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述评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述评-大学语文论文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述评

摘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自问世以来影响巨大，争议不断，本文在对其作大致客观的描述和整合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得出一种中立的、较为合理的观点，即语言与思维（思想、逻辑、理性）至少不是平行时空下两条互不相交的直线，而是以一种至今还未明朗的关系紧紧交织在一起，语言并不仅仅是思维的附属工具，彼此间确实存在着相互影响。

关键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相对论语言思维

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前世今生

（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理论基础

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是普遍论，二是相对论。前者认为，尽管语言存在差别，思维却是普遍的和同一的，换句话说，语言的差异并不影响思维的一致性。后者认为，语言的差别导致思维的差异，因为思维受语言的影响。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逐步发展成当今的语言普遍论和语言相对论。

无论是语言普遍论还是语言相对论，其思想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史的初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们的思维受到风俗习惯（包括语言）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话语是思想符号，虽然不同文化的话语包括口头和书面话语都存在差异，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普遍的，如同语言所表达的事物是一致的和普遍的那样。到了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精神语言”。这种“精神语言”独立于任何语言外壳的思维内核之外。例如，神学家圣奥古斯

丁声称，概念名称超越所有语言，仅存于人们的大脑之中，并不通过说话而外现。13世纪英国哲学家罗杰·培根对上述两种观点都有过论述。他有一句经常为人引用的名言，充分表达了普遍论的观点：“所有语言基本上有一种一致的语法，虽然偶尔有些差异。”[1]然而，经过对古希腊语、古罗马语和希伯来语的比较研究，培根相信语言能表达说话人的文化特质。他发现，由于人们长期使用某些熟悉的词语，因此在他们心目中形成了与事物的真实相距甚远的理念。培根的这一发现，实际上是现代语言相对论的基本观点。

18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提出了“文化相对论”。维科认为，不同文化的成员对同样的人和事物看法是不同的，这就是当今语言相对论假设的雏形。[2]当该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提出一整套先验论的时候，欧洲一些哲学家从维科的文化相对论出发，批判康德的先验论，同时进一步发展了语言相对论的思想。例如，海曼指出，理智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产物，而是在语言指引下的一个能动的联想过程。这一时期为语言相对论假设的形成作出重大贡献的是赫伯。在他看来，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思想就不能思考，如果我们真的主要通过言词学会思考的话，那么语言必定为人类知识给出它的基本局限和轮廓。于是，他得出结论：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工具、内容和形式。赫伯还指出，语言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对世界的解读、经验以及主观意识间理解不断积累的历史。因此，每一个民族怎么思考就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就怎么思考。

但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影响最深的还是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洪堡特认为每种语言都是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个性体现，都展现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心理特征。个人更多的是通过语言形成世界观，词会借助自身附带的

意义而重新成为心灵的客观对象。由于在同一个民族中，影响语言的是同型的主观，所以世界上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造出语言，同时又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洪堡特受到康德认识论的影响，认为人具有一种接纳感受经验的先天能力，能将外界杂乱无章的东西编入一定的关系，纳进特定的秩序，赋予他们一定的形式。然而正因为有了这种形式，人们看世界就像生来戴着一副永远摘不掉的有色眼镜，眼中的万物很难再是本来的色彩。语言正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它介于人与自然之间，人通过语言认识把握客观世界，记录和积累人对世界方方面面的看法和理解。由于各民族在个性和心理特征方面的差异，各民族语言中蕴涵的世界观也就必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而且，“一个民族的言语是该民族的精神，而该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言语”[3]。民族精神的特点与其语言结构深深地相互渗透着，每种语言体系的差异最终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人对世界的认识受限于所使用的语言，持不同民族语言的人们永远拘囿于自己用来思维和交际的那种语言圈子中。（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主要内容

萨丕尔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中说：“语言强烈地制约着我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变化的一切思索。人类并非孤立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社会活动范围之中，而是深受那充当社会表达工具的特定语言的支配……事实是，‘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类社团的语言习惯之上的。没有两种语言会相似到能将它们看成是代表同一社会现实。不同社会所处的世界乃是不同的世界，而不是具有不同标志的同一世界。”[4]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两个观点：A.语言强烈地制约着人对世界的认识；B.

世界随着语言体系的不同而不同。

沃尔夫吸收了萨丕尔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思想，通过对大量印地安语言的研究得出结论：“我们的语言决定的思维世界不仅与我们的文化理想和文化宗旨相对应，而且它甚至还把我们真正的下意识行为也包括到它的影响范围之内，并赋予这些行为以某些典型的特征。”[5]不同的语言形式形成不同的言语社团的认知系统和意识背景，不同的系统和背景使各言语社团的世界观呈现出相对性。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语言制约着我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变化的思索。

语言学界通常把这些重要思想归纳为三个部分，如布朗将其一分为三：（1）语言A的结构不同于语言B的结构；（2）文化A与文化B的行为结构差异同语言A与语言B的结构差异有关联；（3）语言A的结构决定文化A的行为结构，依此类推。[6]这就是所谓的沃尔夫假说三段论：“语言结构差异论”、“语言文化相关论”和“语言决定论”。[7]这个三段论的后两段，即被布朗称作“弱式”的“相关论”和“强式”的“决定论”，实际上透视了假说本身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即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包括思维行为。萨丕尔和沃尔夫将着眼点放在语言的词法和句法上，通过它们的差异探讨人类群体行为结构的差异，与洪堡特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三）“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应用

华中师范大学郝建军和华中科技大学汤小兵参照沃尔夫假说，认为方言差异决定的思维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域歧视”现象的重要原因。[8]北京交通大学高晓娟分析了英汉语境下亲属称谓不同的分类认知及对亲属关系的不同理解并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