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200510--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铜方鼎笔谈_王世民

·68·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铜方鼎笔谈
编者按:保利艺术博物馆近期入藏的两件铜方鼎,即商代末期的方鼎和西周初期的荣仲方鼎,对历史文化研究有很大价值。

其资料在我刊发表后,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现特约请有关专家对这两件铜鼎撰写笔谈(以姓氏笔画为序),以促进学术研究和讨论。

王世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保利艺术博物馆新入藏的
方鼎,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

这件方鼎铭文提到的王出入地名“”,见于安阳后冈圆形祭祀坑出土的戍嗣
子鼎、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的宰
角,以及记
载武王克商史事的利簋;铭文提到殷代流行的祭名“彡(肜)日”,王名“文武帝乙”,又有明确的纪年“惟王廿祀又二”,因而被公认为帝辛二十二年制作之器。

这便为殷周之际青铜器的断代研究,又提供了1件难得的标准器。

关于商代晚期帝乙、帝辛时期青铜容器的形制,笔者曾与张亚初先生合作撰文,以自身表明年代的有铭铜器为基础,联系有关的若干器组和殷墟发掘单位,进行排比分析(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当时所举典型器中有3件方鼎,即小臣缶方鼎(故宫博物院藏,作器者见于五期卜辞,或称“侯缶”)、逦方鼎(或称“尹光方鼎”英国不列颠博物院藏,铭文提及“王征井方”)和方鼎(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

后来获知山西曲沃县曲村西周墓出土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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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铜方鼎笔谈
[1]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清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清王
运《尚书
大传补注》(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168～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杨宽《西周史》,第664～684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齐文心、王贵民《商西周
·2005年第10期
文物
文化志》,第391～3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钱玄《三礼通论》,第400～409页,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
(增订本),第113、168～170页,中华书局,1997
年;毛礼锐《虞夏商周学校传说初释》,《北京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4期。

陈久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保利艺术博物馆新收藏的荣仲鼎共有铭文48字,李学勤先生已做出初步考释,现将有关文字引载如下:“王作荣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

吉,庚寅,子加荣仲……己巳,荣仲速内伯侯子,……”意思是说:在十二月既生霸这个日期内,周王为荣仲建造了大学校。

在吉日庚寅这一天,子又嘉奖了荣仲;己巳这一天,荣仲召见了内伯侯的儿子,内伯的儿子又赏赐了白金。

故制作此鼎以作纪念。

这件方鼎所载金文的特点是,先载王,次载月序,次载月相,又次载吉和日期干支。

我们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编排西周金文历谱时,采用已故日本著名天文史家薮内清先生主张的一月二分说,上半月称白半月,即金文中的既生霸,下半月为黑半月,即金文中的既死霸。

白
半月的第一天为
日,黑半月的第一天为既
望。

日和既望,相当于定朔中的初三和十八。

但由于古历粗疏,日和既望都有前后两天的误差。

一月二分的历法,在印度古代有广泛的基础,可以上推到公元前一千纪以前,在宋代以前的中国藏历和傣历中,也已使用一月二分的历法,直至今日。

西周金文的记日方法,与现今傣历的记日方法完全一致,只是金文中有特殊的记日名称初吉、吉日、月吉等,此器则写作吉。

李学勤先生在《夏商周年代学札记》中曾撰《月吉、初吉、既吉》一文。

引用了许多汉代文献学家的说法吉就是朔,并引用许多春秋文献记载为证。

对于吉日、吉月就是朔的结论,我们并不表示不同意见。

当然,韩愈《论语笔解》、王引之《经义述闻》中指出,“上旬凡十日,其善者皆可谓之初吉,非必朔日也”。

李先生也承认,就金文历谱而言,一定会有大量金文初吉,是排不进朔日范围的,故李先生较为赞同初吉为既吉说。

即金文中初吉后面相接的干支,为吉日即朔日以后的某天。

这一说法,与川大彭裕商教授所主张的,西周历法中月相专名日的干支,必在专名之前。

金文中干支在专名之后,实为专名日期之后的某日,中间当有省文。

就如汉以后所载:“某某朔,某人于某日干某事”一样,只是金文中省掉“某某朔”3字。

但据彭先生的省略解释,初吉仍不能与朔相当。

我们仍然很难想像,初吉只是朔日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而绝没有“第一个善日”的含义。

荣仲鼎的铭文,用李先生的话说,两个月相名词同时出现在一个干支日的前面,这是以往从未见到过的表述方式,所以对弄清西周历法的真貌有重要价值,值得研究。

我个人认为,荣仲鼎铭文吉字在生霸后,是吉不能释为朔的直接证据。

按记日顺序,若吉为朔,当写为××月,××吉,生霸,××日。

而决不会写成××月,生霸××日,××朔。

生霸就是既生霸,它的第一天为定朔的初三日前后,所以,吉日如果是朔(初一),按传统的表示方式,它一定要排在生霸前,而不是相反。

我们认为,西周中晚期可能已使用朔。

但西周历法中常用专有名词,又是从西周早期沿用下来的。

在改用以朔为初一之前,是以
日即初见新月之日为初一。

荣仲鼎的记日方式表明,庚寅这个吉日,只可能在既生霸的第一天即
日,当然也可能在
日之后。

汉代人所说的月吉为朔,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的观念只是依春秋以后的历法为据,不能作为西周历法的证据。

张培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依据纪年铜器的月相纪日研究西周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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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只有弄清纪年铜器的王世、西周历法和月相词语的含义作用这三方面的问题才有可能。

夏商周断代工程最大的突破是将克商的年代范围缩小到在三四十年的时段以内,可能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但是笔者对此却深信不疑。

因为它有如下依据:斯时确凿的天象观测记录(如宾组五次月食卜辞),“五星聚房”这后世学者无法推算和伪造的天象,古本《竹书纪年》西周总年的记载,历代577位国君帝王在位的概率统计以及碳十四常规和A M S测年所得的数值。

笔者认为,武王克商的年代应为公元前1025年±10年,不会超出前1025±20年。

可是,研究西周年代的铜器专家得出的武王克商之年都偏早。

关键的问题,一是对月相词语的理解值得商榷,二是成王、穆王、厉王可能没有传统所说的那么长,并有许多宣王的铜器放到厉王去了。

荣仲方鼎铭文的纪时或许对月相词语的理解会有所帮助。

荣仲方鼎的纪时记载为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己巳……昭王静方鼎有“月既望”,此处“月生霸”与此类似,单书“生霸”,不仅铜器,文献中亦较罕见。

“吉”,在这里只能做纪时语词,似很难做其他解释;“生霸”、“吉”连书,似也仅此一见。

己巳距庚寅39天,不同月,既未书月,又无月相。

这三点是荣仲方鼎纪时比较特殊的地方。

当然,“在十月又二(月)”的纪月方式,西周纪年铜器中也不多见。

荣仲方鼎是西周早期器。

结合其他早期器,将它们与文献,如《召诰》、《世俘》、《顾命》等对照,可得出如下几点: (1)月相都是定点的,但通过“越×日”可指称一个时段。

“生霸”和“死霸”、“既望”可分别指称上下半个月,“”可指称全月。

但似未发现一例铜器纪时中有“××(干支)月相越×日”的用法。

铭文的纪时与文献不同,文字可能更精练一点,“月相××”应理解为“月相,××”,“越×日”省略。

月相定点说,认为“月相××”是指该月相出现的那一天的看法是困难的,因为铜器月相纪日中否定的事例太多了。

(2)如果古文《毕命》可信,那么可知到康王前半期,仍用月“”纪日。

在康王、昭王铜器中才出现“初吉”(班簋、御正卫簋、耳尊等等),有可能西周至此已发展到以朔为月首的推步历法阶段。

或许此后,“初吉”取代了月“
”纪日的作用。

即“吉”、“初吉”是定点,或指朔月。

但与月“”纪日类似,“初吉”在金文中可指称全月。

(3)武王成王铜器纪时比较简单,利簋、天亡簋、何尊、德方鼎等都无月相记载[或许保卣、保尊(乙卯……在二月既望)为成王器有月相]。

康昭推步历法以后,铜器铭文的纪时月相记载反而多了起来。

有点像刚开始采用公历时期而民间纪时多为公历中历并用的情况。

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因为武成铜器发现不多的缘故。

(4)方鼎纪时中,己巳距庚寅39天,不同月,既未书月、又无月相。

由此可知,静簋两个“初吉”的“不协”,召尊、召卣与令簋月相历日的“不接”,实际上或许都是不存在的。

其他类似的情况包括晋侯苏钟的历日、“既死霸”、“既望”,另外还有四十二、四十三年鼎的历日等等,也是如此。

最好是不要改字,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首先检查自己的思路和体系。

采用不同年和加闰月的方法来解释,似也不可取。

(5)这里“生霸,吉”连用,“吉”指朔日,是指十二月的第一天。

“生霸”可指称上半月。

可能推步历法初期,“吉”、“吉月”、“月吉”、“初吉”(包括《诗·小雅·小明》)等都指朔日。

后来“吉”、“吉月”、“月吉”等就成为朔月的专称。

(6)西周200多年,历法是有发展的。

康王昭王推步历法以后,月相只起配合纪日的辅助作用。

大量东周铜器甚至到春秋晚期,还可见到不少“初吉”、“既生霸”等月相纪日。

但在《春秋经》中,自公元前8世纪起,200多年的纪事中,却无一例“初吉”、“既生霸”、“既死霸”、“既望”的月相记载。

春秋时期鲁国历法步朔相当精确,可见其时历法进步的一斑。

由此推知,西周中晚期应已有相当成熟的推步历法。

因此,只起配合辅助作用的月相纪日,可能比较简略也不够严密规整。

主要依据纪年铜器的月相纪日合历研究西周年代的学者,恐怕要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

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铜方鼎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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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
罗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保利艺术博物馆新入藏的荣仲方鼎铭文中,有“生霸”一语,为前所未见,对它的认识可以从既望和望的关系中得到启示。

既望之“既”,今人多从他训“己”出发,解释该月相应从观测到圆月后的第二天起算,甚至认为此说可成定论。

但古人并不如此解释,如既望,《汉书·律历志》引《世经》:“(周公七年)是岁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后六日得乙未,故《召诰》曰`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

”《尚书·召诰》“二月既望”,孔氏传:“周公摄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纪之。

”都认为“既望”就是“望”。

今人也有同样的看法,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说“以月之十五为望,毫无可疑。

但`既'字有二义,一训已,一训尽”,既望之“`既'乃月满之满”;薮内清《关于殷历的两三个问题》也认为“既望的用法与既生霸、既死霸相同,即`既'字是表示一种已经达到完满的状态,而带有加强语气作用的用语”。

此说是有道理的。

且不说作为纪日法的基点,不选择标志鲜明的满月,而取其次日违背常理,就从文字来看,既,一训“已也”,它可以表示两个意思:已经处于某种状态和已经结束某种状态,《周礼·春官·司干》有“祭祀,舞者既陈,则授舞器,既舞,则受之”。

郑氏注:既,已也。

后一个“既”表示“舞”的行为状态结束。

前一个“既”,孙诒让《周礼正义》疏有“谓合乐后兴舞之时,陈列于舞位也”,“陈”这种行为状态
还在延续的过程中。

而这种用法在较早的文献中是常见的,如《诗·周南·汝坟》:“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国语·周语》“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三书的郑氏笺、孔氏传、韦昭注均作“既,已也”。

分别表示已经处于“见”、“睦”、“为”的行为状态中。

因此,既望可以理解为已经处于日月相望
的状态。

既又训“尽也”,《国语·周语下》“薮泽肆既”,韦昭注:“既,尽也。

”《春秋》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公羊传》“既者何,尽也”。

何休注:“光明灭尽也。

”既,都表示
达到某种顶点的状态。

所以,既望要从望的第二天算起尚难成为定论。

既望就是指望,那么,生霸与既生霸所指也应是同一月相。

联系日本出光美术馆藏静鼎“……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周原甲骨“隹十月既死(下残,或释为“既死◆”),亡咎”(H11∶55)、《周易》爻辞“归妹”六五“月几望,吉”,此方鼎铭文可读为“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

吉,非为月相,当指该月生霸之日为吉日。

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保利艺术博物馆近期入藏的2件方鼎,内容重要。

限于篇幅,我们只打算扼要地讨论一下晚商铜器鼎在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等方面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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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铜方鼎笔谈
[1]郭沫若《卜辞通纂》39片考释,科学出版社,1983年。

[2]
李学勤《李学勤集》第191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3]
《乙》4046拓本“殷”字清晰可辨。

[4]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第1页,中华书局,1992年。

[5]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

[6]
李学勤《作册般铜鼋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5第1期。

[7]李学勤《帝辛元至十一祀祀谱的补充与检验》,《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230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彭裕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方鼎[1]铭文有“文武帝乙”,是帝辛时的
标准器。

此器铭文有两点很重要。

一是有完整的周祭资料,为帝辛廿二祀五月乙未肜帝乙,经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关专家研究,合于帝辛周祭祀谱。

以前有学者认为周祭止于康丁[2]
,此器的发现,补充了材料的不足,说明了帝辛时的周祭已到帝乙。

二是此器提到的地名“
”,见
于商末戍嗣鼎、周初利簋等铜器,以前学者释为“管”,认为在郑州。

利簋出土,学者已有疑之者。

今此器记载商王自往祭帝乙,当日又返
入于
,则
当在殷墟地区而不在郑州是可以
确定的了。

荣仲方鼎也很重要。

该器素面,平直扉棱,与此近同的,有1986年长安张家坡M 284出的丰大母方鼎[3]。

后者同出还有一簋,
口下饰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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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10期
文物
Pen Conversation about Two Bronze Q uadri p od Din g s Collected b y Pol y Art Museum
Wan g Shimin and Others
Two bronze Quadripod Dings (named Ban which is dated back to the late Shang Dynasty and Ron g zhon g which belon g s to the earl y Western Zhou )wer e collected b y Pol y Art Museum recentl y .The y are of great value to histor y and cultur e r esearch .The academic circle paid a close attention to them after cor -relative data was p ublished in our ma g azine .To p romote academic resear ch and discussion ,we invited ex -p erts in this ar ea to write commentar ies on the two bronze Din g s .
纹,垂珥作小钩形,器形纹饰均有昭王时特色。

二器同铭7字,字体近同昭王时的作册析器和令器。

可见丰大母二器年代应属昭王。

此外,传世昭王时的中方鼎,也是素面平直扉棱。

荣仲方鼎字体较早,其记月方式“十月又二月”,同于周初我方鼎的“十月又一月”,李学勤先生认为其年代大致当康王时期,总之,以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其年代应不出康昭二世。

该器所记月相甚为特别,作“生霸吉”,这是以往器铭中从未见过的。

关于月相,传世文献有较多记载,周初文献已有“哉生霸”(《康诰》、《顾命》)、“既望”(《召诰》)等。

但金文所见,主要有4种: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晋侯苏钟的“旁死霸”仅一见。

以年代而论,四者中最早见的是“既望”,见于成王时的保卣。

其次是“初吉”,见于康昭时的耳尊、鼎等。

“既生霸”、“既死霸”只见昭穆以后的器铭。

荣仲方鼎时属康昭,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生霸死霸的金文材料。

由此推测,其所记月相作“生霸吉”,有可能是早期的形式,当然,这还需要以后有更多的材料来证实。

此器值得注意的还有荣仲的族属问题。

文献记载荣氏与周同姓,则当为周民族。

《路史·高辛纪下》、《尚史·地理志下》均记载荣为姬姓之国,《书序》:“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

”《论语·泰伯》说武王有“乱臣十人”,自汉儒马融以来即将“荣公”列入10人之中。

但此器的荣仲,却有不少商族的特点:一是称其父为“父丁”,大家知道以干支作为庙号,是商人的特征;二是铭文记月方式作“十月又二月”,同于我方鼎,后者是迁往洛邑的殷遗所作;三是铭末有“史”字族徽,族徽也是殷人器铭常见的。

由此看来,此荣仲应属商代遗族。

传世还有荣子旅器若干件,其父祖称谓为“祖乙”、“父戊”,也应该是商代遗族,与此荣仲的族属相同,而不是与周同姓的荣氏。

[1]“”字从李学勤先生释。

[2]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