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及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及影响

摘要：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新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着他们的就业观,为企业、社会提出一道全新的命题。

关键词：过客边缘接纳融入

苏州是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发达城市，起步早，我们信阳地区的很多农民早在八九十年代就来到这一地带谋生，属于第一代农民工。如今他们的子女已经长大，大多数孩子中学读完后就来到这里，随他们的父母一起打工谋生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大学以来的几个假期我都在苏州吴江市打工，因为在我身边大多数都属于“新生代农民工”，所以对他们这一群体很熟悉。

一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次“民工潮”催生了第一、第二代农民工人群。中国的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从1978年开始大约经过四五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的问题。紧接着就出现了第一次卖粮难的问题，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有7000万公顷土地转产经济作物，这种调整刺激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了。

乡镇企业接纳一亿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第一次“民工潮”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的目的地，体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点。乡镇企业发展成为计划部门的有力竞争者，对计划部门形成冲击，局限于特定观念，改革没有珍惜难得的农村城市化的大好机会。1988年，出现大抢购，乃至于发生挤兑之后，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首当其冲影响的是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失去资金支持以后，90年代初期一度出现了不太景气的局面，接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此时恰逢南巡讲话后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1992年突然出现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第二次“民工潮”出现。第二次“民工潮”同第一次不同，这次的目的地是城市。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农民工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

大量农民工的进入，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上世纪末，伴随香港回归，港澳台制造业开始向广东大规模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使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这些因素都促使了第三次“民工潮” 的出现，而且，自此开始进城民工的数量持续稳定提高。流动农民工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目前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总数有1.2亿。

第三阶段的流动农民工群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们不再是暂居住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第三阶段的农民工所处社会环境也有了改观，人们开始认识到农民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认识到他们是现代化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旁观者等。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

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他们通过第一代农民工带回去的信息，对城市充满了向往，甚至有些“80后”本身就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上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对农村完全陌生。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看，他们完全离开了农村，成为与父辈相区别的城里人。但在另一方面，与城市的同龄孩子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80后”农民工，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这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态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太多的不同。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太多的不同。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

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对于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才发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因此，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

新生代农民工更期待未来的发展，大多数人有着自己创业的梦想，对未来的渴望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对未来的人生轨道也有一定的规划，但是往往因为喜欢享受，总是离自己的预期目标很远。

与第一代农民工求生存为主不同，学技术成为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大多希望有一技之长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56.9%的第二代农民工认为打工是为了多挣钱，但也有高达62.6%的人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

由于第二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他们对文化精神生活也有着强烈的需求，很多人认为看电视、看报纸都只是较低层次的精神需求，但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只能选择比较廉价的文化消费方式。调查显示，31.2%的人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56.2%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能组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

第二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调查中，第二代农民工对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时间，进行人性化管理非常满意，认为这样会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更大。

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务与青年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仍有27.4%的人希望一直呆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广东省青年干部学院青年研究所所长谭建光认为，这说明第二代农民工内心对城市的认同感和渴望融入的心理，他们希望参与城市种种公共活动，体现自己的价值。

五对政策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游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尴尬身份，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一个自然的过程，但目前的某些制度安排比如户籍制度等使其和城市产生了距离，因此，要使其被城市接纳，必须在破除一些制度障碍的同时，营造一种有利于其成长的城市文化。而就农村来说，要想使新生代农民工心系乡土，也必须完善农村文化体系建设。

当前，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试图推动农民工在输入地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工作。但是，输入地与输出地政策未接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较大、农民工收入涨幅滞后于保险金缴纳额度涨幅等因素，部分抵消了政策利好，一些农民工甚至将养老保险当作定期存款，在年底集体提取。多部门、各区域应摒弃小利益，站在宏观角度深层次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留城生活的保障需求，以实惠的举措落实中央精神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关键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重塑城乡文化氛围，让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让他们能够融入城市。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变农民消费为市民消费，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使农村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所以应该逐步让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住房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降低他们进城的门槛和成本。这就要求政府构建覆盖城乡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村居民享受与其他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从制度上保证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就业权利,建立起统一的、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努力消除农民工的身份限制。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农民工的身份限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小城镇享有同城市人一样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

其次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涉及面广、难度大，必须有法可依，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消除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