场经济制度才能有利于调节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中国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经过财富积累的过程,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使得我们面临着生产力发展起步慢的现实,为了快速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进入21世纪,虽然我国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仍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建立充分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为了维持稳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多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就不得不投放到经济
发达地区和城市地区。
这是一个不间断的循环,更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西部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被排除在这一循环体系中,被迫等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同时,既得利益者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围城。
中国的税收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和较低收入者阶层,而并非较高收入者阶层。
中国虽然标榜是人们当家作主的社会,但是真正享有统治权力的则是少数,换句话说,在现有的政策下,最有机会获利的是较高收入者阶层。
这些阶层,我们稍加考察就可以得出,他们控制着中国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并用国有企业的方式对一些关键的行业进行了垄断。
三、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的可能性方案
贫富差距只能缩小,不可能消除。
绝对的平等恰好是绝对的不平等。
面对当前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的现状,国家提出了很多解决的方法,而且有一些方法已经被证明是可行的。
如近些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的补贴力度,也提高了对农民生活补助的标准。
但是正如数据所显示,我国贫富差距仍然处于一个较为严峻的状态中。
小修小补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是其代价是将眼前的问题不断积累到了以后。
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的现状是一到难题,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因此,如何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地缩小贫富差距将是我们探讨的问题。
贫富差距悬殊的直接原因是“贫者太贫”,“富者太富”。
提高“贫者”的收入和待遇是解决贫富差距悬殊的对策之一。
一方面,国家应大力推行开拓农村市场。
开拓农村市场有是一个双赢的政策:首先,农村市场的开拓能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能促进其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生产模式的更新;在开拓农村市场的环节中,对农民的教育是必须的,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转变其固有的思维模式;其次,也能带动消费,提高农民生活水品。
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何解决“富者太富”的问题是一件更棘手的问题。
我们通常有这样的共识:让别人增长财富是别人乐意的事情,但让别人白白拿出自己的财富确是别人最不乐意的事情。
“贫者”如此,“富者”亦如此。
希腊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政府强行削减其人民的福利而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
所以,对于“富者”,直接削减其财富的方法是不明智的,至少在现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控制“富者”富裕的方式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方法之一。
因此,法律要监督,使较高收入者的收入被限制在正常的、合理的范围内,当然,税收政策也必须实行,并且应该提高其税率。
缩小贫富差距并不是要求过一种“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从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所谓平等,正如卢梭所言,这个名词绝不是指财富的程度应当绝对平等,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公民贫穷到出卖自己的地步。
每一个阶层能够依靠自己的收入过上自认为比较幸福的生活即可,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目前可能实现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