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奇同志推荐研读《交通肇事案：在民意与法理之间》和《民意与法理纠葛中的成都醉驾案判决》

齐奇同志推荐研读

《交通肇事案：在民意与法理之间》和《民意与法理纠葛中的成都醉驾案判决》按语：

8月2日，齐奇同志在解放日报《交通肇事案：在民意与法理之间》、东方早报《民意与法理纠葛中的成都醉驾案判决》的两篇报道上批示，要求送省高院院庭领导、中院院长参阅。他同时指出：杭州“飙车案”尘埃落定。彰显法治浙江，无私无畏。现将两篇报道予以转载。

交通肇事案：在民意与法理之间

2009-08-01 来源：解放日报

核心提示：在当下社会，兼顾民意民情是必要的。但情感和法律会有很多冲突的地方，一旦发生冲突，只能严格按照法律，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没有选择的。

●我们不能按照致人死亡的数量多少来考察行为人的主观，认为撞死人多了就是故意的，撞死人少就是过失。面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法律的理性是我们要过的第一关。

●在当下社会，兼顾民意民情是必要的。但情感和法律会有很多冲突的地方，一旦发生冲突，只能严格按照法律，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没有选择的。

●我们需要做的，是细化交通肇事罪，针对某些情况适当提高法定刑，并明确某些模糊地带。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将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事情混为一谈。

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本报实习生王华俊

嘉宾：刘宪权（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

主持人：因交通肇事罪，胡斌一审获刑三年，算是给这场震动全国的杭州飙车案暂时画上了句点。然而，争论却没有休止。有人说，胡斌被判轻了。眼下，那个更骇人听闻的南京醉驾案尚待判决。因此，对于这些案例的审视，不仅将影响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更将影响着驾车群体的行为规范。您怎么看？

刘宪权：每个个案不尽相同，因此难以作出准确评价。但对类似案件，我认为还是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理比较妥当。这里面有一些关键的问题需要我们厘清，首先是主观方面。很多人认为飙车撞人、醉酒驾车致人伤亡就是间接故意，这是一种误解。虽然人们常说“明知故犯”，认为既然明明知道还要做错事，那就是故意。但在法律层面，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都是针对结果而言，不是基于违规而论。任何的交通

肇事行为，都是故意违规，因为明知酒后不能驾车他驾车了，明知不应超速他超速了。但对违规后导致的后果，绝大多数主观上并不愿意产生这样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说驾车人故意要导致这样的后果。这种情况还是属于过失，应该按照交通肇事来惩罚。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确实本身就有意图，于是借酒发挥进行犯罪，对结果采取放任态度。对于这种主观故意的情况，完全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能按照致人死亡的数量多少来考察行为人的主观，认为撞死人多了就是故意的，撞死人少就是过失。要知道，过失也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面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法律的理性是我们要过的第一关。

主持人：油门踩刹之间，是一条条鲜活生命。但按照现行法律，交通肇事罪最高量刑7年。所以，以交通肇事罪处理还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决的讨论，是否也意味着对违规驾驶的处理已经到了转变的时候？

刘宪权：像南京醉驾事件，假如最后肇事司机因交通肇事罪被判7年，从老百姓的眼光来看：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只坐几年牢，这样的惩罚太轻。但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客观归罪、罪刑法定。犯罪和刑罚都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法律怎么规定就应该怎样处理，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现行法律规定判7年轻了，于是换一个罪作出判

决；也不能因为媒体重视、舆论聚焦，就超越现行法律框架。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残酷，但法律的原则不可动摇。

我的观点是：如果民众对一个基于法律的判决结果表示如此多的质疑，那说明，现行法律可能也到了适当调整的时候。但在此之前，我们不能随便将一些明明是过失的罪行按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其实这还涉及到，这么做现在可能是平息了一些声音，那么以前判决的那些案例呢？要知道，以前这种情况也有，只不过现在因为网络传播的关系，让更多的人知晓了事件的发生，并加入其中讨论。在立法尚未调整以前，司法领域不应该做任何的改变。因为，这可能又是另一种不公平。

主持人：如何规范驾车一族的行为，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除了道德呼唤，更多的还是靠法律去约束。那么是不是因为现行法律量刑过轻，所以才导致对交通肇事行为没有震慑力？

刘宪权：有些国家把酗酒造成的交通肇事行为单列出来，有些是纳入特定犯罪行为，还有的在法定刑中规定得比较重。相比较而言，我们的法定刑7年其实也不算轻，因为我国一般3年以下才算轻罪，国外更是6个月以下是轻罪。因此，这和老百姓的认知可能会有一些落差。因为民间有个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观念，认为撞死人和杀了人是一样的，其实不然，关键还是在于主观是否故意的认定。此外，

加上我们其他犯罪的法定刑量得比较重，所以才会有“7年判轻”的印象。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要注意：一是老百姓很多都是从情感角度出发，但是定罪量刑要从法律角度出发。在当下社会，兼顾民意民情是必要的。但情感和法律会有很多冲突的地方，一旦发生冲突，只能严格按照法律，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没有选择的。二是媒体。媒体应该反映百姓呼声，但是这绝不应该过度影响到司法独立，因为司法必须依照法律。在民情与法律产生冲突的时候，媒体推波助澜、过度渲染，是不妥当的。要相信法律，尊重司法独立，这在今天仍需要强调。

主持人：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惩治交通肇事行为，可能超越了当下的法律框架。但在未来，这是否应该是法律调整的方向？面对频频发生的交通安全事故，是否已经到了用重典的时候？

刘宪权：我不赞同，这等于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立法体系。如果将过失驾车的行为统统归并到以故意为前提的危害公

共安全罪中，那么等于是否定了行为过失存在的可能性，等于是换掉了归罪的前提，这会导致整个法律框架的混乱。这样的代价太高，也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需要做的，是细化交通肇事罪，针对某些情况适当提高法定刑，并明确某些模糊地带。交通肇事案最容易产生争议的，就是主观认定。所以，在以后我们可否尝试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