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谁见缥缈孤鸿影,唯感。。。。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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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滑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器,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一盏香茗,悠然。一曲广陵,淡然。满室微苦的氤氲里,挥之不去的是那抹淡定的背影:粗布麻衣,终掩不尽儒生的风流;骨骼匀停,却流露出赤子的真纯;红尘辗转,亦隐亦仕欲忘何曾忘;漂泊半生,君君臣臣不老江湖梦。

东坡,一个千年的传奇。在他的身上,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让人不自禁地想要靠近他,知道他,了解他。但又总是与人群保持着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即使能够无限接近,也仅止于接近。我们从来不曾真正看透东坡——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这样写道: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

东坡的一生,始终游走在入世(儒)、出世(道)和遗世(释)之间。那些原本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却让他演绎出了理所当然、浑然天成的意味。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东坡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

“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至于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林语堂/著,张振玉/译,《苏东坡传》,P9原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

拂袖间的沉思,茶是青的,水是清的。耳边萦绕的,是那早已远去的歌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如此悠远,又这般迫近,仿佛绽雪的梅辧,淡淡的,却又浓得化不开。淡和浓,都只为那飘忽的暗香。若有似无,所以淡;挥之不去,所以浓。然而,淡和浓又都湮没于虚无——寒梅如雪,凝雪如梅。天地之间,只是白茫茫的一片,沧桑,却无痕。

于是明白,何谓“大象无形”,何谓“大音希声”。

(一)

东坡的文字中自有一种风骨,超尘却不脱俗。正是因着这样一种风骨,他的文字才拥有了最为广博的吸引力——无论是布衣,还是名士,无论是同代的人,还是后世的人,都能在其中品茗出属于自己的味道——这种味道不拘一格,却是一般的刻骨铭心。只要尝过一次,一辈子就再难戒掉了。

东坡曾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寥寥数语,不仅概括了他的为文之道,更流露出他骨子里的道家气质。率性而为,随意挥洒,即便因此注定了半生的流转,亦是不悔。

然而,东坡兼具一颗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之心。于是,为了他的“天下”,他又必然要走进万丈红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东坡的“天下”,远不止于庙堂之上的君君臣臣,而是囊括了所有红尘行走的人。他曾这样评价自己:“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名士,东坡既怀有一颗纯粹的出尘之心,又怀有一颗纯粹的入世之心。也因此,他的出尘之心和入世之心都是不完全的。随之而来的便是有生之年难以排遣的孤独: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鸿”,是出尘的东坡;“人”,是入世的东坡。游走在出尘和入世之间,亦人亦鸿,非人非鸿。如果能够世事不管,山野间便会多一个恬然隐士;如果不曾眺望江湖,浊世中便会少一声慨然长叹。然而,没有如果,东坡的一生,虽知无用,而终不能忘情——无论是出尘之心,还是入世之心。于是,隐士笑他“痴”,儒生忌他“狂”,注定了他群体性的不予接受,甚至排斥驱逐。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万丈红尘,吾谁与归?”这是东坡一生的自省与自问。他不曾放弃自己的坚持,便只能在喧嚣中啜饮孤独。当孤独日深,难以派遣的时候,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

四十岁之后,他开始研习佛教,且颇有所得。他认为,从感官解脱出来之后,真正体会到真理,或上帝,或世界的灵魂,不是在于看到什么,而是在于一无所见。他在给子由的信中写道: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固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师只有除翳药,何曾有求明药。明若可求,即还是翳……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儿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谓猫狗已入佛地……”(林语堂/著,张振玉/译,《苏东坡传》,P204,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

在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中,有这样两句话恰到好处地诠释了东坡的品性:

“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

“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固也不能为醉汉。”

(二)

东坡的出尘之心和入世之心与生俱来,宛如静水流深。他并非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因仕途失意才不得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自始至终,他都在红尘的边缘,流浪,放逐,徘徊。

二十岁上,正值年少轻狂,当东坡在守孝过后首次晋京致仕时,在长江边留下了这样一番心思:

“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徘徊得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桎梏镣铐的枷锁,是否值得?”(林语堂/著,张振玉/译,《苏东坡传》,P45,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

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出尘,或者入世,东坡从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思量。然而,这一次,他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时正是仁宗皇帝当政时期,这位北宋历史上最好的皇帝,让东坡看到了兼济天下的可能和希望。仁宗对苏氏兄弟颇为器重,他曾经这样评价东坡和子由:“今天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了两个宰相。”

个人以为,早年东坡对入世的执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份知遇之恩的影响。熙宁四年(1072年)东破携眷离京后,度过了他一生当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其间,他做诗甚多,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所感尽情歌唱出来。正是:

猿吟鹤唳本无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东坡兄弟二人曾在颍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其中有句为:

眼看时事力难任,

贪恋君恩退未能。

上句很有儒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味;而下句则道出了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是因为感怀君恩,更是为了报偿君恩。那么,这里的“君”指的是哪一位皇帝呢?这时,东坡已经历了北宋的三任皇帝——仁宗,英宗和哲宗。英宗在位时间极短,与东坡并没有太多的交集。哲宗心地善良却野心勃勃:他对新法的盲目推崇,导致“小人”当权,民不聊生;他对佞臣的偏听偏信,使得御使台形同虚设,忠良饮恨蒙冤。这样的皇帝,是让人“退”意横生的,几乎所有仁宗在位年间的名臣儒吏都离开了——欧阳修,司马光,张方平,富弼,范镇,韩琦——这些名字见证了北宋的恢宏,却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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