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_士人生存智慧与古典诗歌的两次高潮

《晋阳学刊》2000年第5期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
———士人生存智慧与古典诗歌的两次高潮
路云亭
(山西大学中文系,山西太原　030006)
摘　要:中国文学,最具阳刚精神文化倾向的有三个时期,即春秋战国、建安时代及初盛
唐,造成这种文化与诗歌现象的原因便是士人的普遍精神解放。

这种精神解放的背后又是以
人才制度的改良与优化为依托的。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士人的首次觉醒期,也是阳刚精神的
母体。

汉末建安继承了这种人文精神,并使之文学化、抒情化。

建安文学标志着中国士人生
存智慧的再度激活。

初盛唐则融合了春秋战国的尚力精神和建安时代的诗歌传统,建立了新
型的阳刚文化。

所不同的是,这种文化选择以完全的诗歌革命为形态,创立了古典诗歌的最
高人文典范。

关键词:建安风骨;盛唐气象;生存压迫;中华智慧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987(2000)0520045205
一
当代学人在考察盛唐诗的成就时,已经意识到了它和建安风骨的特殊关系,认为:盛唐诗歌一方面恢复了汉魏诗歌遒劲的风骨,加以发扬,表现出了新时代的雄浑有力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六朝以至初唐诗歌和谐的声律,而且更趋完美,发展了近体诗。

它溶合了前人诗歌刚柔二者之美,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发扬和创造,形成了文质彬彬的诗歌。

殷　称为“声律风骨始备”,是很正确的。

近人谈文史的往往认为唐代上承南北朝,其诗歌以溶合北方刚健、南方清丽见长。

如梁启超所说:“经过南北朝向百年民族的化学作用,到唐朝算是告一段落。

唐朝的文学用温柔敦厚的底子,加入许多慷慨悲歌的新成分。

不知不觉便产生出一种异彩来。

盛唐各大家为什么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呢?他们的价值在于能洗却南朝的铅华靡曼,参入伉爽直率,却又不是北朝粗犷的一路。

”[1]是不是南北文化的简单相加,魏晋风骨加上六朝靡丽就形成了唐诗,就能形成了盛唐气象呢?恐怕原因不是那么简单。

唐之前的汉代,也有过《诗经》的北方诗歌精神与南方的楚骚诗歌传统的,何以汉代却没有达到诗歌的鼎盛?又有学者认为唐诗之盛,不仅是南北文化的溶合,还是中外文明交汇的产物,如说“盛唐又是新文化交流的高潮期。

经济之繁荣、国威之强盛,在中国封建社会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领先的。

在统一、繁荣、强盛
的基础上,盛唐文化不仅兼容南北,而且贯通中外,具有博大闳放、灿烂辉煌的气象,保持着永恒的魅力。

”[2]这种说法比较接近盛唐诗风的本质原因了。

但是,对唐诗体现的雍容自由、洒脱不羁的人格取向的原因仍缺少令人信服的阐释。

我们知道盛唐诗风是由陈子昂介导汉魏风骨、风雅兴致开其先河的。

对此,有学者论到:“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陈子昂革新诗歌的主张与改革社会的理想自有其密切的联系,但他的成功之处恰恰在没有把诗歌的作用仅仅归结为美刺讽谕,而是提倡恢复建安文人的远大抱负和慷慨之气,这种兴寄内容已大大突破了批判现实的范围。

建安文人确有不少反映动乱现实的优秀之作,但在乱世建功立业,以求不朽声名,乃是建安兴寄的实质所在”。

[3]建安风骨产生的文化背景是乱离之世。

在这个时代,平头百姓呼唤英雄,建功立业需要的是血气之勇,权谋智术;格斗而不惜性命的冒险精神以及罗网天下志士、左右人心向背的铁腕。

邺下文人集团主调反映的就是这种精神。

他们崇尚武力,倡扬以新代旧,标榜英雄胆识。

这种风气也波及了文风。

《文心雕龙》释“风骨”一词为:“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重视为文为诗的“精”与“显”,其所指即是用字要少而分明,即便是一个简单的词汇也要富有强大的表现力。

不理解这一点,就无从解释曹操诗的“通脱”、“清峻”之气,也无从领略曹丕在特定历史时期提出的“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

在此之前,文学局限于从属政治,文学的功用不过是充当王者“观风俗,知厚薄”的参考材料而已。

邺下文人集团实质上也是个政治集团、英雄集团,他们中许多就是日后的统治者或叱咤风云的人物,统治者与诗至此成了对等的需求。

曹丕就意识到了文学可以摇荡人的情性,可以激发人的雄心与野性,甚至刺激王霸之气的强烈冲动。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把“风骨”喻为唯有食肉的猛禽的鹰隼才具有的体性,有“翰尽戾天”的志向,有“骨劲气猛”的能力,正是建安文学所折射的那个时代的精神风尚。

汉朝帝国衰落了,取代它的只会是另一个帝国。

这种新旧交替之际的大灾祸,大动乱,促使文人的心灵从“童子雕虫篆刻”的华丽辞赋中挣脱出来,摆脱羁绊,“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明晰之能。

”(《文心雕龙・明诗》)汉帝的堕落,一下子把众多心存伟志的士人推向了同一竞技场,在乱世中重新竞夺统一中原的精神权杖。

为此,英雄爱英雄,惺惺屠惺惺,就成了建安时代士人与英雄之间的主旋律。

曹操在《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中明确而言:“天有行之士,士必能进取,进取之士,不必能有行也。

”《举贤勿拘品行令》进一步提出:“负污辱之名,见关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集》)可见,建安时代人才竞争激烈的程度。

但是,建安时代毕竟不是理性主义时代,竞争的有失规范,竞争的血腥、野蛮,又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社会风气。

竞争时代消解了原先的既有法则理性观念行为被非理性的行为与意志所替代。

这便是创立一代文风的“建安风骨”之所以衍生存在的真正前提和基础。

二
“盛唐气象”一词最先是被南宋严羽提出的,《沧浪诗话・考证》载:“‘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语。

”又《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有:“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
后人一直是把“盛唐气象”当作一种文学的创作高度和文学的评论术语来看待的,而忽视了它的文化特性。

对此严羽的解释堕入了论证琐屑、联想纤细的路途,偏离了盛唐气象浑凝粗犷的实质,没能够把盛唐士人负天揭地、心雄万夫、捭阖纵横、决荡千里的辉煌气度彻底表现出来。

严羽以禅喻诗,气象本就不够博大,气量有失单薄,如许印芳《〈沧浪诗话〉跋》说他“犹病识量不足”,但他通过联类比照,超越三段论逻辑的论法,也多少接触到了盛唐气象的轮廓。

他在《诗评》中认为:“汉魏古诗,气象浑沌,”“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

把“汉魏古诗”与“建安之作”从“气象”这一概念联系起来,应是严羽的重大发现。

严羽用“盛唐人气象”这一提法将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巧妙联结起来,形成了一条新的价值评判原则。

问题在于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气象”一词。

有人注意到了“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差异,认为:“建安风骨在刚阳这一美的家族里,基本上属于‘劲健’一品,司空图在《诗品》中对‘劲健’是这样描述的:‘行神如空,行气如虹。

巫峡千寻,走动连风。

饮真茹强,蓄素守中。

喻彼行健,是谓存雄。

天地与立,神化攸同。

期之以实,御之以终。

’”[4]盛唐气象“在阳刚之美这个范畴里则偏于“雄浑”一品,司空图对它是这样描述的:‘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

具备万物,横绝太空。

荒荒油云,寥寥长风。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持之匪疆,来之无穷。

’”[5]把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划定为一组美学范畴的对比,虽然可以区别出其中的细小差异,但这种评论将两种文学现象中的人格因素掩盖了。

出现在五代以前的三次士阶层的解放思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第二次是建安时期,第三次是初盛唐。

士人解放的过程实际上是智慧拥有者登向权力高峰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前提是生存压迫。

春秋战国的要力拥有者之所以不惜金钱、地位、尊严招揽士人,其唯一的动机就是保全自己,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力求完成称霸大业,得士者行天下,得天下者得身家性命,得更多的利益。

这种“霸道”正是春秋战国七百年间的历史真实。

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哄抬士人价值、竞买最高智慧的高潮。

汉末的建安时代,士人再次摆脱了两汉用人制度的既有程序,重新回到了价值实现的非常道路。

所不同的是,这一种的人才竞争多少显得残酷了些。

曹操杀杨修,黄祖杀祢衡,反映出智慧阶层势力过大,与权力对峙与冲突状况。

隋以后,科举取士制度确定下来,建安以后沉积五百年的士阶层又一次找到了张扬个人价值的极好时机,而且,又遇上了隋以及初唐以来百余年的拓边战争。

于是,唐代士人在被推向权力阶层的同时,充当了拓边战争的吹鼓手。

边塞诗在唐代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普泛的。

尚武就是美,尚武精神体现崇高的意志,这是每个唐代士人,尤其是初盛唐士人无法逃避的心理认同。

后来的两宋与此不可同日而语。

北宋是积贫积弱,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南宋的诗人词人也做过许多战争题材的作品,都偏重于愤怒一派,没能把战争优美化、时尚化,转移成抽象的文化价值。

故而两宋不可能再现盛唐那样的“气象”。

三
由上可知士精神的重振,是盛唐气象以及建安风骨产生的根本原因。

如果把陈子昂的《修竹篇序》当作揭开盛唐气象序幕的宣言的话,那么,他的《登幽州台歌》则是先秦士阶
层复兴的内心独白。

卢藏用《陈氏别传》对此有可信的记述。

后世论者多以陈诗“深刻地体验到了生不逢时,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和悲哀,也更深刻地体会了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在困厄境遇中激愤不平的崇高感情。

”[6]诗中崇高的感情是有的,但以为此诗有“生不逢时”之叹和“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则未必。

细心比较,仍会发现,陈子昂对人才,或士阶层受压抑的不平之鸣与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甚至此鲍照的《拟行路难》都有不同之处。

阮籍诗借景的成分较多,抒情重在内心,表达隐晦,诗风黯弱;左思指斥门阀制度,钟嵘评其《咏史》为“得讽谕之致”。

《诗品》又说鲍照“才秀人微,取湮当代”。

同样是面对有志难抒的压抑,阮籍遁入了绝望与黯然,左思选择了控诉与哀怨,鲍照又走向激愤与逆反,都没有往前跨进一步,达到陈子昂的那种旷远与洒脱、开阔与悠远。

陈子昂也有伤感,但那是充满了希望又在希望破灭后的失落与警省。

因为陈子昂所处的时代不同于魏晋南北朝,士与君主的根本性隔阂已不存在,不像阮籍、左思、鲍照,表达的只是士与君主完全割断联系后的纯粹的孤独与绝望,乃至阴暗变态心理。

《登幽州台歌》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扫六朝同题材诗的诗风,深沉与健康、富有使命感的闳大气度成了初唐后期士阶层的精神写照。

盛唐气象现象的出现,原因诚然很多,如政治的开放、宗教的多元,中外文化的交流,南北文化的融汇等。

而士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和新兴的政治与人文力量的复兴当是更为直接的原因。

他们逼进、参与了权力中心,他们的精神状态成了主流社会风尚,他们的智慧成了热情与进取的同义词。

先秦乱世天下动荡、生灵涂炭,其负面意义不言而喻,但又帮助先秦士人找到了一个高度压抑的社会环境。

先秦士阶层在死亡与图存,英雄与草民的夹缝中间挣扎,终于得以激发灵感,创造了激扬风发、博大深闳的先秦文化。

建安时代则不然,汉室虽然衰微了,但刘汉正统仍是当时民众心理的认知。

在这个前提下,汉末士人的生存之道就比较狭小。

在这一时期,他们保持着忧患意识,由先秦的忧君变成了忧民,激发着他们激昂蹈厉的内在情愫,这就导致了他们的诗风突变,或低沉如《短歌行》,或激烈如《白马篇》、或哀鸣如《悲愤诗》,或感愤如《饮马长城窟》,大抵皆慷慨使气,指点江山,歌讴豪侠,畅抒胸襟,表现出了唯有建安时期始有的气骨与风力。

武人在唐代的地位很高,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李唐五朝原本起家于五胡杂处之地的太原,尚武之风一直得以倡扬。

“幽并游侠儿”,一直是唐代几代人颂扬的形象。

其二,唐代战事频仍,厌战情绪主要来自下层贫民出身的士兵,士阶层仍把征战边陲立军功当作荣身之途。

其三,唐代至则天朝设武举,武人有了投身政权的尚武风气,再加上士人有条件由庶民升入权力高峰。

经过隋和唐初的百余年演化,尚武渐酿成了士人的集体无意识。

从“四杰”到陈子昂,再由陈子昂到李白,诗变得不再服务于宣扬教化,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而成了新兴士阶层获取权力、参与战争的持久冲动。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盛唐气象形成,当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似乎一般的规律是,非理性时代能够创造新的人文格调又充满阳刚的社会风气。

总结这一非理性时代又需以理性的方法实现,这自然就进入了一个理性时代。

如建安时代刚过,就出现了刘勰,并提出了“建安风骨”的概念。

同样,盛唐气象进代过后,又出现了严羽,来总结“盛唐气象”。

严羽距盛唐虽已有400余年历史,但处在理性主义第二高潮的南宋,他对盛唐气象的认知是比较清晰透彻的。

理性和非理性
是互补的,理性时代所缺少的,正是非理性时代所具有的,反之亦然。

考察严羽和刘勰对非理性时代诗歌研究的动机,还不能避开两者所处的类似的地缘背景。

严羽所在的南宋和刘勰所处的齐梁很相似。

南宋以杭州为都,齐梁以南京为都,两者皆以江南大都会为首善之区。

其次,南宋只拥有半壁江山,齐梁也未能统一中原,二者只能依托江南温柔蕴藉的人文情调,在美学取向上偏重于风流自赏、粉黛铅华的温柔风格。

这就必然使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了强大的失落感。

他们面对的诗歌遗产前有建安风骨后有盛唐气象,这与江南一隅的纤细化、低弱化、琐屑化、隐私化以及静态化文化心理是格格不入的。

两宋文化心理的对立面正是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

刘勰发现的“风骨”和严羽发现的“气象”正是对两宋文化心理长期缺乏阳刚刺激状况的一种补偿。

其三,刘勰依据佛学理论的谨严方式论述齐梁前诗,严羽则以佛禅喻诗,从“妙悟”入手。

佛理对两人诗歌理论的渗透与影响是明显的和决定性的。

而佛学作为理性就刘勰、严羽来说,同样也是被视作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另一对的前提而存在的。

这也可以说明理性与非理性二者的消长与互补。

综上,春秋战国是中国士人获得最大限度解放的时代,建安时期又是士人的第二次觉醒期,初盛唐则是士阶层的最为规范统一的三度觉醒阶段。

三种士人解放,也是三种士人遭际生存压迫的结果。

春秋战国,士人为了一统天下,干预政治,始得以激发智慧。

汉末建安,士人跳出了既定藩篱,仍以更大的勇气与牺牲精神,迸发了极大的热情,使刚阳气概与自由精神达到了新的高度。

初盛唐,士人把国家的意志个人化了,唐帝国的强盛再度被士人感知与认同,终酿成空前的生存迷狂,产生了盛唐气象。

三种生存的压迫期,都驱动了士人的创造激情,创立了非凡的文化与文明,凝聚了伟大的中华智慧。

比较而言,春秋战国的智慧还较混沌,属于中华智慧的胚基与原型,其中有理性,也有非理性,有尚智,也有反智。

建安与初盛唐,则发展了这种原型与胚基中的非理性成份。

盛唐时代还应当看作是中国文化非理性思潮在古典时期量后的一次高潮。

中晚唐以降,此高潮迅速衰退,至宋,已完全为理性主义所替代。

然而,春秋战国文化,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符号了。

它们崇尚力量,反对内向与弱化了人格,勇于开拓未知,进一步探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联系,从而保存了中华民族健全刚毅的人格品位,这也正是古典哲学与诗歌智慧中血性与灵魂、勇气与元气、精神与价值之所在。

〔责任编辑　马斗全〕
[1]　王运熙《汉魏六朝良代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118页。

[2]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227页,第231页。

[3]　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4][5]　陈长义《建安骨风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载《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6期,第89页、
第92页。

[6]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