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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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作者:胡喜之郎
来源:《祖国》2019年第09期
关键词:文化交流; ;满汉文化; ;少数民族; ;清代
中国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正是由各民族文化共同交织而成的,清朝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其中浓墨重彩的靓丽一笔。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时间最长的全国性政权,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顶峰,其执政者的文化态度对后世影响最大。
满族发源于东北地区,之所以能够建立统一稳定的清王朝,与其对汉文化的包容、仰慕、吸收有著密切的关系。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在文化差异性的背景下不断发展的,碰撞与冲突是难免的,甚至会以血腥和野蛮的方式进行。
从文化差异性的角度来看,满族文化传统和汉文化传统有着显著区别,至少拥有尚武精神的游牧文化与汉族传统的农耕文化是冲突的,但是满族统治者为了统治和发展的需要,在保持满族文化的主体意识的同时,努力利用政治上的优势,吸收汉文化中的精髓。
满族文化既没有被动的完全同化(汉化),也没有像元朝那样直接破坏汉文化,而是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主动地学习、借鉴,融入到汉文化的发展中,促使满汉文化在一个相对和谐的前提下形成深层次的沟通与交流,最终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有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并和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满族也不例外。
满族早期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森林、草原、大河构成他们的生活环境,三千多年前是以游猎、捕鱼为生的少数民族,擅长骑射,骁勇善战,族名最早叫“萧慎”。
由于东北地区历来是各民族频繁往来之地,满族族名也随朝代更迭而更名,到了唐初叫“女真”。
11世纪,契丹族在东北崛起,建立辽国,女真族向契丹称臣。
公元1115年,女真族统一各部并把契丹统治者驱逐,建立金朝,国号“大金”,这是女真族的第一次崛起,文化得到长足发展。
从文化的起源来看,满族文化的基础是女真文化,从其表现特征上来看,包括了满语、骑射与服饰等内容。
1120年,北宋与金国结盟,不久灭了辽国,金国乘北宋空虚挥师南下。
几经周折,金国于1127年灭了北宋,控制了淮水以北的汉人区。
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
金国管辖原属北宋的汉人区,不但壮大了实力,而且第一次全方位接触汉文化长达百年,促进了满文化的发展,对传播中原汉文化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高丽国对金国“奉表称藩”,女真人与高丽人交往密切,积极汲取新的文化养分。
公元1234年,蒙古灭了大金,女真人受蒙古族的政治控制和文化影响。
历史上,女真与蒙古在政治上、文化上、血缘上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蒙古文化对他们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无论是国家制度统治体系的发展,还是官僚机构人员名称的使用,女真政权都效仿了蒙古。
元亡后,许多元降将和遗民留在东北,与女真部落交错而居,互通婚姻。
总之,女真人在兼并、迁徙、发展过程中,与多民族交往并接纳周边民族的成员,逐步吸收了汉、蒙古、朝鲜等民族文化精华,形成了独特的满族文化。
文化是维护自我、维护政权的重要基础,统治阶级没有强大的自信就没有大胆的开放。
在接触汉文化之初,在对待汉文化的政策上,女真人采取了疏远态度。
统治阶级在不同时期制定了限制学习汉语、改用汉姓、与汉人通婚等禁令,但主观愿望阻止不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女真统治者意识到一味的抵触汉文化,只会对本民族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时,便积极地转换态度,主动接触、接受汉文化中的可取之处,以此来巩固自身发展。
在民间,女真人为了生计经常来往于汉区,学习汉人技术,接触了解汉文化。
其中汉族封建社会的世界观对女真人的精神生活影响特别大,佛教就从汉区传入白山黑水,后来在统治者的推波助澜下,女真人纷纷从萨满教皈依佛门,导致植根于原始渔猎文化中的萨满教日益衰落。
女真人的民族英雄努尔哈赤二十五岁时起兵一统女真,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他采取的管理体制主要不是汉制,而是蒙古汗国的立国模式。
女真人还废弃了难学难写的女真文字,转而学习使用蒙古文字。
由于历史上的恩怨(比如起兵反明宣言所列“七大恨”),由于汉文化的“同化力”太强大了,为了避免满族文化重蹈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覆辙,努尔哈赤一开始对汉文化极度排斥甚至敌视。
但汉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悠久的历史,其影响力是客观存在的。
当汉族先进生产力带来的汉文化进入东北,其文明高度实在太强势了,其渗透力几乎无孔不入,从宫里雇佣的高级师傅到乡下打工的普通瓦匠,他们的思想、言行、技术、审美都彰显了汉文化的无穷魅力,让女真人无法抗拒,最终影响后金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族小说《三国演义》在女真部落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其“忠”“义”成为女真人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其政治军事谋略成为统帅制定国策和战略战术的重要参考。
女真人还把汉人的“关羽崇拜”移植过去作为信仰和礼俗。
而努尔哈赤不但本人精通汉语汉字,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聘请汉人师傅教授自己的子孙,其中学习最用功的就是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在满汉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大清政权日后适应汉族地区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奠定了基础。
文化的交融总是从消除文化的隔阂与偏见开始。
正规严格的汉文化教育,让皇太极不仅饱读经书、学富五斗,开阔了视野,而且深知满族文化水平、文明程度的巨大差距,激发了振兴民族的雄心。
皇太极具备了超越前辈的政治眼光和胸怀,他不甘心永远偏居东北,他清楚,只有入主中原,取明朝而代之,才能让民族富强。
而学习汉文化并不意味着民族的同化,汉文化中有很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内容,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封建文化,对于封建政权的发展传承有着重要的影响。
那么,向汉文化学习就是大势所趋。
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大清”后,以极大的勇气和非凡的见识,扭转其父亲以蒙古模式立国的方向,模仿明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
其中中央层面仿明朝官制建立六部两院,合称“八衙门”。
框架搭好后,人才是第一要务,皇太极大批起用汉族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是范文程和宁完我。
皇太极对范文程言听计从,经常召入宫中议事,两人一谈就是几个时辰;宁完我则建议皇太极以历代帝王为师,以汉族典籍为鉴,尽快推行新政,避免得了中原后手忙脚乱。
高人指点,皇太极一一采纳,足见其诚心。
皇太极还以开
科取士的方式,极力吸引各方面的汉族人才,充实到各种机构中。
同时,皇太极把统治区的汉人也当作子民,不再对他们采取压制的做法,还极力招徕汉人,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其中一个手段是满汉通婚。
为了拉拢汉人官将,皇太极甚至命令满族官员将女儿“门当户对”地许配给汉官为妻。
而后掌权者多尔衮在皇太极的基础上,也敢于任用汉族官员,“师汉制汉”,对大清顺利入关起到了重要作用。
皇太极注重满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融合,社会治理体系明显进步,民族关系得到缓和,但他没有忘记本民族的主体意识,“师汉”是为了“制汉”,不是为了汉化。
为了防止汉化,皇太极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极力维护满族文化的传统。
一是定族名为满洲,废除了诸申(女真)的旧号。
这是女真族正式改名为满洲族,或者说是满族(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开始,也标志着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意义重大。
二是强制统治区汉人“满化”,包括剃发和穿戴满人服饰、遵从满人风俗等,否则以“身在清国、心在异国(大明)”为由进行严厉处罚,他认为不这样无法使汉人臣服(此后历代清朝统治者都要求汉人一律剃發易服,让女真人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习俗方面逐步传播开来)。
三是授意专家创制了新满文,方便记录、交流和传播,满足满族人对外日益频繁的文字交往。
文字的形成与发展,使得民族文化的传承更加自觉,皇太极曾指示专人将汉文书籍翻译成满文,供满族人学习,促进了满文的发展与传承。
满文与传统的骑射、服饰等都成为满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对满族民族意识的强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说,民族意识尤为重要,民族意识是反映整个民族生存发展特点的群体意识,同样也是本民族成员对于自身发展特性的认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方面。
只有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使得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承、交流和光大。
皇太极的措施不仅仅对满族文化意识的强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促进了满汉文化交融和后金政权的发展,为满族人日后问鼎中原、统治全国,积累了雄厚的实力。
东北时期,只是满汉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开端,有矛盾也是局部的;多尔衮领清兵入关,标志着满汉文化的融合要经受持久的、大范围的考验。
满族建立清朝政权统一全国后,必然面临着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碰撞,在保持民族传统上表现最为强烈的手段就是让汉人剃发易服。
在整个清代,维护满族文化传统最具有代表性的行为就是民族发式的推广。
尽管“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政策引起激烈的民族矛盾,但大清历代统治者都绝不妥协。
此外还要求旗人在服装、姓氏、祭祀、丧葬等方面保持满族传统。
总体上看,清朝前期的皇帝都拥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
面对强大的汉文化,这或许是保留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的有效举措,彰显了满族的强悍和不屈精神。
但在治国的根本制度上已采用汉族封建统治制度,那么在保证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必然要接受汉文化中有利于统治的部分。
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许多理念,对于巩固封建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清代统治者接受了这些思想,并努力推广。
他们表现出的对孔子的尊崇程度,比起历代汉族封建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朝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接受过汉文化的学习,尤其到清中后期,统治者都是精通汉文化的,这与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系。
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大力倡导儒家文化,在社会心理的重塑与转变上积极主动地接受汉文化的影响。
他不但下令编撰儒家经典,还将《五经》《三国》翻译成满文赐予满洲官员学习,发扬儒家思想。
新一代满洲贵族,既敬佩祖先在马背上浴血奋战的武功,也非常仰慕封建帝王的“文治”,他们凭借特权地位和优厚家资,广为结交汉人名士,文化素养极速提高。
上层社会以不习汉书为耻,八旗人丁纷纷弃武习文。
而康熙生长于北京,对满族旧俗没有亲身感受,他一方面牢记祖训,重视保持民族尚武精神,另一方面十分尊崇传统儒家文化,立孔子为“万世师表”,积极学习儒家经典,充分接受汉文化的熏陶。
从那时起,满族上下逐渐接受了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三纲五常”甚至成为满族人的口头禅。
满汉两族逐渐有了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满族人甚至比汉人有更多封建的繁文缛节。
而乾隆认为,只有强化民族意识,维护民族个性,才能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
他认识到语言文字以及社会习俗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例如编写满文经书,修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将“国语骑射”作为根本国策等等。
他自己也坚持学习骑射、满语,注重在社会生活中保持满族的尚武传统。
乾隆对传播汉文化最大的贡献是编修《四库全书》,这部丛书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前后耗时近二十年,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约八亿字。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堪称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乾隆在位的60余年,是满汉文化交流融合发展最为重要的阶段,不仅有效保存了满族文化的特性,更促进了满汉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除了统治者的强烈要求,满族民间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是极为重视的。
清代统治区域较为广阔,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背景都存在着很多差异,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留守东北地区的满族民族意识相对要弱化一些,他们对流放到东北的大量汉族文人也非常包容,甚至膜拜。
而生活在其他地方的满族由于远离家乡,更加拥有浓厚的民族情结,他们渴望利用服饰、发型、风俗等载体将民族文化保留传承,作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但与汉文化交融是无法避免的。
从饮食习俗来看,满族传统饮食与中原汉族饮食习俗也在不断交融,最有名的莫过于满汉全席。
满汉全席拥有鲜明的二元文化特征,为如今各大菜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满族与汉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最典型表现。
经过清代三百年的交融,满族从明末的落后状态,一跃成为文化先进的民族。
在清代满族中不仅涌现出了数量众多的具有各种文化才能的人才,而且取得了令人惊叹的丰硕的文化成果。
如曹雪芹的《红楼梦》达到其他汉文小说难以企及的高峰,纳兰性德也不愧是清代屈指可数的诗词大家,还有其他诗人才华横溢,连西方人也惊呼这些以武功得天下的努尔哈赤子孙,竟然成了“中国诗人”!清代文化的发展繁荣,对其他民族文化尤其是汉族文化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不能不归功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取得大进步大发展,民族文化的大发展也是交流与融合的过程。
但是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在互相缺乏了解和尊重的情况下出现冲突是难免的。
保持满族意识与接受汉文化本身也是存在矛盾的,但清王朝在面对满汉文化差异的时候,采取与其他少数民族截然不同的态度,既没有完全吸收汉文化,也没有像元朝那样直接破坏汉文化,而是正视满汉文化之间的差异,促使满汉文化积极地交流融合,主动地吸收汉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同时保留许多满族的传统文化,体现出民族特色,从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气象万千、多彩多姿。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满族文化属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范畴,精华与糟粕共存。
而这段满汉文化的交融史给予了我们更好的启示,即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文化差异始终存在,无论是强硬的对撞还是直接的被同化,都对文化传承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只有通过相互激荡、交融,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才能使双方共同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来势汹涌的西方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努力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内涵,同时要时刻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更好地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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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