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反映新兴势力要求的无神论思潮，主要表现为对天命的怀疑和重人事的的思想，在人与神的关系上，提出“先民后神”、“神依人而行”、“吉凶由人”、“天道远、人道迩”、“物生有两”等具有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命题。这种无神论思潮的出现，有力地冲击了唯心主义天命论和宗教神学，为春秋末期哲学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和战国时代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推动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天文观察家史墨、叔兴、著名工匠鲁班，名医医和，军事家孙武，以及管仲、子产、孔丘、范蠡、墨翟、老子等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哲学命题和范畴，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变法运动的开展，我国封建社会逐渐形成。这是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产力到自然科学技术，从阶级关系到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发生急剧动荡和变革的时代，也是我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在意识形态方面，继春秋时期的儒家、兵家、墨家和道家之后，战国时期有出现了法家、名家、纵横家、阴阳五行家和农家。他们围绕“天人”、“名实”、“礼法”、“动静”、“心性”、“同异”、“善恶”、“古今”、“道气”、“阴阳”、“形神”、“常变”、“王霸”、“义利”等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展开了辩论，并通过学派的分化、思潮的激荡促进了哲学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出现了很多学者和哲学家，如前期法家的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慎到等；道家的庄周、杨朱以及后来的黄老学派；儒家阵营中的子思、孟轲；名家的惠施、公孙龙、桓团；阴阳五行家的邹衍；百家争鸣总结者韩非、荀卿以及后期墨家、《易传》作者等等。按《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这些学者、学派及其哲学思想，“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蠡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弊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也。”这就是说，尽管当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持异说，纷繁复杂，但其会归，乃构成辉煌壮观的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大流，其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围绕天人关系所展开的关于世界统一性、规律性和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大辩论。

在这些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派别，也主要代表了要求打破传统观念束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激进派和企图维护旧制度旧观念的地主阶级的改良派之间的斗争。如果说西方哲学“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6页）的话，那末中国哲学在先秦哲学中同样也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阴阳说】中国古代关于天地万物的构成和发展的学说。阴阳泛指贯通于一切事物之中的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又互相统一的两种基本势力，以此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始的阴阳说开端于《易经》。《易经》试图用两个具有对立性质的原理（阳爻“—”和阴爻“—”）以及它们之间的排列组合来概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西周伯阳父用阴阳二气来解释地震的发生，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见《国语·周语上》）春秋末期的范蠡进一步发展了原始的阴阳说，认为阴阳交替，有其“恒制”，主张“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见《国语·越语下》），提出“阳至而阴，阴至而阳”的物极必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中亦有阴阳之说，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肯定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庄子发挥了老子的思想，提出“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天道》）和“一清一浊，阴阳调和”（《天运》）等说法。

战国后期，《易传》作者对古代阴阳说进行了一次总结，把阴阳两个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概括为宇宙间最根本的法则，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朴素辩证法命题。

此后，以邹衍位代表的阴阳五行家，把阴阳说与古代的“五行”说结合起来，使阴阳说披上了神秘主义外衣。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又将阴阳说纳入了宗教神学的谶纬迷信之中。

【五行说】中国古代关于世界万物起源及构成的学说。亦称“五材”。指水、火、金、土、木五种物质。周初已有五行思想，在《尚书》的许多篇中都提到“五行”这一名称。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先王以土为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把五行作为构成万物的五种物质元素，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另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宋国大夫子罕提出“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的思想，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都是自然生成，对人类有重大作用，缺一不可。

战国时代，“五行”说得到发展，并提出“相生”、“相克”的不同排列次序，一种是“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说，企图以此说明事物之间的统一关系；另一种是“水、火、金、木、土”的“五行相胜”说，企图说明事物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两种次序都是企图用五种物质元素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和解释事物之间的关系。战国末期，邹衍把原始的“五行”说“推而远之，深观阴阳消息”。把“阴阳”说和“五行”说揉和起来，并以此“论著始终五德之运”，推演出王朝兴衰，预告吉祥符运，建立起中国哲学史上的阴阳五行说，开始把五行思想引向神秘主义。

【伯阳父】西周末期人，周太史。周幽王二年（前780），泾、渭、洛三川流域发生大地震。伯阳父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见《国语·周语上》）这种以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解释自然现象的观点，有力地冲击了当时流行的天命神权论。但伯阳父认为：“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见《国语·周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