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苦难辉煌》有感

读《苦难辉煌》有感

摘录：

“1935年1月，当长征队伍一步步深入西南腹地、逼近遵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知道他们正在接近最终使他们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吗？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江一战又折损过半，已经积聚起了足够的量变，质变已势在必然。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去争取。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确不屈不挠。”（《苦难辉煌》第十章286页华艺出版社）

不知别人读了这些文字会怎样联想，我却是将它们与文革联系在一起了，且是觉得是那般的类同、贴切。

文革失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被中止了。

文革的失败和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尽管主流媒体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难掩实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多像当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江一战又折损过半，已经积聚起了足够的量变，质变已势在必然。”可不要忘记“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去争取。”

恕我直言。尽管主流媒体还在宣称是在从事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谁都知道，事物的性质是由它的主要方面的性质决定的。

当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中75%以上都已是私有经济占有和支撑了的时候，它还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吗？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点还没被公开抛弃吧？）里，工农已成为“弱势群体”时，它还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吗？如此的量变还没形成质变吗？邓的“不争论”是想连这样的事实也掩盖过去吧。指望社会的变革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迈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美国的经济最发达，但它不可能自然而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金将军说的对：“社会规律……的实现必须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去争取。”社会主义是不会自然生成的，它必须是人们自觉、自为的社会实践与文化结果。

“改革精英们”将文革和文革前说成一团“黑”，另一些人又把它讲成一片光明。其实如此讲都难自圆其说。

说“黑”，中国怎么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工业化过程，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就是在被称为“浩劫”、“经济濒临崩溃”的十年，国民经济平均增长也保持在9%以上（这是可查当年的统计年鉴以证明的）；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长到65岁，农村的卫生医疗体系被联合国相关组织称为典范呢，而且基本消灭了文盲。“改革精英们”抹黑那个时代是为了要掠夺国有资产——人民的财产！

说一片光明，那为什么还要搞“三反”、“五反”、“社教”、“四清”和“文革”？为什么会有农业合作化的争论？会有“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的对立等等？毛主席又为什么提出反修防修、培养共产

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又为什么在晚年下这样大的决心要搞文革。

真正要搞改革的是毛泽东！他是为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权利、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而改革。一句话：他是要建设一个全新的（不是仿苏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彻底打碎过去一切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模式（包括代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所以他支持农村合作化运动，坚持农村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反对一平二调，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所以他支持“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道路，让工人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监督干部，反对“马钢宪法”一长制（从刘少奇、邓××到“改革精英们”都推崇）的苏联模式。毛泽东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群众从参与身边的管理开始，逐步学会参与国家的管理，学会并同时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

这里我还要引用一段资料：“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的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士兵委员会的名称并不是井冈山的首创，在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中就存在，但那些部队仅仅从经济上保护士兵的利益。三湾改编推行的士

兵委员会，与其他部队以往的士兵委员会有根本区别，就是在部队基层以士兵委员会的方式实行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74-175页）

“1965年5月25日下午，在井冈山宾馆115房，毛泽东将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2001年9月2日孙玉衡口述）（《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76-177页）

由此可见，毛泽东从五四运动就坚持的民主主张，并没有因为他领导的党取得了政权就改变，而依然是要给人民管理国家的政治、民主权利。也因此，他对党组织当时存在的“提倡的是……，重视的是……，忽视的是……”这种偏废现状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不满与忧虑。或许，正是为了唤起群众的民主意识，为了使群众真正大规模地参与政治，毛

泽东才发动了文革运动，并将它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吧。而相形之下，那些妄自评论毛泽东的“改革精英们”的嘴脸，在显见于现实社会物质繁荣下的种种社会矛盾中，早已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真面目展现于世人面前了。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真的需要一次新时代的“遵义会议”来引发“质”的转变，而不是修修补补的改良；更需要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学习毛泽东坚持真理的不屈不挠，而不是争当“先富”。

读《苦难辉煌》有感（二）

摘录：

“1931年4月，……（日本）第二师团调来东北换防，板垣征四郎在该师团大队长以上干部集会上，讲了一段我们中国人今天也应该牢牢记住的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与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苦难辉煌》第155页）由此我想起一段事：数年前，单位的党委决定给每位员工发一本书，书名是《谁动了我的奶酪》。按党委书记在干部会上的介绍，这是本好书，发给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